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黄克诚（ 1902—1986年），历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部长、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长征开始时,主力红军的编队情况是,红一军团为一路,红三军团为一路,左右齐头并进。中央纵队在红三军团之后跟进。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走在最后。我们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面。张锡龙同志牺牲之后,由洪超同志任第四师师长,我仍任该师政治委员。洪超同志是湖北人,十几岁就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一路上,第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我们离开于都后,先向南疾进,首先遇到的是粤军陈济棠部的阻击。我军在信丰一带将陈济棠所部击溃后,迅即占领了古陂,于10月22日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洪超师长不幸于此役牺牲,张宗逊同志继任第四师师长。
古陂战斗之后,红三军团西渡赣江,经南康、崇义,越过五岭山脉,进至湖南汝城,又与湘敌何键部队接上了火。我军经英勇冲杀,将敌人构筑的堡垒封锁线突开了一道缺口,于11月6日通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部队继续西进,红三军团于11月11日在郴县、宜章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又经郴县、桂阳、嘉禾、宁远、道县,过永安关,进至广西界首。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顺利通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一进入广西境内,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猛扑过来,妄图夺回渡河点。桂系敌军集中兵力对我进行堵截,湘敌何键部队对我紧追不舍,我军处于敌人前后夹击之下,战斗越加激烈、艰苦。红三军团全力对付桂敌。白崇禧的桂军战斗力相当强，红三军团主力首先在灌阳一线与桂敌激战,我军遭到很大伤亡,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红一军团的部队原来防守在界首之湘江北岸,现在要转过头来对付湘敌,就把界首的防务移交给红三军团。当灌阳战斗打得正激烈之时，我奉命赶到界首红一军团司令部,接受红一军团的防务。林彪向我交代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以后,我问林彪,我们是否仍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林彪说不行,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以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通过湘江。待张宗逊同志率第四师来到界首,我们就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系部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宗美即前去接任该团团指挥战斗,不久,杜宗美也牺牲。当我军主力和中央纵队于12月1日全部通过湘江之后,我就对张宗逊师长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迅速撤退。”张宗逊同志因为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就说不能撤。我说:“现在不撤,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我们会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执意要等待上级下达命令才肯撤。我看任务既已完成,情况又相当危险，若再迟疑,将招致全师覆灭。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对张宗逊同志说：“你指挥部队迅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张宗逊同志才勉强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保全。当时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其前身系在福建组建起来的红十二军),就在湖南境内被敌人截住而损失掉了。
界首一战,我军遭到重大伤亡。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桂系白崇禧的部队不仅战斗力较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们,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敌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我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我军过了界首之后,进入山地行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敌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此次桂敌侧击未能得手。接着又在龙胜县境之两河口(今属资源),与桂敌激战两天。此役打得也相当艰苦,我们又受到不小的损失。当时我军守在山上,敌人从山脚下硬往上攻,遂成混战状态。我军一个排被敌人包围后，全部被缴械。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是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我军一个整排集体被敌人缴械的场面。我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未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后撤。我再次勉强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同志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我们随后跟进。那时如若不走,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族聚居地区。苗区居民的住房,是用木头搭起的小楼,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住人。我们一来到这里,人疲马乏,感到非常疲劳。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待到半夜，木楼突然起火。我被惊醒之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在楼上的桌子上,被大火烧毁了。
我军在广西境内共走了十来天,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的。桂系部队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他们的侧击,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很少睡眠。我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离开广西,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摆脱开桂敌的纠缠,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
我军离开广西后即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之进入贵州黎平。这时主力红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同志先同王稼祥同志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这样,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编者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