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灵光

50年代末，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可以说是福建地方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明，地处福建中部，北有武夷山，南有戴云山，中间沙溪穿流而过汇入闽江，是两山之间的一块河谷盆地。解放前，这里仅是一个人口不过5000的小县城，叫三元县。给人留有印象的，只有国民党特务办的“梅列集中营”和一首民谣：“小小三元县，几家豆腐店，城内磨豆腐，城外听得见。”由于是内地山区，盗匪盘踞，这个县到了1950年1月，我二十九军奉命开展剿匪工作时，才派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前去解放。1956年10月，它与明溪县合并，改称三明县。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作为福建重工业建设的基地呢？

1954年，中央打算把杭州的空十团转移到福建来。空军入闽，单有一个福州机场是不够的，还要抢修几个机场。空军工程部段部长带了一个很大的地勤机构进来了。省委决定由我担任机场修建指挥部指挥。我们研究，除了抢修福清龙田、莆田、惠安、泉州、厦门、漳州等几个一线机场外，还要在闽西、闽北修两三个二线机场。我陪段部长到龙岩、连城、永安、三明、南平、崇安几个县实地踏看一下。到了三明梅列一看，那地方恰在两个山头之间，地势开阔平坦，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段部长很满意，打算选作空军基地。可后来实际测量一下，发现对面山头略高一些，净空度不够，会影响飞机起飞，于是放弃了。但三明开阔的地势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1956年，农业合作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化肥供应不足成为一个突出矛盾。福建农民早有使用化肥的习惯，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从海外进口化肥，每年进口化肥都在万吨以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回福建时，一再跟我们说：“一定要抓化肥，要办几个化肥厂，就是当了裤子也要办！”叶飞曾提过一个口号，叫做“化学救国”。所以，我曾叫省工业厅综合试验室主任陈明搞一个化肥厂的设计方案。

最初，陈明设计的是年产合成氨1万吨、加工成4万吨的氯化铵厂，需要投资1000万美元。我们把这个方案报给中央化工部。化工部说不行，全国只在吉林、太原、兰州上三个 5万吨的合成氨厂，你福建一个省不能上这么大规模的。况且苏联专家也一直反对用氯化铵作肥料。路子堵了怎么办？我叫陈明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路走。后来，他跟倪松茂（民主人士，当时任省轻工厅副厅长）作了研究，又提出一个年产4万吨石灰氮和16万吨联碱的建厂方案。这个方案化工部认可了。因为福建的山田都是酸性土壤，用石灰氮可以中和它的酸性，也能起杀虫作用；而且福建的石灰石资源比较丰富。

方案初步定了，但由于基建投资安排不过来，拖到1957年10月，化工部才批准福建化肥厂的设计方案，但规模和项目都有所变动。

这时候，中央冶金部也在抓钢铁工业。1957年7月，冶金部召开会议，讨论地方建立中小型钢铁厂问题。会议确定在福建投资兴建一座年产20万吨矿石、10万吨生铁、5万吨钢锭和4万吨钢材的钢铁厂和建设年产200万吨的铁矿山。这对福建地方工业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8月13日，省政府召开第54次行政会议作了研究，责成工业厅提出具体筹建方案。

建化肥厂和钢铁厂，厂址选择要求靠近交通线，靠近电源和资源，还要利用现有城市作依托，尽量减少其他方面的投资。

福建铁矿分布很广，几个主要矿区分布在：安溪的潘田铁矿区，已查明的储量在1000万吨以上，是优质平炉富矿；漳平的洛阳铁矿区储量在1亿吨以上，含铁量也超过60%；龙岩中甲铁矿区储量也在1000万吨以上，属高品位矿石；大田铁矿区矿点很多，面积很大，含铁量达68％以上，专家估计前景很好。此外，三明、上杭等县都有一定储量。

化肥厂的主要原料是无烟煤、石灰石和洗盐。无烟煤分布在闽西，龙岩的苏邦就是一个富矿。石灰石更多，单是永安大湖的石灰石储量就近1亿吨，含炭酸钙在97％以上。洗盐由厦门新建的盐场供应。

一个化肥厂，一个钢铁厂，都面临着选择厂址问题。福、厦、漳、泉都在沿海前线，重工业建设当然不能摆在这几个城市。当时，我们设想把一批大工厂摆在山区，既可将沿海密集的人口疏散到内地，又可以带动山区新城镇的建设，也容易从中央争取到建设项目。

梅列那地方可以说是山区里的平原，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如果在三明建厂，必将带动闽西北山区的开发。8月，我叫工业厅组织一个选厂组到南平、三明、龙岩一线现场勘察一下，提出初步选址方案；同时，我带了省计委副主任石林、工业厅副厅长李彬吾、计委基建局局长王云和工业厅设计室主任陈明等一行5人到南京、大连、吉林参观考察石灰氮厂，一路商讨福建山区沿鹰厦铁路线的带形城市群开发计划。

选厂组于8月中旬和9月中旬先后两次沿鹰厦线路踏勘了12个点，经过比较他们推荐了三明列西。因为三明梅列不仅地势开阔，占用农田少，有足够的水源、电源，又在鹰厦线上，交通方便，而且靠近主要原料产地，从经营费用、多厂协作、基建投资、国防要求各方面来看都是比较适宜的。

省委工交部和省政府专门开会听取汇报后，同意选厂组的意见，决定以三明梅列作为重点厂址，以福州埠头和南平水汾头为比较厂址，写出厂址选择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华东局，并请参与设计的单位立即开展设计工作。

1958年1月，化工部、冶金部派出厂址复查组会同省委工交部、省工业厅对厂址进行复查。当时，张维兹已经从厦门调来负责化肥厂的筹建工作，兼任省委工交部副部长。他们担心，中央各部来的同志都习惯于在北方大平原上建厂，而三明的厂址是在丘陵地上，会不会被否定。他们租一部大客车，载着中央各部来的同志从福州出发在山里转了两天，看了埠头、桐口、古田、大洲、青州，到了三明一看，都把三明看作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最后在厦门开会研究确定厂址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选择三明梅列作为工业区厂址。复查组作了这样的评价：“三明梅列：面积广，列西可资建厂地区约达3 . 4平方公里以上，沙溪以东地区尚有开阔平地可作城市和轻工业厂地，列西虽然稍有起伏山坡，但就福建省山区来说能够得到这样大而较平坦地区确实不可多得。水源近，水量足，地质情况良好，距离原料供应地近，电源距古田水电站稍远，约150余公里，估计可送电6－8万千瓦，基本可以满足三明梅列地区用电要求，将来地区电源估计共可达20万千瓦以上。铁路接轨便利，仅1 . 5公里。因此决定择定三明梅列地区为联合建厂厂址。”

钢铁厂、化肥厂一摆下来，配套设施就得跟上。开头，还只是考虑两个厂的公用工程和福利设施，后来，省里决定把重型机器厂、水轮机厂、电线电缆厂等也摆上，这就铺开了重工业基地建设的摊子。

为了统一领导，加强协调，1958年4月，省委批准成立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任命张维兹为党委书记兼主任。先后又调派省供销社主任孟健、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景彬、省人民银行副行长闫素、省工会副主席高振洋、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吴永培、龙岩地委副书记范元晖、晋江地委副书记马鸣琴等10多个地厅级干部，充任各厂厂长、书记，参加三明建委的领导班子。

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建设，需要精心组织建设大军。当时，我们与中央建设部商量，把西北第三工程公司的一支施工队伍3000多人由贺敏学同志带领从宝鸡调过来。这支队伍原是解放军工程兵第六师第十八团，曾参加宁波机场和西安、宝鸡兵工厂的抢修，是一支“拉得动、打得响、信得过”的建筑队伍。冶金部也把沈阳第八冶金安装公司工程队调来支援我们，后成立福建冶金机电安装公司，职工有近千人。驻在闽南的9123部队也奉调而来。

省里还从各专区招收数万名民工支援三明工业基地建设。厦门大学中文系200多名学生也来三明工地半工半读。到1958年底，汇集三明的建设大军达10万人之多。原来荒凉沉寂的山区小镇，一下子成为机声隆隆、人声沸腾的建设工地。

毫无疑问，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首先是没有住房，大批进场的干部、工人都是自己动手到山上割茅草、搭草棚，有的住民房、住寺庙。没有水，就上山找水源，用竹管把水引下来。没有电，点起松明火把来照明。粮食从闽北、江西调运，蔬菜从闽南用车子拉来。后来，三明县委抽出6000多人成立各种专业生产队，才逐步解决了蔬菜、副食品的供应问题。

1958年2月初，国务院批准三明钢铁厂的建设规模为年产14万吨生铁、10万吨钢锭、8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企业。那年，省委研究决定1958年底开始部分施工，1959年底全部建成投产。其远景规划是，到1962年发展为年产生铁80万吨、钢锭50万吨、钢材45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可是，后来一发动“大跃进”，省委不但要求建设速度加快，保证1959 年元旦出钢出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从20万吨提高到60万吨，最后提高到100万吨。这么一来，大家都为“钢铁元帅”让路，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打“三钢大会战”，其他方面的建设便一度停缓，因而三明工业建设的总体规划受到冲击。

三钢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其首期工程有两座255立方米高炉组成的炼铁车间，一座1.6吨和两座6吨转炉组成的炼钢车间，两部500公厘粗轧机和五部精轧机组成的轧钢车间以及相应的动力、机修车间和水、电、运输系统。土方量为130万立方米。工程于6月10日破土，8月份建设队伍陆续上场，9月3日正式动工兴建，到12月初一期工程的土建部分就完成了，并开始安装调试。1959年1月2日，一号转炉炼出了第一炉钢。

“大跃进”中土高炉炼出来的钢是“土钢”，钢铁厂炼出来的钢称为“洋钢”。三钢炼出来的这一炉“洋钢”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福建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三钢对比，化肥厂的兴建却是一波三折。1958年3月国务院批准下达设计任务书，只批准建一座石灰氮厂，年产2万吨电石、2万吨石灰氮。后来省委研究把规模扩大为年产4万吨石灰氮，13 . 5万吨电石，并且氯化铵厂也同时上马。开头，他们给“钢铁元帅”让路，斩臂割肉，让出地盘，以后又说“粮食过关了，吃饭不要钱，搞化肥没有意义了”。生活区被其他厂的施工队占用，厂区里塞进火车站，搞得零乱混杂。1959年化工部提出一个厂的投资要建两个厂，对原来的设计进行全面修改，降低了标准，结果设计一块，施工一块，修改一块，拖延了时间。化工部的一个干部出差到福州，听说三明化肥厂工程进展慢，至今厂房还未动工，他也不下来看看，回去一汇报，化工部就将一台本来拨给三明的电炉变压器调给广州。后来还是陈明拍了工程施工的照片，赶去北京汇报情况，才挽回了局面。1960年“五一”节前夕，石灰氮厂的第一炉电石终于炼成，不久石灰氮系统正式投产。

1958年底，三明建委向省委提出把三明改为市的建制的设想。叶飞说，现在全国都在搞“公社化”，就把三明建委和三明县委合并，成立一个地（市）级的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工农业建设。1959年2月，中央正式批准三明建委改为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任命省委书记伍洪祥兼任三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维兹任公社筹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处书记。三明改为人民公社后，与外省联系工作及进行协作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公社”是哪一级的呢？不过是些小企业吧？所以1959年底，他们向省委打报告，要求将三明人民公社改为市。省里同意了上报中央，1960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三明市，由张维兹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三明设市后，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底，省委决定三明的工业建设“下马”，将三明市委改为三明地委。由此，三明的工作重心由工业建设转向发展农业。

三明工业城从选址到初具城市雏型，大约用了5年时间，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三明工业城的崛起，有成功的经验，也出现过失误。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

试想想，1957年还是一个仅有6000多人城镇人口、200来万元工业产值的山区小县，经过1500多天的日夜苦战，建设成为一个拥有13家大中型企业、49 家小型企业和12万人口、10700多万元工业产值的新型的工业城市，这是多么卓越的业绩，多么宝贵的创业精神！

三明工业城建设的历史经验需要认真总结，以便鉴往知来。我个人认为，最为可贵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顾全大局、真诚无私的革命协作，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勇于拼搏的工作作风和广大建设者不计得失的冲天干劲。没有这些崇高的精神品质，“大会战”就很难发动得起来，也不会有如此辉煌的三明工业城。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它的失误首先在于过分强调速度。钢铁厂最初计划需要二年半时间全部建成投产。北戴河会议以后，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三钢于元旦出钢，来个“开门红”。于是，厂党委就紧急动员全体职工和家属每人捡废铁30公斤来炼第一炉钢。捡不到废铁的职工就把煮饭的锅砸了。一号高炉鼓风机装上后，本来要空转72小时才能投入运行，为了提前出钢，他们仅空转24小时就投入运行，结果发生故障，使刚烧化的铁水凝结在炉膛内，不得不花6昼夜时间进行抢修。三钢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是因追求速度而提出来的。所以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高速度，绝非是一件好事。

再就是，投入资金很大，经济效益很低。福建“二五计划”拟定地方工业基建投资总额 32亿，其中中央和地方各投资16亿，而投入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资金占四分之一多。其效益怎样呢？三钢投产后第一年就亏损 113万多，以后连年亏损。据统计，20年累计亏损金额达9000多万，到1978年才开始扭亏为盈。其他企业如重机厂、化机厂等在此期间也都是亏损大户。一个工业基地的建设，大量投资无疑是必要的，但不顾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这种思路和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诚然，三明工业城的崛起，与“依靠群众办工业”、“大搞群众运动”分不开 。但它绝不是“破除了迷信专家、光靠少数人办工业的思想”的结果。三明工业基地所上的每一个项目，都体现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数万建设大军 中，科学技术工作者数以千计。他们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生产第一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刻苦攻关，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工业基地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而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专家，瞎指挥盲目乱干，已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实际上，当年我们正是依靠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带出一支较高素质的工人队伍，才能在三明兴建起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城市。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他们大都成为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我以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应成为三明乃至福建的一个好传统。（节选《梁灵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