选自《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有删改。

张震(1914—2015年)，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营长。红十团是光华铺阻击战的先锋和主力。

1934年10月17日，我们从于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苏区的父老兄弟姐妹含着眼泪，热情相送，嘱咐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场面十分感人，至今历历在目。

中央红军采用大搬家的形式，征用大批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抬着笨重的机器，拉成长队，艰难地向湘南前进。广东军阀陈济棠按蒋介石的命令，以桃江为屏障，构筑了封锁线。当红军进人陈济棠的防区时，遭到其手下部队的攻击，战斗很激烈。

我们十团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我四师以十一团为前卫，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越过我们，准备到十一团去，刚离开我们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了。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他牺牲后，四师师长由张宗逊接任。洪超同志是我们三军团很年轻的师长，牺牲时才25岁。我们一共见过三次面，他英勇果敢，待人和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60年代，我曾给他的家人写信，说明其牺牲的经过，证明他的革命历史。

从我参加红军到长征开始，4年多时间里，我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等四位师长壮烈牺牲，倒下去的红军战士更是成千上万。是无数先烈用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每念及此，心情就无法平静!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一定要把先烈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他们的崇高理想。

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我因患疟疾，伤口又未痊愈，每天发高烧，不能走路，一连坐了几天担架。伤口稍有好转，就下来步行，跟着部队通过了民党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便调集各路“追剿”军，共25个师约30万人，前堵后追，并利用湘江作为屏障，在江边修筑碉堡，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潇水以西地区。中央红军如能轻装快速前进，还有希望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全部渡过湘江。不幸的是，红军仍带着沉重的辎重，坛坛罐罐的什么都带，在崎岖的五岭山间小道上缓慢行进，有时一天只走20多里。这就使敌主力薛岳、吴奇伟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们则错过了时机，进入数十万敌军预设的伏击圈。幸亏桂系军阀因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其腹地，使蒋介石有借口派兵进入广西，便下令将兴安、全州的堵截部队主力撤到龙虎关、恭城一线，加强桂林方面的防御。这样，敌在湘江的防线就露出了一段空隙，给我军可乘之机。

11月25日，我师奉命向敌湘江防线界首段前进，抢占这一要点。十团是前卫团，三营是前卫营。这时，我又回到三营任营长。27日，我营到达湘江岸边，次日渡江进至界首，驱逐了反动民团，并掩护我军战土于当日16时架设了浮桥。沈述清团长渡江后，命令我将部队部署在光华铺一带，向兴安方向警戒，从南面坚决阻住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光华铺地勢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林)全(州)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封锁公路及其两侧，我将七连部署在公路东侧的一座小山上，配了两挺机枪;九连部署在公路西侧的小树林中，也配了两挺机枪;八连为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营部设在大路旁的一座破庙内。

29日深夜，我营对面发现了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行动。我即令加强前沿警戒，同时将情况报告了团长。沈团长认为，湘江边是一个空隙，遂令一营部队进至江边防御。果然，敌军利用我防御接合部正在逐步渗入，双方在夜晚黑暗中接火，展开混战。从俘虏口中査明，敌军是桂军第七军独立团和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部。我当即派八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

一般来说，国民党各地方军阀与蒋介石有矛盾，往往会采取保存实力、保守地盘的做法。但国民党桂系部队见我军行动迟缓，行军长达200余里、再加上北边的“追剿”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全州，并于29日向我坚守脚山铺的红一军团二师发起猛烈进攻，为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出积极“剿共”的姿态，便由桂林迅速北上，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封闭湘江，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七、十五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能否坚守住光华铺，关系着中央、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过湘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一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宗美代理十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便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七连连长谢兴福在上午的战斗中负了伤，一直坚持战斗，中午又不幸身中数弹，英勇捐躯。全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为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晚上，我五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五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时常念及他们，深深为之痛惜。1994年9月，我到广西驻军检查工作时，专程赶赴光华铺，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友们。

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了7天，终于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又急忙调整部署，命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追剿”军主力赶往湘西南，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这时，红军正奉命向越城岭(老山界)前进，目标仍是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往敌军布置好的“口袋”里钻。越城岭是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山势陡峭，道路崎岖，行走艰难，在通过险峻的雷公岩时，部队摔死了不少骡马，夜晚只得就地在山壁弯曲的小径上休息。

翻过越城岭，我们进入广西龙胜地界。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他们的房子都是竹子和木头做的，屋顶盖着树皮，一家挨一家，一旦失火，很难扑灭。当时敌人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明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军挑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勾结在一起，潜伏在山上，侧面袭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们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缓慢。

为了粉碎敌人的谣言，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还特别注意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的粮、菜，现付给你银元，因主人不在家，无法协商，实在对不起”之类的话。无论我们在村子里宿营，还是早晨离开时，都将老乡家打扫得干于净净。有几次，部队刚离村，房子就着了火，我们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真是怪事。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正在放火的便衣特务。经过公开审判，揭露其罪恶阴谋，使群众明白放火的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却嫁祸给红军，破坏红军同群众的关系。当地群众知道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境后，才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三军团奉命缩编，我又回到十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

军的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