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基
1949年，我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毕业，分配在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工作，任工程师。1958年初夏的一天，本溪钢铁公司万经理找我谈话，说福建要建钢铁厂，本钢是对口支援单位，公司决定调我到福建去。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带上妻子与小孩，随同几十名一同奉调的技术人员千里迢迢来到三明。
当时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三明，火车票只能买到梅列车站，据说到梅列就到了三明。当时鹰厦线运行还很不正常，好不容易到了梅列车站，有人说那边黄土堆，就是刚破土动工的三钢工地，列西新建的小木房是三钢的，走到那里，才知道三钢的办公地点还在列东。总算找到了，办公室的同志把我安排在一家民房里。那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土房，下面是猪栏，旁边是厕所，墙上有个不到一尺见方的小窗。因为我家的人口多，他们又把走廊也给了我。其实，我已经很不错了，当时有许多同志都住在大厅里，白天办公，晚上就睡在那里。以后来的人更多了，大厅也住不上了，只好砍毛竹搭油毛毡棚住。
上班不久，我第一次随马鸣琴书记到三明建委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修改炼钢的设计问题。炼钢原设计安装二座6吨直筒型侧吹转炉，厂里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要求改为三座，这样产量可以翻一番。设计院的郑工程师不同意，说修改时间来不及，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以后，炼钢的规模从最早设计的5万吨、10万吨提到20万、60万，甚至到120万，真有点脱离实际，中央和省下达“缩短战线，集中力量，确保质量”的精神，才决定集中力量把20万吨钢规模建成投产，但当时有些工程如3、4号高炉的热风炉基础和6座锅炉基础都已建起来了，造成了一些浪费。
1958年大炼钢铁后不久，建委要求元旦出钢，春节出铁。马书记征求我意见，我说：“炼钢设备比较少，建座化铁炉就可以了，需要的原料也不多，而且可以间断生产，突击一下是可能的，但炼铁设备较多，涉及面广，需要大量原燃料，特别是开炉后，就要继续生产。”后来领导决定集中力量抓元旦出钢。在元旦出钢之际，上海调来的老师傅起了很大的作用。记得临近元旦出钢时，他们发现出铁出钢的行车没有接钩，这时在三明加工已来不及了，马上派陈根兴同志到上海借一个来，一个接钩有800公斤重，他乘火车随身带来，真不容易。
元旦出钢后，三钢全面投产，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炼铁系统的基建任务重，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厂里组织了部分生产人员参加工程质量检查。在一次检查高炉炉缸的冷却壁时，我发现炉壁质量不合格，要求把它吊出来返工，但施工人员强调耽误施工进度，不肯更换。当时马书记对我说，时间紧迫，能不能将就使用。我坚决不同意，说：“土高炉不用冷却壁也能生产，但这涉及到安全生产和炉子的寿命。”最后总算把不合格的冷却壁更换了。当工程结束时，我们对工程质量表示满意，施工的同志也理解了我们，大家都笑着握手表示满意。后来有一篇文章报道“高炉的保姆”，就是表扬以于庚午同志为代表的质量检查人员。
国庆将到，出铁时间临近了，但风机尚在试车中，唐娆光厅长问我能不能就直接投产，我说还是试好车再投产好。由于要赶在国庆出铁，风机只试24小时便高炉点火，造成风机停机的罕见事故。为了抓紧事故处理，厅里特请了上钢一厂的工程师和技师来帮助，并立即调了二台300M2的风机来，但不能等待风机安装后再处理事故，厂里就把二台200M3的转炉风机并联向高炉送风，经过近17小时抢修终于在10月6日，出了第一炉铁水。有了一号高炉的经验教训，二号高炉投产时就比较顺利了。
两座高炉投产后，炉况顺行，但产量不高。为了加强领导，省委成立了煤铁指挥部，省委工交部罗晶副部长亲临三明指挥。他问到一号高炉炉长于庚午为什么生产上不去，于回答说是原料供不上。于是就组织了全市一万多人大战原料场，并突击建成了第二原料场，后来原料数量是供上了，但是日产500吨铁的任务仍没有完成。7月初，为了完成日产500吨铁的任务，厂党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委会，要求大家用党籍来保证，为此我们采取多加碎铁和土铁的办法，总算勉强完成了日产500吨铁的任务。
1961年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传达贯彻，刚刚全面投产的三钢面临着精简和停产，二号高炉，炼钢、轧钢相继停产。到1962年6月，一号高炉也停产，随着三钢全面停产，大批职工被遣散，干部能走的都调走了。留在厂里的职工，大部分都盼望三钢有朝一日能复产，当复产无望时，职工思想极度混乱。不久省委梁书记来三明检查三清工作，当他听完三钢书记汇报后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补充了当时职工对三钢前途的期望，存在着“二长二不长”的思想情绪，即年龄长、人口长，技术不长、工资不长（当时规定停产企业不能参加工资调整）。梁书记觉得情况严重，决定亲自到三钢在全体职工会上作报告。首先他谈了国内形势，接着就谈三钢，他说三钢总的规划未定，但根据福建的实际，省里争取在“三五”计划中分三步恢复三钢生产，但是关键是省、厅、市和厂都要创造条件。至于三钢当前的工作，首先把设备财产维护保管好；其次抽调一部分干部和工人出去进修，以期复产时有较高的水平；第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查研究，搞好复厂的规划；第四继续加强领导，职工生活待遇和生产单位一视同仁。他还对厂领导说三钢调出去的干部，如果复产时需要，请组织部调回来。梁书记的报告，对全厂职工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对三钢的恢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0月份厂里就选派了100多个干部和工人到上海进修，设备维护工作也有较大的进展。
1963年底，富文冶金机修厂迁入三钢，改名三明冶金机修厂，实际上是两个厂名，一套班子，这样就大大地充实了三钢的机修力量，为恢复三钢做了积极的准备。
机修厂投产后，省冶金厅决定把西德进口的1.5吨工频感应电炉安装在炼钢车间，我们会同大冶钢厂的炼钢工程师和轧钢工程师共同研究，认为感应电炉安装在铸造车间更好，推荐为第一方案，安装在炼钢车间北端作为第二方案，后来省厅批准安装在炼钢车间，感应电炉的安装和投产，标志着三钢的恢复，职工积极性很高，提前完成了安装任务，并节约不少投资。
1965年初，省厅决定把福州的400/250轧机搬迁到三钢生产，并建议安装在列东原特钢厂内，当时我们觉得放在列东，既增加了运输量，且管理也不方便，建议安装在列西厂内。经过几次向厅汇报，省厅派了两位处长到三钢实地察看，最后同意建在列西厂内，只花了五个月时间就投入了生产。
1966年5-6月，三钢全面恢复，我从宁化农村调回来后即组织炼铁和有关专业的同志到上钢一厂、济南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公司等企业参观调查，发现三钢最大的问题是炼铁原料的加工处理，我们使用的潘洛铁矿，一部分是假象赤铁矿，大部分是褐铁矿，粉矿特别多，生产人造富矿是唯一的办法，当时生产球团矿的呼声很高，为此我们和长沙设计院的同志一起，带着潘洛铁矿到鞍山矿山设计院做试验，但试验的结果，我们的矿粉不适于生产球团矿（当时选矿还没有生产〉。我们跑到冶金部请示，部里说这由你们省里决定。我们又跑到福州，由省厅带我们去省府汇报，贺敏学副省长听取了汇报，最后决定把三明库存的一台18M2烧结机建起来，并更正了原来委托生产10万吨的设计任务书。
生产烧结矿是确定了，但安装在哪里又发生了分歧。设计院的同志为了节省投资，建议安装在原料场，这样生产出来的烧结矿可直接送上高炉，并说大三线建设的汽车修理站都放在露天，烧结的皮带走廊也可以不要加盖。但是我们认为，基建要从长远考虑，不能过分简陋。为了解决这个分歧，我们又和设计人员一起到福州汇报，在省厅和省建委领导的支持下，最后决定建在原来规划的地方，接着就开始了设计。
福建缺少炼焦煤，因此复产时考虑了采取高炉喷煤措施，以充分利用本省无烟煤资源，降低成本。原料的另一个问题是装卸和平铺中和问题。我们出去考察的企业，较多采用坦克吊和汽车作业，难点是坦克吊不易解决，而且占用场地也较多，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三化参观，他们采用行车抓斗装卸，我们组织了原料场的同志再去参观，大家认为这种办法好，但是大跨距的行车是个难题，后来安装队的张福文队长告诉我，他们可以制作，这样方案就基本定了。
年底临近，“文化大革命”在厂内兴起，我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参加了高炉大修磨砖和热风炉大修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