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我从闽西南游击区随部队回到厦门，在厦门总工会工作了三年。1953年2月，我技术归队到省工业厅工作，由我组建省工业厅综合试验室（现为省轻工业研究所）并担任室主任。1953年底厅长梁灵光找我谈话说，省委认为福建省农业要发展，迫切需要化肥，下决心要办一个化肥厂，当裤子也要办，请我考虑一下提出一个办化肥厂的方案。省委急人民之所急，下决心要办化肥厂，使我很受感动，同时感到给我的这个任务责任很大，下决心要办好这件事。自此，也决定了我大半生的时间花在解决我省化肥问题上。
我接受任务后，便开始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查，我参考南京永利宁厂，提出了建设一个生产l万吨合成氨、加工4万吨硫酸铵（即肥田粉）的化肥厂方案，投资估计要1000万美元。梁灵光将此方案向化工部汇报，化工部认为当时全国在苏联支援下，亦不过在吉林、兰州、太原建三个5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福建一个省不可能上这样大规模的氨厂。梁灵光把这个意见告诉我，并问我还有什么路子能解决我省化肥供应问题。这段时间，为了搞化肥，我不但学习大量有关化肥生产工艺的书籍，而且还自学了农业化学、土壤学、作物学等有关农业的书籍。所以我很快又提出建一个石灰氮厂的方案。我认为石灰氮是适合我省酸性土壤的一种化肥，规模可大可小，比建氨厂困难少些。当时倪松茂同志调到工业厅任副厅长，他也赞成上石灰氮厂的方案。1954年9月化工部在沈阳召开全国化肥会议，我和倪厅长一道参加这个会议，这时各省代表都感到解决化肥问题很棘手。倪松茂同志代表我省在大会上发言，提出我省拟建石灰氮厂的方案。他的发言马上得到苏联专家的赞赏，与会的各省代表纷纷表示“福建先走一步，我们再跟上”。我们回省向领导汇报后，省里就决定上石灰氮厂。我便紧张地投到筹建石灰氮厂的工作上。当时打算利用顺昌的石灰石和我省的无烟煤资源，在南平建一个石灰氮厂，我还和张德超同志一道去南平选厂址。到了莱舟才知道，鹰厦铁路要在此地建一个大车站，没有余地可建厂。于是工业厅为此成立一个筹建班子，我们选南平西芹作厂址。这时有人向厅领导建议，要我专职负责石灰氮厂筹建工作，还从北京调回正在搞造纸试验的陈英同志（1958年曾调来三化任生产科长，1964年调到北京），任试验室副主任。大约1955年夏天，当我才将办公桌搬到筹建组办公的第二天，杨友合副厅长便找我谈话，说省委决定，我省经济发展要先发展轻工业，累积资金后再办重工业，因此决定石灰氮厂下马了。这次谈话无异给我当头泼了冷水，我失望之余只好把筹建班子打发走了。我原工作的厅综合试验室已由季天祜工程师任主任，我回不去了。这时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厅派我带了齐文炳、苏金印两同志组成肃反省外外调组，由我任组长，驻在上海负责省外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工作。整整一年，我们以上海为中心到各省搞外调工作。到了1956年夏天，肃反工作告一段落，我们才回到福州，但是办化肥厂的事仍毫无声息。我打算回试验室搞研究工作，为了提高理论基础，经厅组织批准同意我回厦门大学进修，我选了卢嘉锡教授为其他院校讲师开讲的热力学、统计物理等理论的进修班。1957年6月底，还差最后几节课时，省工业厅突然来了电报，要我马上回厅。当我赶回到厅里时才知道，冶金部准备大上钢铁，并于7月9日在北京召开地方冶金工业会议。我省派许亚副省长和李达同志（原龙岩工业局局长，当时调到厅筹建小钢铁厂）到北京参加会议，厅里决定由我带了化肥厂建厂方案，随同许亚副省长到北京争取化肥厂上马。
到了北京，许亚同志除参加冶金部会议外，一有空便带我去化工部找部长、副部长，反正能找到的人都找了，反复说明福建需要化肥的迫切性和省委要办化肥厂的决心。这时许多省也都派人到北京向化工部争取上化肥厂。我们跑了近一个星期，化工部基本同意我省上化肥厂的方案，并告诉我们化工部已决定在10月份召开全国化工计划会议，在会上决定化工建设项目，叫我们先回去，准备参加会议。我们吃了定心丸也就回来向省领导汇报，省里便积极行动，筹备办化肥厂了。
在北京我们住在冶金部招待所，我除了跟许副省长跑化工部外，其余时间便对带来的建厂方案进行研究。方案中厂址是定在福州郊区桐口一带，我经研究认为，化肥厂建在福州，化工部不会同意。原因有二：一则福建当时是国防前线，福州在沿海，算是第一线；二则当时南福铁路尚未修建，福州没有铁路，大量化肥要运往全省各地，没有铁路运输是困难的，而且福州位置对全省来说偏于东北，化肥要供应全省，运输上有些不合理。因此我认为，化肥厂应该建在鹰厦铁路沿线的内地比较合适，厂址在三线，化工部容易通过，并且对化肥厂产品的运输也比较合理。但当时建设工厂强调要有城市依托，而福建内地山区都是小县，没有什么城市可依托。对于城市依托问题我又进一步进行研究，经过反复探索认为，福州桐口一带是福州的郊区，化肥厂名义上有城市依托，但是工厂的配套工程和生活福利等设施都必须自己另搞一套，对城市依托不多，而且福州是省会城市，要管的事多，对工厂难以照顾。因此工厂倒不如建在山区，带动一个城市建设，建成的城市专为工厂服务，形成22“以厂带市”的格局。接着我又研究了福建经济发展走势，认为要缩短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必须开发山区，而且沿海人口太密集，必须向山区转移一部分人口。但根据我了解，解放以来省里花了很大力量组织沿海农民移民山区，但是大部分移民不能巩固，去了山区不久又回流到沿海。于是我又研究了移民为什么回流问题，认为，一则农民流动自由无约束；二则山区文化卫生等设施比沿海差距大，生活不适应是造成回流的主要原因。于是我再深入一步研究移民巩固问题，认为如果建厂山区，工人是固定的人口，而且工厂的建设，必然带动城市的建设，商业、文化、卫生等服务业必定跟着发展起来，缩小了与沿海的差距，这些行业的发展，将对移民山区起了巩固作用。城市的兴起，需要农副产品的供应，也带动了附近农村牧副渔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人，也将对农业移民起了巩固作用。这样城市建成后不但有了一定经济实力，而且会聚集各类人才，有利于开发山区。我将研究的结果归纳为“建厂山区，以厂带市，以市开发山区”的设想。我将这个设想向许亚同志汇报了，他非常赞成，于是我将这个设想写信给梁灵光副省长，提出建厂山区的方案。梁灵光同志非常重视，不但在省里召开会议研究我的建议，而且征求化工部的意见，果然化工部认为福建的化肥厂应该建在内地三线铁路沿线，最后省里同意了我的意见。
7月底，我们自北京回来，便着手选厂址工作。究竟化肥厂要建在哪里比较合适，考虑到化肥厂大量产品要供应全省，厂应该建在全省中心地带。而鹰厦铁路沿线的永安、三明、沙县处于全省中心地带。于是我借了三个县铁路沿线的军用地图一张张地看，当看到三明这块地，军用地图上是一片白（等高线比较稀），面积约15平方公里，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认为这个地方不但可以建一个化肥厂，而且建一个小城市地也够了。沙县因铁路沿线平地面积不大、永安因平地较分散而落选。初步确定三明城关及梅列这一片盆地作为化肥厂厂址的预选地。我马上向梁灵光同志汇报选三明为建厂厂址的意见，梁灵光同志因曾负责我省战备机场建设工作，三明梅列这块盆地曾作为战备机场而勘察过，后因四周山峰太高而落选，因此他对这个场地非常熟悉，马上同意我的意见，要我们马上组织一个选厂组到现场勘察。经过紧张准备，选厂组便迅速组成，原定由我带队去勘察，因我要参加由梁灵光同志带队的考察组出省考察，不能参加选址，临时由省工业厅基建处副处长黄计远同志带队，于8月中旬从福州出发，沿途还看了几个地点作对比。选厂组到了三明，认为三明是个建厂的好地方，都同意将其作为化肥厂建厂地点，便把厂址初步定下来。可是在沙县琅口看厂址时不慎丢失了一张军用地图，在“文革”中这件事使黄计远同志遭了难。现在想起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感到不安，认为他是代我受了罪。建厂山区具体地点有了着落，但“以厂带市”，仅以一个厂的力量太单簿了，我便动员李达同志，将钢铁厂和化肥厂建在一起，协作开发三明。当时我提出了，化肥厂氧气可以给钢铁厂，钢铁厂的焦炉气可以给化肥厂，公用工程水电甚至机修等设施都可协作。记得就在我向李达同志提出两个厂建在一起时，7月全国冶金会议上，已把几年前确定上两座255立方米的大高炉，改为要建成一个中型钢铁厂，厂址初步定在漳平，铁矿砂由安溪的潘洛铁矿供应。如建厂三明，铁矿砂运输较漳平厂址运距长了，因此我和李达同志还专门研究钢铁厂运输问题。当时钢铁厂建厂方案是将福建钢铁厂的粉矿砂运给武汉钢铁厂，由武钢供应福建钢铁厂焦碳这样一来一往，运输量差不多。运输问题也算解决了，最后李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马上电告正在漳平选厂的冶金部第四设计院所组成的选厂组，他们在漳平刚好遇到厂址难找的困难。于是省里又组织了钢铁厂选厂组，以冶金部第四设计院为主。9月初到了三明，也选上三明作为钢铁厂厂址所在地，因此原来漳平钢铁厂筹建处也改名为三明钢铁厂筹建处了。三钢与三化比邻关系从此确定了，二个厂共同开发三明，也为“以厂带市”增强实力。
9月上旬省考察组从福州出发，先后考察了南京永利宁厂、吉林化工厂、大连化工厂。在考察途中，大家都抱着化肥厂即将上马的喜悦心情，谈了许多对我省发展远景的设想。我设想了化肥厂的合成氨和电石各发展到20万吨的规模，以此发展相应有机化工产品，将三明建为煤炭化工基地。梁灵光同志提出一个在福建山区，沿鹰厦铁路将光泽、邵武、顺昌、南平、沙县、三明、永安、漳平、龙岩再沿着将来龙岩至江西赣州的铁路线的连城、长汀建设成一个带形城市群，这个带形两侧，联系着闽西北山区，将形成强有力的开发山区格局，这个带形的中点刚好是三明，将三明建市的设想更推进了一步。
9月底，省考察组到了大连，李彬吾同志与我要到北京参加化工部召开的全国化工计划会议，我们便和梁灵光等省考察组同志分手。
29日我们到了北京。国庆节后，全国化工计划会议召开，我省建设化肥厂的计划大约10月5日左右便顺利通过。在建设规模上确定分两期建设，即石灰氮先上2万吨，合成氨先上2.5 万吨，加工氯化镀8万吨，纯碱8万吨。
7月份，我和许亚同志到北京争取化肥厂早日上马。化工部领导一再交代说，生产合成氨易燃易爆，对技术要求很高，要求配备军师级的领导干部。我们回省后，曾将此意见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马上调厦门市市委第一书记张维兹同志来担任三明化肥厂筹建处主任。大约10月20日左右，张维兹来福州报到，同时工业厅还调了武国熙和萨本坚两同志从事人事和总务工作。不久省里又调来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吴永培和厦门市市委工交部长孙德庆。到了10月底，省工业厅分配给化肥厂三个太原工学院毕业生和三个福州高工学校毕业生（当他们向我报到时我还是一个“光杆司令”），这时筹建处连上我也有十来个人了。
在全国化工计划会议上，化工部同意我省化肥厂建在三明，但化工部要派出厂址复查组，复查后才最后确定。北京回来后我马上着手抓建厂资料收集工作。由于三明是一个山区小县，缺乏许多建厂资料，连个气象台都没有，于是马上在列西山头建立一个气象台，在列东与列西之间拉了一根钢丝绳组织了一艘木船，收集水文资料，组织测绘了三明地形图。省地质局派了一支勘探队到三明勘测建设区内地下是否有矿藏，还调了钻机进行地质钻探。总之建厂的资料迅速进行补齐，要赶在中央化工部组织的厂址复查组来闽之前收集齐全。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沙溪流经三明的溪水流量问题，冶金部第四设计院李工程师多次在会上提出沙溪的最枯流量，只有8秒立方米，认为供水有问题。为了解决供水问题，我特从北京供排水设计总院请来一位郭工程师，请他到三明实地踏勘，着手研究沙溪供水问题。当了解到沙溪自萃口到三明这一段河流溪底部是河卵石层时，我们曾着手研究在河床上打井以解决万一沙溪水量不足的方案。最后我得到三明段沙溪的最枯流量为26秒立方米的资料，总算得到李工程师的认可，解决了三明市区供水水源不足的问题。
接着，我着手解决化肥厂原料供应问题。氯化按厂主要原料是食盐和无烟块煤，石灰氮气是无烟块煤和石灰石，无烟块煤原定由龙岩坑炳煤矿和连城庙前煤矿供应，食盐已定由厦门马銮盐场供应。石灰氮厂原定建在南平西芹，石灰石由顺昌供应，现厂址改在三明，需改由三明附近供应。初步意见似由三明岩前或永安坑边石灰石矿供应，但都没有详细资料。我亲自到永安找石灰石矿，到了坑边看到所有山头都是石灰石，而且从铁路到石灰石矿区道路平坦修建铁路不难，我真高兴。我回到福州后，梁灵光同志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石灰石矿勘探问题，会上省地质局刘副局长决定，从地质局借赵修晋等两位工程师给工业厅，并对我说：“这两位工程师你都认识，你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会议开到晚上10 点，会后我找到赵工程师家时，已是半夜11点多，赵工程师拿出车票说明天要出差，最后我还是把他留下。后来地质局非常重视，还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请了师范学院教授参加会议并确定了勘探方案。不久便在永安坑边一个石灰石山头上进行槽探，虽然条件很差，但很快取得了槽探资料，解决了石灰石原料问题。1958 年在这里建了水泥厂，石灰石便由水泥厂供应。
短短几个月总算把在三明建厂的资料收集齐全，但是当时强调选厂址不能单打一，必须有二个以上厂址，以供选择。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再选厂址，最后我只好将南平纸厂几年来选厂资料中选出南平大洲、沙县青州（后来该厂建了青州纸厂）等厂址作为对比厂址。至此，厂址资料的补课工作大功告成，写好厂址报告，请化工部派厂址复查组来省复查。
1958 年1 月春节前，化工部派出一个厂址复查组来福州，化工部氮肥设计院、有机化工设计院、基本化工设计院都派人参加，由张勤汉工程师领队。当时钢铁厂厂址已定在三明，因此省里请了冶金部武汉第四设计院、电力部上海电力设计院、城建部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铁道部南昌铁路管理局、古田水电工程局等单位组成厂址综合复查组，同时还请了南京永利宁厂侯敬思总工程师、厦门大学江培营讲师、师大曹大为教授参加，由建设厅设计室主任邱建平带了吴仲影工程师等组成一个工作班子。厂址复查组由省工交部副部长张维兹（兼三化筹建处主任）和省工业厅副厅长倪松茂率领，具体工作便由我负责。复查组到福州之前，我们作了详细的研究，如考虑到省外来的同志都习惯于北方大平原上建厂，三明厂址是个丘陵地担心被否定，后来研究出一个对策，拟定了从福州出发租辆大客车沿途在山里转，转到三明时，途中除了见到山外还是山，这样使大家对福建是个山区，就有了感性认识。
复查组于1958 年1 月4 日到达福州，首先听取省内有关部门的汇报。1 月9 日从福州出发，经过古田水电站时水库还没有蓄水，我们还在库底走一走以作纪念，更主要的是化肥厂建厂方案是由古田水电站供电，让复查组的同志了解古田水电站建设情况，以说明化肥厂供电是落实的。
到了南平和综合复查组其他成员会合，于1月10日到达三明。途中还踏勘了南平大洲、沙县青州、琅口等厂址。到三明后客人被安排在新建成的二层楼招待所住，床铺、棉被甚至热水瓶全是新的。原来1957 年8 月选厂组来到三明踏勘厂址，县里知道要在这里建厂，便决定建设这个招待所准备招待来三明工作的同志，只用几个月时间便建成了。这个招待所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综合复查组人数虽然只有五六十人，可是来的人把这个招待所和城关旅社都住满了，我们几个人只好在红旗影院的楼板上打地铺。红旗影院是县里用建设铁路剩下的石料等材料修建的，刚好完工尚未营业，便给我们几个人解决了住宿问题。
复查组的同志到三明后，就在城关和梅列作了全面深人的现场勘察和研究。当时三明天气寒冷，还下了雨雪，晚上我们围着烤火炉研究工作。在三明工作了六天，于1月20日改乘火车去厦门考察。那时火车站只有一间约20平方米的候车室，据说是按每班车上下车三个旅客而设计的，我们人多只好在候车室外等车了。到了厦门我们对拟建的马銮盐场及杏林、篙屿、禾山等进行踏勘，对厂址进行反复讨论、对比，最后大家一致意见选三明沙溪西岸作为化肥厂和钢铁厂联合建厂厂址。在确定具体厂址时，冶金部第四设计院李工抢先发言，明确目前三钢所在地，即列西一片地。因为他们于1957年9月到三明选厂址时便已选好这片地，并作了具体安排。虽然1957年8月化肥厂最先选三明作厂址，但这段时间我们忙于收集三明有关资料及建厂资料，没有落实具体厂址，只好将三钢南面这片地作为建厂厂址。尽管有100公顷的面积场地，足够建设一个年产合成氨20万吨、电石20万吨和以此为基础生产有机产品的煤炭化工基地，但是这片地中间有小山头和大冲沟，不如三钢那片地平坦，且处于三钢下风向，实在不大理想。但是鹰厦铁路在沙溪西岸通过，两个厂都需要铁路，只好在沙溪西岸一北一南紧靠在一起。三化与三钢具体厂址确定后，铁路由于穿厂区而过必须改道，当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靠山边走，一是沿沙溪边走。山边走，土石方量大，不但投资大而且工期长；溪边走，虽然将城市分为两半，但因两个厂都安排在溪边与山边之间只将厂区与市区分开影响不大，最主要是投资省、工期短。在白沙与列西山头建两个立交桥来解决厂区与市区间交通问题。在列西山头下，规划建一个升降站作为旅客列车停靠站；火车货站便放在白沙，运输量按600万吨，车站规划16股道进行设计。供水主要考虑供应三化与三钢，所以自来水厂泵房便安排在两厂之间的溪边，供电主要靠古田水电站。省里已规划了古南三输电线路，变电站便安排在列西山边。为了解决第二电源问题，将化肥厂的锅炉扩建为热电厂，除供三化用汽外，并发电作为三明的第二电源。建设三明，沙溪两岸之间运输量不少，便在列西山头与麒麟山之间规划建一列东大桥，当时三明两岸交通主要靠城关和梅列两座由木船组成的浮桥，只能走人不能通车辆。又规划了列西作为三钢生活区，白沙与下洋作为三化生活区。考虑到三化和三钢备品备件加工，规划在三钢与三化之间建一机修厂，后因机修厂能加工万吨合氨厂设备而配备机床等，被定名为三明化工机械厂。为了解决三化与三钢灰渣处理及工业区建设时解决水泥供应问题，在翁墩建一个水泥厂。考虑到建设需要砖瓦，在城关一个小山边规划建一个砖瓦厂。考虑到三化与三钢都是重工业，男工占绝大多数，为男女比列平衡，特将列东安排为轻工业区，规划建以女工为主的纺织厂等工厂。并规划富兴堡作为地方工业区，还考虑在城关溪中沙滩建一公园。整个城市按照工业城市作了初步规划。当时能想到的都作了规划，这次的规划在三化还留下一个痕迹。当时规划三化合成氨系统与电石系统之间建一条厂区中央主干道，为了减少土方量，在三化现在俱乐部旁边将这条主干道画了一个弯道，后来按图施工这个弯道便留下来了。在厦门搞好三明初步建设规划后便回福州向省里汇报，最后省里确定下来，“建厂山区”的设想算是落在实处了。
1958年初，省里决定后，三明的建设便开始按照制订的城市建设规划展开。在建设工厂的同时，供电、供水、道路、桥梁等市政建设也带上了，“以厂带市”的设想也开始实施。城市建设一开始，“城市依托”便发挥了作用。
1958年全国“大跃进”开始，钢铁和机械行业上升为“元帅”。这年夏天，我在南京搞三化合成氨部分因地制宜设计工作，省里叫我到上海参加华东计划会议，省机械厅副厅长石磊同志也参加会议。会议中，他找我说省机械厅准备在三明建一冶金矿山设备厂，想建在石灰氮厂旁，征求我意见。因为我们曾在省工业厅同事过，比较熟识，实话实说。我首先表示化工厂区已有规划，不欢迎其他工厂进入，其次机械厂建在化工区对机械厂不利。接着我向他建议说三明列东有一片平地，我曾想将化肥厂建在那里，但是化肥厂的合成塔等设备，单件重达几十吨，没有铁路拉不到厂内，而列东没有铁路，如化肥厂建在列东需要建铁路桥将铁路接到厂区，建一座铁路桥需要二三年，因此放弃了列东厂址方案。但是列东厂址对机械厂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会后他便到了三明，就看中了现在三明重型机器厂这块地。同时厦门农药厂因厦门是国防前线也迁到了徐碧，三明沙溪东岸也有了建设工厂项目了。
1960 年三化电石、石灰氮系统投产不久，上海市市委书记陈王显同志来三明曾到三化参观，我陪他参观了电石石灰氮系统，当时三化空分车间生产规模是华东第一。在电石车间，陈丕显同志看到三化有两座一万千伏安的电石炉时对我说，我们上海什么都比福建强，可是却没有这样大的电石炉，算是输给福建了。他提出是否由上海投资在三化再上电石炉，生产电石供应上海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无声无息，原来他在上海吴淞化工厂亲自抓上了一万千伏安的电石炉的建设，但是他三明之行，促成了上海纺织厂、食品厂、五金厂 、服装厂 、皮鞋厂等工厂从上海迁到三明。这些工厂安排在沙溪的东岸列东、城关、富兴堡，后来省里又在富兴堡建了塑料厂 ，使三明沙溪东岸成了工业区，西重东轻，使三明成为轻重工业并举的工业城市了，使“以厂带市”的设想也变为现实了。
1966年夏天，省委书记叶飞和副省长梁灵光同志来三明视察 防空备战工作和小三线建设。他们来三化参观小氨，我和张维兹同志陪他们参观。才参观到合成氨车间，叶飞同志就问大氨工地在哪里？其他车间就不看了，我们到了大氨工地，看了已建的厂房，我特别指着厂房中合成塔框架上露出的钢筋告诉他们大氨再不上马， 钢筋就要烂了。因为那时大刮下马风，规定文到时马上停止施工， 刚好合成塔框架施工一半，其余部分扎了钢筋来不及浇灌混凝土。叶飞同志和梁灵光同志在现场商量后说下决心上。这次他们来现场视察便决定了大氨恢复建设的命运，也使当年三明建设的化肥厂终于重新上马并在1971年建成投产，1954年梁灵光同志交给我建设化肥厂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但是因联碱法加工纯碱和氯化氨投资太大，化工部建议改为加工碳酸氢铵，使已到厂的联碱设备报废了。在参观的路上，我向梁灵光同志建议在三明上烧碱装置，将来再上聚氯乙烯，免得电石往福州拉，加工成聚氯乙烯再拉回三明供给三明塑料厂作原料（当时三塑已开始建设）。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回到福州后便安排了氯碱项目。但省化工厅将这个项目给市里，并把厂址定在重机厂后面的山边，后来并入三明农药厂。在三明生产聚氯乙烯的设想至今没有实现，但是氯碱装置对农药厂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叶飞同志与梁灵光同志三明之行，为三明陈大、明溪等郊区安排了机床厂、齿轮厂等小三线建设项目，“以市开发山区”的设想开始起步了。
1975 年 6月我调到福州省燃化设计院工作后，我向邓林华厅 长建议将明溪红卫制药厂迁到三明，因为红卫制药厂是小三线建 设项目，建在明溪山沟，我曾去参观过，一个车间排在一个山沟，一个厂排在几个山沟里，生产非常不便，连包装药瓶用的稻草，还从长乐运来，处境非常困难。省里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将未建的抗生素车间先迁到三明，已建的车间逐步迁到三明，我便选了不受城市污染的溪流作水源的台江作为制药厂厂址，红卫制药厂也改名为三明制药厂，后来有些建在三明附近的一些小三线建设项目也迁到三明。至此三明城关与梅列这块盆地每个角落都安排了工厂 ，三明这个工业城市整个布局便形成了。
1958年初春节过后，三化与三钢已确定在三明建设，接着省 工业厅分成为几个厅局，在三明建设的工厂分属几个不同厅局，于是各自成立了筹建处，各厂便分开建设。省委为了加强三明建设的领导，成立了党政合一的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简称“三明建委”，由张维兹同志负责，省委还派了伍洪祥同志坐镇三明。三明建委在省委省人委领导下，统一领导三明的市政建设和工业建设，还负责地方行政工作。
建设三明，省委下了决心，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调集而来，首先是从省直机关各部门和各地市调来一批厅局级领导干部和一大批行政干部配备到三明建委各部门和各厂筹建处。当时调人，接到调令，马上报到。例如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吴永培同志刚上任还未接到国务院任命书，便接到调令到三化筹建处报到了。建设工业城市和一大批工厂，需要一大批技术干部，而我省解放后因是国防前线，没有什么建设项目，留不住技术干部，解放初东北招聘团在福建招走好几批技术干部。1952年后，华东局又以技术归队名义调走了一大批不在技术岗位工作的技术干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因到福州转关系，到工业厅看望同志被梁灵光厅长遇到而留下。因此当时省里技术干部非常缺乏，只好到处招兵买马物色技术干部。以三明化肥厂为例，化肥厂是一个易燃易爆，高温高压高技术的一个工厂，对技术干部要求技术水平高。当时省工业厅在项目还没有批准前，就在1957年8月留了三位太原工学院毕业生和三位福州高工毕业生给化肥厂，筹建处成立后省工业厅又从厅系统调了一批技术干部给化肥厂筹建处。省委还决定把省直单位下放到三明的技术干部全部调给三化，省委组织部又将一份“所学非所用”的干部名单给三化挑，名单上虽还有200多人，但多数是农业、气象、水产等专业人员，真正工业院校毕业的已经在技术归队时调走了，只有读过一二年工业院校肄业生，我挑了关永辉、朱瓦水等人。技术干部缺乏，连省委书记叶飞也关心这件事了，帮三化找技术人员。如有一次，叶飞到福州市化工局遇到曾宪旺同志，了解到他是读化工的，马上叫他写下名字，不久曾宪旺就接到调令到三化报到了。叶飞同志的爱人省教育厅厅长王于酣同志也大力支持三化，从全省中学化学老师中挑选几十人如陈嘉维、陈德标等支援三化。厦门大学也调了江培宣讲师和四位助教支援三化。对技术干部，省委不但省内调还从省外要。记得1958年夏天我和孙德庆同志在南京抓设计工作，省领导魏金水等到南京访问，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接见时，通知我与孙德庆亦参加，原来要通过魏金水同志向江渭清提出请江苏省支援福建技术干部。当时江书记答应给20名，我们马上与江苏省组织部门联系，由于都是下放干部，调动困难很多，最后终于调来了范宗兰、吴忠义、卢华龄等十人。当时三化是省里重点建设项目，技术干部队伍的形成是这样不易，其他各厂可想而知了。于是三明建委打算办工学院来培养技术人才。经过几年酝酿，1960年三明工专在列东成立，从福州师范学院调来音乐系总支书记刘振美任书记，从厦门师范学校调来副校长漆竞余任校长。1960 年秋天，学校正式招生，办了两年顶不住下马风，三明工专便下马了。刘、漆两同志及工专老师的大部分都调到三明一中。
三明是一片丘陵地，开土方的工作量很大，有人形容建设三明是人造平原。的确不假，仅三化合成氨厂区就挖走一座20多米高的小山头，填平南面一个大冲沟。三明建设一开始便调来成千上万的民工来平整土地。在叶飞同志支持下，驻闽解放军也调来数千名官兵，厦门大学也组织了中文系师生参加这场人工修地球的战斗，后来还请来上海机械土方队来三明加快平整土地的速度。国家建设部还从陕西宝鸡调来西北第三工程公司，到三明后与省第三工程处合并成立了省建筑一公司。国家冶金部从东北沈阳调来第八冶金安装公司，在三明扩编后成立了福建冶金机电安装公司，使三明建设有了实力强大的施工队伍。
1958年建设三明的战斗开始了，三明变成一个到处是工地的 地方。有一次化工部来人，夜间到三明，从火车上看到三明工地到处是灯火辉煌，以为到了一个大城市，第二天天亮了，只看到四周的山头下一片空荡荡，惊奇地问我昨晚在火车上看到灯光辉煌的城市怎么不见了。我说出昨晚在火车上所看到的灯火是工地上连夜通宵施工的照明用灯和电焊的火花，他们哈哈大笑。
施工队伍进驻三明，使三明有了强大的施工力量，在厦门规划的几个建设项目，1958年上半年便开始施工。当时建设高速度的是铁路改线和列东大桥工程，开工不到一年，于1959年上半年便建成了。到了1959年年底，水厂、热电厂、三钢、三化空分车间等项目都建成投产。例如三化的空分车间为了配合三钢建设和工地用氧需要，三明建委要求1959年国庆节前出氧作为向国庆节献礼项目，省冶金安装公司员工和三化职工日夜作战提前几天出了氧。又如水厂的水泵房，按一般施工速度需要45天，而在省建一公司一处员工顽强拼搏下仅用8天时间便将一座高17米多层混凝土结构的水泵房浇灌建成，使自来水厂能在各厂投产前供水。
当时来了十多万人的建设大军，吃住等日常生活便成为大问 题，首先要自己动手盖茅草棚。1958年年底，三化在省外搞设计的几十名技术人员回到三明，厂里安排几间水厂区新建原先作为工房的二层砖木结构房子作为办公室，再没有房子给人住了。所以我们一到三明，便组织大家上山砍毛竹割茅草盖了一座大茅草棚作宿舍，大家睡统铺。记得1959年夏天，有一次气象预报台风将于午后袭击三明，党委要我负责厂区供电安全，一早我便去巡视检查输电线路和供电设备。临走时我交代办公室同志请大家将铺盖搬到办公室，以免台风带来暴雨将棉被淋湿，晚上无法睡觉。当我回到办公室，听说有人在查这件事，认为我这几句话有意扰乱人心。结果傍晚暴风雨将草棚刮倒，这件事才不了了之。至于吃的问题，当时不管主食、副食全靠外调，蔬菜调运困难便调来大量绿豆、黄豆。当时绿豆芽、豆腐便成了三明建设者们家常菜。由于省委大力支持，从四面八方调来各种副食品，因此到了困难时期三明有时还可以买到肉松等其他地方难买到的副食品。不过全靠外调难得保证正常供应，三明建委便着手抓蔬菜等副食品的生产，请上海菜农来三明传授种菜技术，并带来许多蔬菜品种。
生活上困难还算容易解决，只要降低一下生活水平也将就过去了，但是建设上的困难解决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建设需要砖瓦砂石钢筋水泥等三材，当时全国“大跃进”，三材供应非常困难。三明除了加快水泥厂、砖瓦厂的建设外，只能靠外地供给，但是建材供应不但量大而且还得保证供应时间，否则工地便要停工待料。于是一场自力更生的战斗便在三明建委领导下迅速展开。省建一公司等单位建了许多土窑烧砖，三化建了小石灰窑供应石灰，又建了小电石炉供应施工所需要的电石，三化机便挑起一些非标设备和零星机械加工任务。
紧接着刮起了下马风，1959 年初，三化大氨建设项目下马了。为了大氨上马，七年时间我真是日思夜想，千方百计争取。张维兹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一见面话题便是如何争取大氨上马。记得有一年他腹部生了脂肪瘤，在福州省立医院开刀，我刚好出差福州。一个晚上我去医院看望他，便谈论大氨上马的事，越谈越兴奋，他说“走，带我去找邓厅长谈谈”。当我陪他回医院的路上我才想起他才开刀，腹部创口还包着药棉，我不该带他去找邓厅长，我内疚得流下了眼泪。
刮下马风连已经投产的三钢也未能幸免，当时三钢职工已将近万人，下马后要压缩到200人。记得有一天，我在列东街上遇到三钢的李永丰工程师，他自1954年从龙岩跟李达同志到省工业厅筹建钢铁厂，我比较熟识，我就问他三钢下马了，你将何去何从？他说，“我要留下不走，坚持到底，不能让花了那么多心血建起来的工厂，就此下了马”，并说，“我已建议将留下200 人组织起来，利用三钢机修设备（他是机电专业工程师）一方面养活自己，一方面维护设备，以便东山再起”。他的话动人心弦，我的心与他共鸣，我也下决心促大氨重新上马，下马风刮得大家伤透了心。记得1964年三化小氨项目原建在厦门，因厦门是前线，化工部不同意建，省里决定改建到内地。我当时借调到永春化肥厂任副厂长，刚好出差到福州，张维兹同志叫我与丘建平同志一齐到永安三明一带选厂址，当时不敢放在三化，怕影响了大氨上马。后来建在三化后山，特别命名为列西化肥厂，亦是怕影响大氨上马，当我们选址到三钢红旗三号炼焦车间，看到车间墙上三钢下马工人离厂还乡时写了许多伤心的话，我含着热泪，心里真是难过。
大氨下马了，我集中精力准备把电石、石灰氮系统尽快建成投产。大约1959 年5-6月间，化工厅厅长邓林华同志忽自北京发来电报要我马上赶到北京，飞机票都给我买好，主要原因是：化工部一位科长出差到福州，听说三化工程建设进展很慢，至今厂房尚未动工。他没有到三明核实，便向部里汇报了，因此化工部打算将三化已到货的电石炉变压器调给广州。邓林华同志知道后叫我马上到北京汇报建设进度，目的要把变压器留下来。我接到通知后花了一天时间，在工地到处拍照。当时电石系统机修车间和空分车间厂房已建成，其他厂房正在施工，我就利用机修车间室外的氧气瓶（瓶上写了三明化工厂几个字）作陪衬，将在施工的吊车和建设一半的厂房都拍了照片，最后还将列车发电站、热电厂、水厂等有关工程也都拍了照，到了上海全部冲洗好。到了北京第二天邓林华同志就和我到化工部参加会议，会前我将所有照片放在桌上，化工部有十多位司局长参加会议，会前看到照片都不禁说怎么这样快，本来研究调走变压器的会，变成研究加速三明化工厂建设进度的会。会后我真是擦了一把汗，因为电石炉变压器一调走，石灰氮系统就有下马的可能，真是险过了一关。
北京回来向厂党委汇报后，就决定加快建设进度。1959年9月底，空分车间出了氧，1960年4月底，电石炉出了电石，接着石灰氮车间也投产了。三明正大刮下马风，整个三明面临严峻考验，只要三化电石、石灰氮再下马，整个三明都下了马，前景难以设想。幸好石灰氮是化肥，困难时期要粮食，就需要化肥，三化石灰氮系统便保下来了，因此有人说石灰氮保了整个三明。这句话并不过分，三明市是以厂带市而建设起来的，工厂都下马了城市免不了也要下马了。
三明开始建设的时候，张维兹同志曾收集了福州、厦门等城市建市所花时间的资料，提出三明城市需要几年才能形成的问题。我们按当时建设速度设想只需5 年至10 年时间，现在看来如果扣除困难时期的大下马和“文革”中十年动乱，这个工业城市按照当时建设的速度应该只要十年时间便可建成一个工业城市。当然当时建设三明按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许多生活福利措施没有跟上，到了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才逐步配套，才有条件使三明建成一个文明城市。
建设三明遗留不少问题，最大问题应该是没有将环境保护放在一定位置。从选厂址开始，虽然也考虑过环境保护问题，例如曾考虑城市空气净化问题，当时认为三明两边是山中间是河谷，风向东北风为主（早晚风向不同），空气可沿着河谷流通，也可将灰尘带走，后来才发现三明每天有几次静风期空气不流通，而且上午经常有雾，造成三明烟雾迷漫。又如考虑排水污染问题，将三化排水口安排在自来水厂取水泵房下游，但是三明位居闽江上游，排水造成沙溪污染，也影响了闽江下游，所幸的是三化与三钢都是以煤为原料，三化粉煤灰等解决了三明十多万人口烧的问题，虽然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还是将两边山林保护下来。
三化与三钢都是50年代末建设项目，当时国家才从经济恢复时期转入建设时期，要建设这样大项目，可算是穷人办大事。以三化为例，当时化工部曾提出一个厂的投资要建两个厂，对化工部几个设计院已设计好的定型设计，提出重新设计。修改后的设计使所建的工厂因陋就简，存在很多问题，当然三废处理要花很多钱，便排不上队了。我曾为这个问题和化工部有关同志商讨过，当时的观点是治理三废不但要大笔投资而且处理装置运行时还要花费处理费用，增加成本，现在国家经济紧张只能先解决有无问题，污染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就这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配套上。
1957 年当我选定三明作建厂厂址时，曾想过三明是否改名为“山明”，想依靠这个城市开发山区，使这个城市成为山区中一颗明珠，更希望将这个城市建成一个“山明水秀”的工业城市。当然，改地名不是一件简单事，三明至今没有改名为“山明”。但是把三明建成“山明”的愿望一定会实现，首先现在三明市已在城区沙溪河下流建了一个水电站，水库回水使三明市区沙溪河段变成了湖，有条件把三明建成一个“山明水秀”的湖滨城市，特别是三明城区两岸间建了几座大桥，如果污水处理好，碧绿的湖上架着几座美丽大桥，明月当空时两岸建筑在湖水中的倒影，将使三明这个城市增添多少魅力。张维兹同志曾提出把三明建成布达佩斯式城市，张维兹同志为了这个设想，“文革”中不知受了多少苦，所幸的是三明还是按照这个模式建成一个工业城市。我相信三明作为繁荣山区中的明珠城市为时已不远，我心中的“山明”一定会在闽西北山区中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