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耿飚著《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有删改。
耿飚(1909—2000年)，革命家，历任中国驻外大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等。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
中革军委把渡湘江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命令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八、九军团等殿后，前后左右共同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我们一军团本来的部署是由一师为左前锋,二师为右前锋,同时抢占界首(左翼)和全州(右翼)。但是,当我们从道县出发,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一师尚滞留在潇水西岸,与五军团一道对付周浑元的尾追部队。因此,一师的部队就只有二团随一军团本部前进,一团和三团继续留下防守。
这样,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便临时调整部署,把本来由两个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二师。林彪交代任务时说:“兵贵神速,不能等,由你们四团先把左翼的界首阵地抢下来,然后再向右翼全州方向归还二师建制。”他又与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重新协调了两个军团的行动,决定我们团占领界首后,将阵地移交给三军团六师①,而一军团一师在完成潇水阻击后,向全州归还一军团建制。
由于我团身兼一“左”一“右”的前卫任务,受领任务后,我们便提早出发,去抢界首。部队基本上是直线行进,直奔界首,有大路就走大路,没有大路就走小路,连小路也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爬山。当时敌人在沿线尚未布防,零星民团对我们构不成实质性战斗的威胁,因此,我们对部队的要求只有一个字:快！因为只有快,先于敌到达并占领界首,才能形成以逸待劳的主动态势。
当我们马不停蹄地来到界首东面的湘江边上,涉水过江,进入界首地域,奔上湘桂公路时,与敌人派出的尖兵仅有十里之隔。敌人大概发现了我们这支突然冒出来的部队,远远地就用号声与我们联络。我立即下令隐蔽。全团人员唰的一下就进入公路旁的丛林、路沟里,刚才那支“长龙”部队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与杨成武、李英华埋伏在一丛茶籽树后面,正研究伏击方案,远远听到三军团六师与我们联络的号声,显然他们在寻找我们的位置。我说:“且不用回答,等战斗打响,他们就找到了”因为我们如果回答他们,就会暴露目标。
从正面沿公路开来的是敌桂系夏威部。显然,他们从尖兵的报告和号声中,已经料到前面会有我军的部队。但是夏威部是广西军阀主力,他们仗着武器精良,目中无人,只是摆开了个战斗队形,仍然沿公路向界首前进,妄图一鼓作气,抢占界首。很快,其前卫团就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
“打!”我下令。
敌人被突然的射击打乱了阵营,一部分兵力伏在死尸旁盲目还击,更多的是向后退却。敌人的大部队本来是以急行军开进的,被前卫溃逃的兵力一压,乱了阵脚,公路及沿线的水田里,挤满了一团乱军。我便下令吹冲锋号,一是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二是告知三军团六师,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一个冲锋,敌军全线溃败,丢下几百具尸体四散逃逸。这场战斗我们仅有一个排长负了点轻伤。事后,战士们互相评比着战利品,气氛十分轻松。团部的通信员们还专门把从敌人军官的提箱里缴获的几盒“白金龙”香烟交给我。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我一直只能抽点土烟过瘾,这下,算开了荤。
正当我们占领了界首后打扫战场,与六师交接阵地的时候,陈光师长派的骑兵通信员飞马赶到了。他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命令
我们就站在公路上看命令,还没看到一半,杨成武同志就惊讶地说:“问题严重了。”
命令说,五团占领全州的任务未能实现,该城已被湘敌刘建绪部抢走,我们一军团改在距全州约16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布防,扼住湘桂公路的咽喉，阻击全州之敌。命令是军团下达的,师长在命令上附了句:“星夜赶到。陈。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连晚饭都来不及吃,便顺湘江旁的公路向北奔跑。沿途不断见到我军护卫部队正在占领各个要点。从界首到屏山渡的60里地段,已被我军控制。在这段距离上,甚至有几处浅水区,完全可以涉渡,如果中央纵队采用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并比较平安地渡江。但是,这个时机被错过了。
这就使阻击部队不得不以血的代价,换取渡江的时间,从11月27日起,左翼的三军团已经与桂军交火,白崇禧把他的部队共5个师先后开回灌阳、兴安、新圩一线,并叫喊要“把共军消灭于湘江之东”。在右翼,刘建绪的4个师已经进至全州，薛岳的4个师也调至黄沙河。在我们的背后,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和李云杰部共6个师,则从红军背后拉网似的兜过来,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态势。
白崇禧得知红军无意入桂,只是要渡江西去,便于11月21日将他的正规军重新调至广西境内,只留下一些民团。看样子,他只是想“保境”,对于红军入湘,则采取观望姿态。但红军入湘,对刘建绪不利,所以该敌就以4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向我脚山铺阵地猛攻。
我们赶到脚山时,天刚蒙蒙亮。陈光师长正焦急地等待在公路上,远远地向我们挥手示意,不等我们到达面前,就跑步引导着,带我们进入公路两侧的阵地。我便命令三营向左,由李英华同志指挥;二营向右,由杨成武同志率领;一营跟我在一起,在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坡上布置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战士们十分疲劳,有的刚做完工事,趴在掩体上就睡着了。我与杨成武、李英华同志吃了点炒米,便到阵地周围察看地形。
脚山是脚山铺附近一些小山的统称。这些小山包孤零零地互不相连,我们守的这个地方叫作怀中抱子岭,还有美女梳头岭、尖锋岭、黄帝岭、米花山等。红五团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在尖锋岭与敌人激战半天,将企图抢占脚山铺的敌人击退。
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便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冬晨清冷的寂静。10多架敌机每3架一组,黑压压地向我军阵地低空飞来,穿梭似的发起扫射轰炸,重磅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我们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树木上弹痕累累,残枝断叶乱飞乱舞,树干被炸中后,立即纷纷扬扬落下一地残枝。飞机投完炸弹,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一排排的炮弹把脚山阵地又重新覆盖一遍。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我们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
炮击一过,我们便从树枝堆里钻出来,修复工事,准备迎敌。
李英华同志爬过来,向我报告了一下伤亡情况。接着,杨成武同志带领一营跃入战位,并挨个嘱咐战士们:“靠近了打。”
敌人靠近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搬家似的,向山坡上爬来,还砰砰啪啪地盲目射击着。他们看见我们没有反应,便以为全被飞机大炮打死了,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接着士兵也停止了射击,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敌人完全进入射程,我扣动扳机,撂倒一个敌兵,大喊一声:“打!”
各种武器吐出愤怒的火舌,敌人丢下一大片死尸,滚下山去。稍作调整后,敌人补充了更大的兵力向山上冲锋。这样三个回合之后,我们乘胜发起反冲锋,把敌人赶得远远的,又从他们的死尸上拣回弹药。
刘建绪孤注一掷,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恶毒的敌人使用了燃烧弹,凝固汽油溅得满山都是,被炸碎的树木燃烧起来，我们只能在火海里激战。到了晚上,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又一次羊群式冲锋开始后,我估计敌人这一天的发作该差不多了,便下令把敌人放近,一阵手榴弹猛炸之后,左右两翼发起反冲击，把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防区。
这次出击的效果很理想。敌人因天色已黑,无法重新组织进攻,就退守全州。出击部队从树丛里、水沟里抓了不少俘虏。这都是进攻中溜出战线的敌人士兵,他们准备躲过战斗后,趁黑夜逃跑。
在审问这些散兵游勇后,我们得出一个看法:敌人在我正面投入的兵力,不是原先通报的3个团,而是起码5个团,并且俘虏供认,敌人的后续部队正沿湘桂公路源源开来,除刘建绪部,薛岳部也进入可以向我发起攻击的地域。
我们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师部和军团作了紧急报告。
这夜,邻近几个山头不时爆发出枪声和爆炸声。我们知道,这是敌我的试探性接触。这些战斗很快就停止了。这说明双方形成对峙,预示着明天将有更大的战斗。半夜时分,我的疟疾又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战过后,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指挥所的地上。
师里连续发下好几个通报,告诉我们,当面之敌的确切兵力是9个团。而后来我们知道,那次我们阻击的实际上是整整15个团。
天刚拂晓,敌人那边人喊马嘶,又开始了行动。我与杨成武同志对部队进行了再动员,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这时,红一师急行军赶来,在我们左侧进入阵地。看上去,部队十分疲劳,有些同志一站住就睡着了。军团长林彪和聂荣臻政委带着一部电台,指挥他们占领花山、怀中抱子岭一线。他们的后卫还没完全进入阵地,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
11月30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原先修好的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我们团的基本指挥所已经找不到合适位置,只能根据炮弹或炸弹落下的声音,做跳跃式移动,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但是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有利,只要敌人炮击一停,战士们便从灰土里、树枝里跳出来,向敌人猛烈射击。许多伤员就这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激战中,一营营长罗有保跳到我身边,大声地问道:“还要顶多长时间？”
我正用一支步枪射击着,回答他:“不知道,反正得顶住。”
他愣了一下,又回到了指挥位置上。后来他告诉我,他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因为耳朵被震聋了,但却明白：要顶住。下午,左翼的米花山阵地上枪声突然减弱下来,山头上出现一片黑压压的敌兵。一师的米花山阵地失守了。军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的阵地右侧。敌人利用米花山做跳板,向美女梳头岭以东各山头发炮,并频频发起集团进攻。不久,一师主动向怀中抱子岭收拢,放弃了美女梳头岭,我们二师的阵地右翼,一下子成了火线。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我们右翼五团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停止了枪声——战士们全部阵亡了!敌人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师的主阵地压过来。这时,守卫尖锋岭的五团已经放弃了第一、第二道工事,退到山顶上的最后一道工事里拼死阻击。敌人便调整了一下部署,重点攻击五团阵地尖锋岭。尖锋岭只有两个连队,由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阻击。激战中,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眼看敌人已扑上来,大叫“抓活的”,他便命令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忍下手。他夺过枪,给自己补了一枪,实现了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尖锋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展开正面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为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敌人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染透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就在一营阵地危急的时候,正在二营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同志见情况不妙,急率通信排从公路右侧向这边增援。当时敌我兵力相交,因此他陷入层层重围。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右膝盖,血流如注。敌兵一见,立即从四处围过来,疯狂地喊“抓活的”。赶来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杨成武同志只好就地用短枪还击。
幸好,这时五团的部分人员已经撤退进了我们的战斗分界线里。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一见杨成武负伤,便顾不得自己正在敌人火网下突围,立刻组织火力拼死封锁包围杨成武的敌人。我团二营副营长黄霖(黄古文)同志见状,也立即组织营救。他连续派出3名战士,都中弹倒下。最后,他愤怒得眼都红了,亲自滚进火网,向杨政委靠拢,把他营救到五连的同志身后。
救出杨成武同志后,刚才围上来的敌人一下子成了我们集中歼灭的目标。几挺机枪从两面一阵猛扫,肃清了这股敌人。
因为伤员太多,杨成武同志负伤后,我们团连副担架都没有。幸好团部书记匡汉谋在路上截住五团的一副担架,才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
当李英华同志向我报告杨成武同志负伤的消息时,我心急如焚,一方面是担心政委的伤势,另一方面是为我团在大战之中折将而忧虑。我们两人自从藤田改编,并肩指挥战斗以来,总是配合默契,得心应手,一次次的恶仗、险仗,我们都闯了过来。现在正是决定红军命运的关头,我们前卫团却突然失去了政委，这对下一步战斗是多大的损失!但是，现在急也无用，得赶快把政委送到后方。于是，我把骡子、衣服等都送给他，派马夫送他去后方休养。
这时，陈光师长也冲到我们阵地上，指示我们且战且退，向黄帝岭收拢。师长说，退守是为了更好地拖住敌人，已经命令全师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我问:“中央纵队渡江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才渡了一半。”
看来，这场血战还得继续下去。
我与李英华同志把部队分成三批，交替掩护着向后收拢。这时，全团伤亡三分之一，战斗力损耗很大，每坚持一分钟，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军团指挥部也混在阵地之中了。因为前一分钟还是后方，过一会儿就成了前沿。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带着一部电台，干脆就把军委命令直接下达到靠他们近的团、营、连。他们守在译电员身边，往往我们一封来电还没全部翻译出来，他们就已经下达第二道命令了。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无不要求我们“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在我们退守黄帝岭时，一师也只留有一座怀中抱子岭了。我们两师中间完全被敌人隔断。敌人占领几个山头后，更加猖獗，以重赏组织了敢死队，与我们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拼杀。
说实话，对当时的战斗情况，我已经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层次。因为敌人太多，几乎是十倍二十倍于我。我们四团和五团退下来的部队以及六团上来的预备队，完全失去了建制。反正大家只有一个心思:见敌人就打!我们团指挥所已经没有具体位置了，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员杨力、通信部主任潘峰两人。我们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见几个战士或一挺机枪，就下令:“往这边打!“往右突!”战士们也仅仅从我背的一个图袋来认出我是指挥员。大家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我们遇到一挺重机枪，副射手浑身是血，看样子伤得不轻，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我们，边对敌开火边喊:“你们快一点，往东边去!”我一愣，往东边去干什么？他说是团长的命令，仔细看，原来他是五团的，杀红眼了，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我对他说:“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你们就在这里坚持，我去叫援兵。”。
他这才认出我来。我们走后不久，那地方落下一排炮弹，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这位好同志。
黄帝岭终于守住了。晚上，师部令我们突围。此时一师已经撤出，我们成了孤军。师长通知我们团殿后。等我们团最后撤出黄帝岭时，我留下的一个掩护排被打散了，几天后才陆续归队。
我们撤到珠兰铺、白沙一线，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线。林彪与聂荣臻给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直接发给朱德同志。电报恳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半夜，朱德同志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凌晨3点半，又以中央局、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保证执行命令的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持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这封电报措辞严厉又满怀着期望。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
12月1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复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攻一、二师接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干涸的河沟，不易展开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由于接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为了贯彻凌晨3时半中央局、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政工人员已经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为临阵“督战”之用。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驳壳枪，带领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搬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売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西城”是第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第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10多里的正面，接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儿，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12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呼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时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我团的突击队堵住了敌人冲进来的缺口之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把突进来的那股敌人就地歼灭。战士们硬是靠拼刺刀将来势汹汹的大批敌人杀了回去。激战中，敌人飞机又到了上空，通信排要吹防空号，我说不管它，因为敌我正在拼刺刀，如果敌人扔炸弹，会把他们自己的人炸死。结果敌机仍然俯冲，但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些传单，上面写了些红军如不投降便要葬身湘江之类的鬼话。我们当然不会理睬它。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火冒三丈地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竟迂回到一军团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正围着地图，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左权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时，已经火烧眉毛了。差点让敌人把二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我们一直掩护他们过了桂黄公路，才与一师互相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向西突围。在通往湘江渡口的大路上，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的机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纸张等，真是破坛烂罐。这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转移。湘江血战，历时7天，是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也最大的一仗。经此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为不足4万人，有的部队被整团整营地打散，还有的未能过江。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
① 应为红四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