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红旗飘飘》第3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8月第1版，有删改。
李天佑(1914—1970年)，革命家，历任广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指挥新圩阻击战时年仅20岁。
1949年11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赶到广西去，参加解放全广西的战役。这天，本来想赶到兴安歇宿的，但车子来不及，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上住宿。
我向老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老板回答:“界首。”
啊，界首!我的心不禁一震!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巧合，把我又带回了十五年前在这里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
1934年11月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江兼程前进。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遂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分别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国民党五次“围剿”中的“中央军”主力和广东军队的尾追，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势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迅速地打过江去!
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送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的十四、十五两团(十三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任务是艰巨的。就在路旁，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部队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圩前进。
下午4点多钟，我们先于敌人赶到了预定的地点，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震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原定阵地上。这里，离湘江有七八十里(1里即0.5公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节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掉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高)，刚好隐蔽部队。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从背后的新圩过去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把十五团布置在左翼，十四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两三里远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在适当的地方。
刚刚布置好，侦察员便来报告，敌桂军第七军的两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现有的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减员很多，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圩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4天就有困难了。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我们都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为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创造出奇迹来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震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圩!”
他的信心也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他们正沿着大路疾进，一看就知道想快些赶到新圩，来控制我们渡河的左翼，但是被我们这只“铁拳”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的前沿阵地猛扑。指挥所离前沿不过两三里路，在望远镜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我们前沿猛击，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了。敌人整营整连毫不隐蔽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一直沉寂着，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米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射击。这时，军委“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爆炸了起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力不小。但是，由于只有临时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攻击我们。
情况越来越紧急。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战士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的身旁抬到后面去。
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而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
“‘红星’纵队①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部队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有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我们的后方机关实在是太庞大了。第五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仓促地转入长征，又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的什么都带上，使我们行动迟缓，有些原本能够摆脱的困境也摆脱不了，不但不能主动歼敌，而且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点——他们走快一点，这里的伤亡就减少一点啊!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走到参谋长身边，告诉了他各团的情况并对他布置了任务:“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了。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
参谋长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接着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我要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的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指挥刚才的一次反击时牺牲的。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长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还在这里，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震同志到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我们就在一起。他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和黄团长，接着，又向黄团长谈了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严肃地交代他:“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时，胡震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他那一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圩!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时，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
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了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们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立刻就有人自动顶上，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也越来越多……第三天，局面更加险恶了，但是我们以拼死战斗的意志坚持着，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仍然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
下午4点多钟，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
我把电报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一面等待着六师的到来，一面向部队发出准备撤退的命令。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仍然不能磨灭我对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无论敌人何等的凶狂、强大，想要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分子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土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烈士们永垂不朽!
① “红星”纵队即军委纵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