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鹄
报名参加三明建设
1957年底，“反右派”运动结束之后，我主动请求离开厦门市工业局长的岗位到省委党校当了政治经济学教员，目的想趁着年轻好好读几年书。可是一走进去便发觉我完全错了，原来经济学教研室里读书较多的几位教员都被打成了“右派”，“读书危险”成了教学人员的心病。学校当时没有开班，教学人员要负担种菜、养猪等杂务。这时，福建省委已经决定在三明建设我省第一个以钢铁、化工、机械为主的重工业基地，具体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三明建设委员会也已经成立。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原厦门市委书记张维兹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我想既然读不成书，还要严重脱离实际，参加重点工业建设也是我多年的愿望。6月4日，我去小柳村的三明建委办公地，找张书记要求参加三明建设。他当即表示欢迎，答应与有关方面商洽。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再去，他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已通知党校调您。您具体任务是筹建三明电机厂，现在要派您去执行一项临时任务——拿省委的介绍信去东北迎接冶金部下放我省的冶金工业队伍。先到本溪找本钢生产副总经理唐晓光（调闽任冶金厅长），他知道冶金部下放福建的全部计划，有关情况由他交待，按他的意见办事。他最近即来闽，接下去您要独立工作。同去还有两人，由您负总责。工作中有问题，需要找中央有关部门的，可以通过我省驻京办。电机厂筹备处成立以前，您的行政、工资、户口、粮食关系可以先转到三明化工厂筹备处。”从此，我就加入了建设三明的队伍。
6月6日，我动身直赴本溪，中央下放福建的冶金队伍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从本钢、鞍钢抽调支援三明钢铁厂的人员。二是驻沈阳的冶金建设安装第八公司撤销，全部人员资产分调甘肃、浙江、福建三省组建三省的冶金安装公司。八公司的工地分布在辽宁多处，吉林、黑龙江也有。由于各种原因当地党政领导机关都作了规定，非经批准，人员设备一概不得调离，全面冻结。我随唐晓光进京向冶金部汇报，又找到在京开会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侯振亚。他先请有关方面给东北打了电话，又亲自出马赴沈阳找辽宁省委面谈；冶金部派安装总公司杨副总经理去东北检查督办，也未见丝毫松动。直到9月初薄一波副总理主持在鞍钢召开现场会议，有冶金部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参加。杨副总经理带我向有关领导汇报，薄副总理在会上重申中央下放冶金工业队伍的决定，督促有关部门、地方和企业坚决执行。这样下放的“阀门”才打开了。接着又遇到因厦门前线炮击金门，东北铁路进关民用货运全停，安装公司的大量设备器材无法起运。我再次进京，请驻京办凭国家计委证明领取总参的军运任务通知书才得以解决。
三钢建焦化、高炉所需耐火材料未能提前预订，派人往沈阳求援。材料厂供不应求，要先签合同，再按序排队。最快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开始陆续供货，显然不能满足三钢的工程进度要求。我心急如火，却一筹莫展。采购员胡旭初找我设法。我领他走访沈阳市经委。经委嘱咐材料厂先从库存现货中发付，现货中没有的规格，立即优先安排生产，并由沈阳铁路局军运代表将这一批耐火砖运闽所需车皮全部安排到底。经委的工程师说，他们的领导是把这批材料作为支援厦门前线的任务交待的。全国所有在产和在建的钢铁厂中来沈订货的，享受这种待遇仅三钢一家。
工作之余我一直惦记电机厂的筹备工作，几次挂电话想了解进展情况都没有联系上。我只得利用空隙时间参观本钢、鞍钢的机修厂和沈阳、哈尔滨的大型电工企业，买来中专的、大学的电工基础和电机学教科书进行自学。接人的主要问题解决，已经到了9月底。留下温汝骧、张林跟踪观察、收尾，我便启程返回，先到北京向驻京办王恒康主任汇报工作。
机修厂工地在呼唤
我回到福州时才知道建委已迁三明办公。我又赶到三明找张书记汇报，他却说：“电机厂您不用去了，省里提出的项目很多，但是财力、物力、人力有限，不可能同时都上，电机厂目前没排上，什么时候能上，现在不知道。机修厂要先上，不然三明重点项目这么多，各种非标准设备制作任务谁来承担？什么都靠外地，自己全不能解决，岂不被动！机修厂排上了，要快上，才好为别人服务。这个机修厂原设计是三钢的机修厂，现在把它独立出来，为地区服务。目前已经破土施工，就在沙溪河西岸火车站旁边。决定您去机修厂当厂长，怎么样？”我说：“自己没有十分把握，既然组织决定，我尽力去干。”这一天是1958年10月10日。那年我31岁。
当天下午，我找到了机修厂工地。厂区位于山脚坡地上，鹰厦铁路从中间南北纵穿而过，已平整的土地在铁路东侧，面积约5万平米左右。推土机还在边上作业。施工单位是一建公司二工区五队，队长小个子，浙江人，名叫伍维彪。他领着我边看边介绍。正在施工的主要是金工和铸工两个主车间，都是三连跨，面积各7000平米左右。先建大跨与中跨，小跨位置落在铁路路基上，要等铁路改线后才能建。金工的柱基孔已经完成，地上整齐地排放着大型钢筋水泥立柱的模，等待浇灌。铸工正在挖柱基孔。阶梯式流水作业安排得井然有序。金工东北角上一座体量较小的电修车间，主跨柱梁已安装到位，边跨房架正在吊装，开始砌墙。铁路背面还有铆焊、锻工两个体量不大的车间，也要等铁路改线方好动工。工厂原设计未包含仓储运输、办公和生活设施。
施工任务按建委下达的计划实施，设计院来的图纸由建委转发。电修车间东侧两座小竹棚里住了五六个中青年男子。他们原来工作或由省级机关下放在附近的县区，经建委组织部门分配来机修厂工作。他们等待机修厂来人报到，已经等了半个月，无人接待，自己也不知该干什么。他们从当地请来一位小伙子，三块石头架起锅，烧饭吃。其中两位中年人，据说是准备推荐到机修厂党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当部长的，他们对工地施工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我索兴向建委行政科借了蚊帐、草席，住进工地竹棚，以便进一步观察施工的情况。有时参加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了解上头和面上的情况，认识有关的人员，开始筹划立即采取的行动步骤。土建施工既已展开，各类人员将陆续进厂，首先要用快速有效的办法创造成百人居住、生活、工作和设备器材仓储运输的起码条件。盖房子，建筑材料、施工力量都紧张，无法安排，“远水救不了近火”，唯有抢盖一批竹棚。施工单位积极支持，半月功夫陆续盖成。
加快建设自己的工厂
筹备处迁进厂区后，省机械厅分配的各类人员陆续到来。组建基建科，苦于没有现成的基建管理人才，只好挑个善于和人打交道、工作认真负责的同志领头，边学边干，把当时已经到厂为数不多的几名机械制造和电工专业的大学、中专毕业生全部集中，先来搞基建。
我多方收集本厂建设的设计文件，找不着的直接请武汉黑色冶金设计院补发，并明确通知设计院以后有关本厂设计图纸、文件请直发我厂。原先这是20万吨／年钢铁联合企业机修厂的典型设计，生产纲领为制造各种备品配件兼电气设备修理。年产钢铁铸件3万吨，锻钢件1000吨，焊接结构件3000吨，机械加工能力1万吨。厂区布局可随厂址条件不同适当调整。生产系统总投资1000万元，刚好达到国家基建中型工业项目的限额最低起点。设计院删减配套、附属工程项目，降低标准、少计造价，比常规设计完整预算扣减了总投资额（“大跃进”时期各地为争取项目上马普遍采取的作法）大约300万—500万元。这在全省和三明机械工业规划项目中不算大的，但当它领先建成之时，在铸锻和机械加工方面有好几项工艺能力，数得上是全省之最。设备是全新国产加部分东欧进口，在全省也是上乘。搞好了，它可以成为省内一个小拳头。
我们组织技术人员仔细阅读设计文件、图纸，对其中不理解、有疑问的内容，进一步查看实物、资料，询问设计院这为日后本厂自行组织进行局部工艺布置调整，补充电气安装设计，作好了必要的准备。看到设计文件中的设备清单，我首先感到设计院安排的设备水平不低，很满意。
1958年11月中旬，第一台C620机床进厂，吸引了五六名大学、中专毕业生和一名有十多年车床操作经验的干部来观看，参加开箱、检查、试车、验收。试车前必先加足润滑油。老工人用过的都是挂轮车床，没见过齿轮箱机床。毕业生在校读过这种机床，却从未看过齿轮箱内的情况，也从未见过向齿轮箱加油的情形。说明书上没说加多少油，又没看懂箱内底部的油位标志，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难住了。为保险起见，将一桶15公斤油全倒进齿轮箱，全部齿轮都浸在油里，机床一开动所有轴孔轴颈轴承间隙都往外渗油。主输孔流出的油经过卡盘像雨点一样甩得老远老高，一位大学生的脸上、眼镜上洒满了油，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激动地说：“这是机床厂质量问题，赶快发电报向厂家交涉。”差点闹出更大的笑话。通过继续试验最终搞清楚了，以箱内底部的油标为准只需十分之一的油就足够了。
全省第一台3吨电弧炼钢炉自行安装试产。当时厂内并无一人学过电冶金学，只有一位冶金中专教金属学的教师，曾经带学生下厂参观过电炉炼钢的现场。工艺布置图设计是左开炉门，而电炉制造厂发给我厂的炉体是右开炉门，虽经交涉，不愿调换，只得按已到货炉体相应地修改工艺布置。设备清单上有一台1800千伏安电炉专用变压器，却迟迟未见到货。终于查到是被铁路系统错卸××站，又被该市××钢厂冒领。后经过许多周折，变压器才运到我厂。安装前，电工技术人员按照规程进行变压器油含水检测和脱水处理及铁芯线圈烘干处理。可是体积相当四座大衣橱的变压器油箱，活门打开只流出几滴可怜的“眼泪”，就什么也流不出了。铁路运单所列货重证明是充油托运。细查油箱密封完好，不存在途中泄漏可能，油到那里去了？外勤人员金慧芳报告，××钢厂被迫交还变压器，起运之前放光了变压器油，装了六大桶，整整齐齐放在仓库里，还取出了油样······1960年春天全省工业工作大会上，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此事被用大字报公开揭露出来，××钢厂再次被迫归还变压器油。如果不是预先察觉变压器无油，冒然将变压器通电，那将无异于引爆一枚大型炸弹，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想方设法，克服技术力量不足和缺少部分钢板材料的困难，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进行摸萦，一边尽可能争取其他的外援。省机械研究院派李雄杰帮助解决电极导电软电缆技术问题，机械厅技术处派陈知耻协助解决炉前操作技术问题。主要的技术工作是靠厂内力量完成的。
全省第一台3吨电弧炼钢炉终于在我厂通电试产一次成功，且此后连续数年运行正常，证明我厂依靠自力所进行的工艺布置修改设计和机械、电气安装补充设计是正确的，安装工程质量是可靠的。
安装铸造车间第一台桥吊，为要使用坦克吊车，曾经请了冶金安装公司。后来我们自己有了起重工，用扒杆也能起吊。全厂成百台设备安装全是靠工厂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安装队伍的主要成员就是刚进厂的毕业生和培训操作不到一年的复退士兵，但从未因安装不当而发生任何设备和人身安全事故。
然而，1959年夏季，穿过厂区的铁路改线，工厂自己组织力量挖除路基土方，由于错误地采用“挖神仙土”的办法，以致土方坍落压死工人代元根，这是建厂时期因公牺牲的唯一一位同志。有关干部的无知和管理上的漏洞，断送了一位年轻工人同志的生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全场职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并结合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通过自己组织安装设备，参与此项工作的员工获得共同的认识：一、从设备订货、进厂（现货）就要开始设备管理过程，发现问题必须及时处理，不能将设备长期搁置不理，等到要用时才发现问题，贻误时机。二、设备的检查、安装、检修要尽量吸收有关的管理者、使用者参加，使他们都对设备有全面的了解。三、建立和健全设备档案。
上级分配两名转业的空军机械师来厂，任命他们为安装队长，随后又转建设备动力科，厂部支持他们参照空军的严格要求进行管理。操作者必先经过设备操作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考试合格方可上机操作。发现设备异常必须停机排除，时刻保持设备完好状态。从1960年开始至“文革”前，化机厂年年是华东地区机械行业设备管理先进单位。
初期厂里的技术干部主要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中专毕业生，工作热情高，能吃苦，可是数量不足，专业不全，不能满足各科室、车间必要设置技术工作岗位的要求，工作中又缺少有经验的骨干带领。他们大多数人肩上的担子都是很重的，难免有些人产生胆怯的心理，顾虑责任太大，倘若出了问题，担当不起。尤其曾经受过政治运动冲击的人，更是忧心忡忡。我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告诉他们我们厂里老的骨干少，这是个弱点，但也是新人获得更多锻炼的大好机会。要求他们对于每项工作都要认真负责努力搞好，又要细心谨慎。情况要明，办法要周到，不要蛮干。有事多同他人商量，集思广益，注意查找资料，同时注意请示报告。只要是这样工作的，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我和他们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直到做好为止。这样就增加了他们敢挑重担的勇气。
坚持基建不停顿
1958年省机械厅的基建计划中省属重点项目有十个：三明电机、三明矿山、三明电缆、三明铸锻中心、三明机修、龙岩风动工具、永安修车、永安313······等。到年底为止，实际上破土动工的只有三明机修厂一家，当年完成投资额约占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铸工、金工两个主车间生产能力尚未形成，焊接、锻工车间尚未动工。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工业基本建设“大跃进”的真实情景，因此1959年初中央提出“基本建设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工业项目要上马一个，建成一个，投产一个，发挥效益。防止盲目乱铺摊子”。此时省机械厅召开基建工作会议，提出1959年基建计划将重点项目增加到17个，唯独把机修厂排除在外，口头宣布“停止对机修厂基建拨款。机修厂转入以生产为主，在今后几年中靠自己的生产利润解决未了工程所需的基建资金”。
厅计划处长先进行“火力侦察”，向我透风，观察反应。我回答：“我对中央基建方针的理解和机修厂当前情况的判断，可能与厅领导有很大的距离。”接着厅长召集会议，四位正副厅长，九个处的处长全部出席，通知我到会。厅长主持宣布开会，一位副厅长主讲，先叫我讲对厅基建计划的意见。
“这超出了我的职务范围。我无法考虑厅的计划。提不出意见。”
“那就说说对机修厂计划安排的意见。”
“我对厅不安排机修厂基建有意见。我认为机修厂基建应继续安排计划，连续不停顿、全部建成，然后专心生产，发挥效用。”
“您已经厂房盖得大大的，机器设备也不少。兄弟单位还什么都没有，您停一停让他们也上一点。”
我未答话。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厅长未宣布结论就告散会。我估计他已决心按既定方针办。果然从此以后机修厂的名字就从厅基建计划中消失了。
我将以上情况向三明建委汇报。张书记说，你们基建工作不要停，还要抓紧，等我向省领导请示，最后按省的意见办。第二天他就告诉我，梁副省长同意机修厂不停顿按原计划建成。先用银行资金，年底报账，由省里解决，厂里不必顾虑，也不要乱花。我们坚决照办。
合 并
1959年5月，福建省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机械行业中取消了三明电机厂、三明电缆厂、三明铸锻中心厂。三明矿山机械厂（后改为三明重机〉列为缓建。原三明电机厂筹备处与三明机修厂合并，改为三明机器厂，由原电机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周超南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电机厂并过来共约30人，其中有经济工作、工业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曾在福州、南平、漳州私营、国营机器厂工作过的老工人（包括几名高级技工）占了大多数，还有个别机制专业大学、中专毕业生，这对于三明机器厂的员工队伍的业务素质无疑会起一定补强作用。可以算得上的资产，大概只有一台万国牌卡车、两台德国手提蔡司方框照相机、一部英国产三枪牌男式自行车。数月后，周即奉调去省里工作，个别厂级干部和技术人员调南平筹建水轮发电机厂，其余人员均留在机器厂。
当年夏天，上海10家小型工厂作为工业“种苗”整体迁移福建省，其中的新兴电机厂并入三明机器厂电修车间。可惜因其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活力，仅仅补充了电修的熟练技工并生产过少量马达，未能得到适当的发展，完全萎缩了。
未尽如人意
土建初期便发现厂前区有一小股泉水从地下汩汩涌出。人们起先因碰上了“免费的自来水”而高兴，接着想到了这一地区的石灰质基岩。清泉流出，说明地下有溶洞，这溶洞有多大？多深？如何分布？会不会影响建筑物的安全？建设管理部门认为是很长久很缓慢的地质变化过程。仅此一股小泉水，说明洞不太大，不足以影响地面建筑物。查不到地质资料，说明施工前未曾在厂区进行过地质钻探。1963年发生铸工车间大垮立柱陷落，说明地下溶洞的严重程度，“脚痛医脚”式的工程处理，也未能推动人们查清地下的真实情况。后患几多，尚属未知。
三钢、三化是两家排放有害废气、废水的大户。紧挨着在这两家的下风方向，雨雾露水凝结，化机厂好似建在“露天制酸厂”中。不仅伤害工作、居住在那里的人，对建筑物，机器设备也不无腐蚀作用。酸水流入地下，必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地下的喀斯特溶蚀作用。
省建一公司是中央整建制下放我省一支老的骨干建筑施工队伍，为三明重点项目上马做出了特殊贡献。机修厂筹备处尚未进场，在建委的领导下机修厂的基建项目就破土动工，为机修厂早上马赢得了几个月的时间。机修厂基建科成立以后缺少土建干部，那个时候非建筑行业很难分配到土建技术人才。三明建设工程局破格支持，抽调一名建筑中专毕业生给机修厂，另一名同样的中专毕业生短期帮助厂里工作。以这样薄弱的技术力量，要独立承担机修厂业主方的土建技术工作确实是勉为其难。
几经交涉，甲乙双方以建筑材料、预制构件、隐蔽工程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联系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起来。铸工车间钢筋混凝土预制桁架梁泥浆中掺入食盐，作“催凝剂”，导致钢筋生锈，混凝土崩脱，一片桁架梁吊装时碰断，用扁钢焊接，解包“绑腿”补强。事先均未征求甲方意见，事后直至竣工交付均未提供任何技术资料。乃致日后情况恶化，被迫将整个屋顶全部拆除返工，全车间停产半年，幸免一场“灭顶大灾”。
机修厂既然脱离原设计作为三钢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独立，本应结合所在地点土地利用全面考虑，统筹安排辅助生产设施、行政管理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合理布局，纳入城市区域建设规划，及时给予确定。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原因，“该出手时未出手”，失去了某些时机，给化机厂后期的发展用地遗留下较多的难题。
工厂的生命在于生产
1958年11月中旬，第一台车床到厂之后不久，机械厅就从福建农械厂抽调熟练工人、技术员、车间干部共30人支援机修厂。全省从上海招收青年女工，分配我厂10名。从这时候起，机修厂在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就已开始了它的生产活动，或者更精确些说是工厂尚未建成之前的小生产活动。中小型机床，不打地脚，不安装，仍然座在出厂的底盘上，放稳垫平，拉上电源，开始加工零件。自制一座小小化铁炉，搞来造型砂，手抬铁水包，就开始翻砂。一座铁砧、两把铁钳和手锤，砖砌一座小小加热炉，可以打铁、气焊、电焊、加大锤，一般金属结构件，只要有块空地就能干。
密切关注着各项工程进度的三明建委领导赞许机修厂提前走出这蹒跚的第一小步，同时也细心地看出机修厂现有的员工队伍中，还缺少对内对外现场管理的熟手。没等到机修厂提出要求，三明化工厂的工程师姜景需——原福建机器厂的生产科长，就带着四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万福全、刘树林、乔明庭、韩庆昌前来临时支援机修厂。于是姜景需就成了机修厂的首任代理生产科长。在这几位“客籍明星”的有力支持下，机修厂顺利地敲响了小生产的“开业锣鼓”。
最先加工的工件是三钢基建所用的高强度螺杆，因为是合金钢，一建公司加工厂的轻型车床啃它不动。也有一公司为三钢厂房施工搭脚手架用的大蚂煌钉。再就是三化电石炉用的电极糊烧结电极棒外套和电石冷却槽等。后来制作的有列东大桥铁栏杆，因为过桥的人多，知名度就高。
参加“小生产”的设备和人数由少到多，承担的任务技术要求由低到高，需要的加工工序由简到繁，需要的材料、工具也愈益复杂。工作的场所从竹棚到车间厂房。设备从临时排放到定位安装。设备安装与生产活动相互穿插进行，互不妨碍。对于每一个从老厂调来的熟练工人或从外地老厂培训回来的新工人，都是新环境、新设备、新工具、新任务、新伙伴，加上初期工作岗位频繁调动，部分人从代培厂学的操作技术在本厂不适用，还需要改工种，在厂内进行再培训，他们工作上遇到问题往往无人指导。这里绝不像他们原来的老厂或培训厂的情况，那些工厂或是固定生产某一种产品或是轮翻生产某几种产品，生产任务一般是成批的。每个工人的生产任务事先早知道，需要的条件有充分准备，学会加工一个工件，就能干好长一阵子，加工出一批工件。如今在我们这里叫“打杂”，碰到啥做啥。一项任务一个样，条件比老厂差多啦。有的工人说没有见过像我们这样的“万能工厂”、“万变工厂”。随着各车间基建的完工便完成了由小生产向正式生产的过渡，就全厂而言，这一过程直至1960年3吨电弧炼钢炉投产才告结束。
生产纲领彻底改变
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是三钢抢建高炉、转炉、炼铁、炼钢的紧张阶段，机修厂为它制作的铁水包、铁水保温包、渣水分离器、钢水包、轧辊型面精车等都受到好评。然而钢锭模做了几批，质量总不理想。更令人不解的是炼铁、炼钢、轧钢系统都有大量非标准设备和连续生产所需的各种备品备件，其制作任务足够把机修厂压得喘不出气来的。怎么老不见三钢提出订货计划？原来承担三钢设备安装的冶金建设安装公司，有很大的制作金属结构件的生产能力，这类任务由他们揽去了。钢锭模、轧辊坯等备品备件由冶金部组织在全国冶金系统内部统筹计划定点分工生产供应，生产点主要在几个老的和较大的钢铁基地。剩下的大、中、小修理任务，三钢已经成立了机修车间，甚至经三明建委正式批准从我厂调去一台H500×L3000mm东德重型车床，专供车削轧辊之用。武汉黑色冶金设计院为我厂拟定的生产纲领中所列的生产任务已经全部分流转移了。三明机修厂改名为三明机器厂，反映原生产纲领已经失效，而新的生产纲领尚未形成。
瞎指挥出废品
1959年夏天，省计委、机械厅召开省机械行业保全民大炼钢铁工作会议，兼计委主任的副省长亲自主持。大热伏天，按常规省级机关下午不办公或推迟、缩短办公时间，这次破例，下午开会，战高温。晚上继续，开到午夜12点用汽车把人拉到福建机器厂。厂里灯火通明。厂长向客人介绍福机突击制造鼓风机的情况。从接到产品设计图纸起连续三天三夜，厂长带头，全厂日夜加班，已经生产出了第一台鼓风机，还有一批正在加工中。厂长的眼睛老睁不开，一个又一个哈欠，如梦似睡的样子。然后参观车间工人们干活，最后参观正在试车的“第一台鼓风机”。最后副省长讲话号召各厂领导要学习福机厂长的干劲，拼命也要完成制造鼓风机的任务。
机械厅认为三明机器厂潜力大，分配300台叶氏鼓风机的生产任务，居全省首位。规定会后逐日用电话向机械厅汇报进度，可算紧催猛促。结果做出的鼓风机风压、风量达不到设计要求，差了一半，没有一台能用。
三钢提出“大战原料场，实现机械化”，主要是大量使用皮带运输机。这本是国家定型产品，因制造机架所需的小型钢材短缺，专业制造厂无法供货。三钢自己搞了个修改设计，用自产轻钢轨代替小型材焊接机架，自带材料由机器厂按图制作。因机架自重成倍增加，本来是可移式输运机，变成很难移动。勉强用了一阵子，工人嫌其笨重弃而不用，仍然采用人力搬运。
“大炼钢铁”之后接着号召“大战矿山”，机械厅安排我厂制造U型矿车、V型矿车，这些都是定型产品，非专业厂生产在效率、成本和质量等方面比专业厂大批量生产都存在很大差距。我厂在材料、配套件可保证的条件下，完成第一批任务，评价不错。接着还要生产，可是材料没有。机械厅搞了一套图纸，槽钢焊接底盘改成木制底盘。车斗钢板用竹条板代替。我厂认为这种设计不可行，坚决反对按这种图纸生产，机械厅坚持不改。做出300台，计划分配的用户，无一家提货。日晒雨淋，存放半年，不少已自行解体。全部成了化铁炉和炼钢炉的炉料。
走向化工机械行业
1960年秋，机械厅会议期间厅领导说，在机械部会议上同计划司一致商定，三明机器厂今后专业定向搞化工机械。我问主导产品搞什么，他说没有研究那么细，请化工通用局给予关照，在安排年度计划中逐步具体化。他要求厂里要主动跑北京，紧盯着计划司和化工通用局。我当时理解，像我们这样规模的厂，要选择专业方向，在当时的经济体制条件下，限于省内的经济规模水平难以在省内解决，只有靠机械部从全国范围来考虑才可能较好地解决。于是三明机器厂再改名为三明化工机械厂。
过后不久，一机部直属第一、第二设计院先后派出五至八人的工作组来厂调查、收集资料，研究为适应化工机械生产的要求进行适当改建扩建的可行性。他们对工厂原设计关于辅助生产、技术后方全无考虑甚不赞同。但他们又不愿意承担包括已建部分的全面改造设计任务。他们共同的想法，是利用生产能力富余的铸工车间，另建一个比原金工大几倍的大金工车间实行封闭生产，保留原金工车间承担地方打杂任务。两次调查各留下一张彼此相似的总体布置调整示意图，以后因国家财政困难，基建投资减少，改建扩建之议搁浅。但是两院的调查为一机部对本厂的了解提供可靠的资料，这为日后安排我厂试制、生产任务提供了有关生产条件的客观依据。
1961年一机部安排本厂试制、生产除钙塔，这是侯德榜氨碱联产工艺的关键设备之一，塔高20米，直径2米，总重200吨以上，全系铸铁件，组合面不加工。试制任务如期完成，因化工流程发生低温冻结，出料口堵塞无法排除，氨碱联产工艺停止推广。除钙塔不再生产。
1962年一机部安排本厂试制、生产圆网式压滤机。这是专为解决大庆高含腊油脱腊，国内首创的新产品。压紧油缸，单缸工作压力320吨，试验压力1000吨，加工精度要求极高。组合滤板加工工艺有特殊要求。省机械研究院派黄幼镛来厂参加试制工作，也如期试制成功。因发明了生物脱腊工艺，成本更低，圆网式压滤机停止推广不再生产。
1961年初全国氨肥设备会议，又称三机（空气压缩机、合成气压缩机、氨压缩机）一器（高压容器—氨合成塔）一门〈高压阀门）会议，由机械部主持在北京召开，三化机作为行业新入伍成员被邀参加。我同技术科长及两位技术员与会。会上听取一机部领导“加强企业技术工作加强生产管理保证氨肥设备生产”的报告和会中旁听主机厂分组讨论主机设计定型论证和关键材料、工艺条件、试验、检测手段的发言，使我对当时中央刚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何在工厂落实有了比较具体的理解，同时也看到我们作为一个新厂与主干老厂在知识水平、队伍素质、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消灭这个差距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
1962年，部、省安排福建省第一批10套800吨／年氨肥设备生产任务，其中高压容器、高压阀门和三机由省外供应，全部中、低压容器和中压阀门由本厂承担。所有参加制作受压容器的焊工必须经过专门训练考试合格方可上岗，所有焊缝必须经过x、r线无损探伤检查，重要的还要拍片存档。再经水压试验，不合格一律推倒重来。省机械研究院派邱礼安来厂协助焊接工培训，经过考核合格工厂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受压容器生产许可证。试制、生产任务也圆满地完成了，后因发现小型氨肥生产工艺经济性能欠佳，不再推广，小氨设备不再排产。
三次试制、生产新产品是三次硬仗，三次大练兵，三次大考验，三次都获得良好成绩，可是寻找相对稳定的专业产品的目的尚未达到。三次成功提高了人们的勇气，也提高了工厂的声誉，为进一步继续寻找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1962年夏天陈丕显回老家。叶飞陪他来我厂参观，我向他们简单汇报情况。陈丕显十分高兴，说：“很好，很好，厂子不大，本事不小，就像上海的大隆机器厂和精业机器厂，能啃硬骨头，就是要发扬这种硬骨头精神。”
后来一机部又规划以高中压阀门和橡胶塑料机械作为本厂今后的专业方向。本厂试制高压阀门与上海良工阀门厂差不多是同时开始。当时的上海机械局长蒋涛写文章介绍他抓高压阀门关键零件—梯牙螺杆的加工技术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我厂稍后不久在质量和加工效率方面也达到了与上海同样的水平。
全国经济大调整的重点是加强农业，在此期间省内出现水利建设热潮。首先是南安县带图纸上门要求按图制造水利闸门启闭机。接踵而来的有十几起，订货总量达数10台，规格从5吨至30吨。图纸是水利设计院统一设计，其主体部分是一根长3-10米左右的大螺杆，一般的机械厂不易得到直径30-50mm的大型圆钢，车床的尺寸也不够加工要求。大吨位启闭机支架上有一个起省力作用的伞齿轮减速机构，他们也缺少加工条件。所以就集中到我们厂来了。惠女水库有一条大口径倒虹吸管，要求制作与安装由我厂总包。受运输条件限制形大体重的部件只能在安装现场制作，施工困难较大，这是化机厂承担的第一大厂外作业。所有这些水利机械任务，本厂都作为支农大事认真对待，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甚得用户和省内水利部门的称赞。
大 调 整
1962年进行国民经济大调整，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劳动力。省机械厅下发一份文件，对1958年以来新建的厂子，规定每个厂子各保留350人，超过人数一律精减，限期完成。各厂实际情况很不相同，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既不利于压缩劳力，也不符合保存有生力量的要求。三化机是1958年以来省属机械行业重点项目中，唯一一家生产系统已经全部建成、全部投产、事实证明能够承担一定重点任务的工厂，唯缺职工生活和行政设施。在岗职工约1900人，考虑到国家经济调整，生产任务不足，适当压缩保持一班生产能力，必须保留1000人左右。就是保留全部技术骨干，全厂所有设备都能够开动一班，但不是同时开动。相当一部分的人必须是多面手，不同时间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这样安排粗略估计也得保留七八百人。
党委会在讨论时，对保留人数产生了不同意见，未能统一，最后党委会议决定由我向地委汇报。地委领导说这次省属企业压缩劳力，省委明确规定不要当地党委参与，你们有意见，只好到省里去说，你们来，地委算知道了，省委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说。省委不问，我们不好说，也不好为你们出主意。
机械厅既然发出了这样的文件，化机厂要求它修改成命，估计是不可能的。打听到省委领导分管压缩工业劳动力工作的是钟民书记。晚上他在西湖宾馆二号楼开会，经联系，钟书记同意凌晨一点以后，可以听取我的汇报。直等到一点半，他才开完会。我作了简洁的汇报，他当场答复我说：化机厂留多少人，可以先按你的办法处理，具体留多少人，靠你们去做工作，你们先走完这一步，再看全省的情况。如果还要再压，我们再跟你讨论。谈完，时间还不到两点。省委领导对基层干部的理解和信任，使我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同时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省委领导是把一个工厂的命运交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啊！
压缩劳力，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工厂、对职工本人都是重要大事，三明地委规定两条：一、脱产干部不在压缩回乡之列。工厂多余干部全由地委统一调配；二、压缩劳力，靠宣传动员，不许强迫。有了正确的决策，能否做好工作的关键是首先要向群众讲清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内容、意义，中央、省委关于压缩工业劳动力的有关政策，本厂的经济情况，压缩劳动力的打算，贯彻八字方针的设想。科室、车间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先由我直接动员，再由他们分头去宣传。在由下而上充分议论准备的基础上，我按科室、车间，逐个班组座谈，定编定员，审定方案。定编定到岗位，定员落实到具体人，这样得出全厂保留人数为676人。愿意离厂回乡的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班组议论回乡出路，领导最后批准，发给遣散费，欢送上路。
无论准备留厂的或是准备离厂的工人，都表现出高度的主人翁的责任心和劳动者的聪明智慧。对以怎样的劳动组织形式，用最少的人数，选择最佳的人员，保住工厂的命根子—工艺能力，出了许多好主意。原来最发愁的如炼钢、造型、浇注、清砂、退火都是繁重劳动，又有很强的技术性。若保留连续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组织形式，就减少不了几个人。要多减人，班组就要合并，同个班组负责多个工序。通常情况下，工人往往不愿意这样做，领导也难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这一次工人们为了保住工厂的命根子，不辞劳苦挑重担，主动提出炼钢兼浇注、退火，造型兼开箱、清砂，冷热两条线的办法，难题迎刃而解。还有已经申请退厂的工人，临行前反复向领导提出某班某组某同志技术上较强，应该把他们留下，处处都是为工厂考虑。各班组对准备离厂回乡人员的出路十分关心，仔细询问，反复盘算，像亲人一样。临走时车间领导、班组工友大伙儿帮助搬行李，送上火车，挥泪惜别，互相勉励，相约未来。全厂精减1000多人，没有一人是被迫离厂。没有一人吵闹，事后没有一人向工厂或上级领导机关投诉在压缩劳力中处理不公的事。只有陈长生回家半年回厂里来哭诉自己打错了主意，回家搞小自由，日子不好过，要求回厂工作。此人是抗日时期参加新四军军工厂工作的翻砂工，他提出申请回乡，我找他谈话三次，指出他对形势看得过分悲观。指出他去做小生意风险更大，诚恳地挽留他，他坚决要走。现在要求回厂，碍于政策影响，无法解决。
大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本厂的精减指标就已基本达到。共减少职工人数近三分之二，大大地节约了工资费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另有1959年因机械行业其他基建项目下马转到我厂名下的1000多名学徒工，长期由本厂用上级拨款支付费用在东北原培训厂从事生产劳动。经省机械厅批准，通过这次调整一次性处理各自返回农村的家中。稍后不久，福建省委宣布全省压缩任务已经完成。
如果说压缩劳动力从上到下普遍都比较重视，但是压缩任务完成之后，保留下来的厂子，如何巩固？如何充实？如何提高？却很少有人过问。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压缩任务已经完成的工厂，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调进技术、业务人员充实职工队伍。化机厂缺少技术骨干，现在趁着北方老工业基地大城市正在精减人员的机会正可以去选调人才，省内有些下马工厂那里也有一些可用之才。经过争取，厂里通过了一个争取调进30人的计划，大约接近原有技术干部的总数。委派副厂长裘宗杰，由机械厅、一机部转介去东北机械工业管理机关，到有富余技术人才的企业接洽。初步选中，电告厂里，审查同意再办理调动手续。所有这类电报都先由分管人事的副书记在一昼夜之内，提出意见，最后由我签字。省内下马厂的技术人员，由工厂直接联系，按类似程序处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计划基本完成。
调进了近30名技术人员，填补了炼钢、铸钢技术专业的缺门，增加了一般机械制造专业的人数，从而健全了厂部生产前技术准备和车间现场管理的技术工作体制，为建立合理的技术工作秩序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管理上的特殊困难
机修厂一上马，就表现出它在管理上特别复杂的情况。新工人占工人总数的98%以上，是复员退伍军人经省外国营大厂培训回来的。这些厂都是一五期间，按照对应的苏联样板厂建设起来的，根据一定标准挑选出的人员，组织成套地经过样板厂的培训上岗，由负责该厂的总公司把工厂全部建好了，然后工厂经过培训的整套职工队伍，才进厂接收开工生产，并按照样板厂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工厂的供应销售按照国家计划办事，厂内保持均衡生产。由于产品和相关条件不同，各厂的管理也互有差异。总之他们见到的都是比较正规的先进的现代机械制造企业的管理方式，可是那样的建厂条件、生产条件和管那条件与机修厂完全无缘。
技术和管理的骨干力量十分薄弱，不到工人总数2%的老工人和管理人员中不足10%是省内机械行业老厂抽出来支援建厂、不可多得的骨干力量。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家庭作坊式的小型修配工厂，尽管小工厂被改造成地方国营工厂，但在技术和管理上未能走出作坊的传统经验和习惯。占职工总数2%以下的技术干部刚刚走出校门，正在开始熟悉他们要承担的任务。90%以上的干部是来自农村、城市机关、各行各业的基层工作人员。组织上叫我当厂长，然而对于机械制造工厂的内部管理我也是半路出家，并无成竹在胸，更无先见之明，只能边干边学。
当时的生产任务无论是重点基建项目的非标准设备，还是某个“大战”专用的成批设备，都是一锤子买卖没有回头货。因此每一项都是新产品，而且都是时间紧迫，都要加班赶工。而管理机关或用户所提供的产品设计图纸几乎都有错误。那时的材料、配件供应的品种规格，缺这少那是常有的事，往往不得不为此而修改图纸。同一工件、同一工序可以有不同的加工工艺，有些不事先准备工装就无法加工。工序之间的流转衔接，工件测量，公差配合，加工余量分配、相关工序工人的习惯做法互不一致，屡屡发生某种工件成批报废，连续报废，停工待料，无法装配。生产技术部门，甚至工厂领导整天忙于“救火”，开不完的会，扯不完的皮。布置下达的生产任务无法预测可完成的日期。
我们厂如何管理，从上到下，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别人。1959年夏，一位具有本行经验的副厂长，请了病假，躲在宿舍里研究了两个月，想把某柴油机厂的管理办法移植过来，却无法解决。我注意观察了不少报废停产事故发生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缺乏生产前的准备工作或准备工作不充分。它的实质是放弃投产之前仔细审查发现可能产生的问题，并将它解决在投产之前，保证生产过程顺利进行，草率投产。等到问题临头才去解决，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传统经验与科学管理的分界线。“严格按照统一标准”还是“将就凑合”是两种管理方式在技术上的分歧点。生产会议研究决定，加强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对图纸、工艺、材料等问题，在签订合同或投产之前必须彻底搞清楚，求得解决的办法，加以落实之后，方可投产。技术复杂的成批生产任务必先试制成功之后才能成批投料。这样做，技术、供应部门的工作量是增加了，但凡是生产准备工作充分的任务下达后一般都能顺利完成。由于人手不足，投产前要先做准备工作，总要耽搁些时间，即使这样比投产之后报废、停产的代价要小，是有利的。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充实必要的人员，提高准备工作的效率，缩短准备工作的周期。
治 厂 正 道
1963年春，省机械、冶金、煤炭三厅合并，成立重工业厅。重工业厅成立大会上分发各省属机械厂一本“书记厂长会议文件”，内容是一机部直属厂负责人会议上颁发的关于整顿企业技术基础工作的决定。附件包括产品设计管理条例、工艺管理条例、设备管理条例、产品质量检验条例。适用范围涵盖各种生产类型的企业，我一看如久旱得雨，视同至宝。可以看出它的基本精神和我们这几年孜孜以求的方向是一致的。文件规定得更全面更明确，认真贯彻必然会将管理水平大大提高。我将厅办公室剩下的十来本全部讨来，在厂务会议作简要介绍后，分发给生产、技术有关科室和厂级领导作为登记保管的工作手册。其他科室车间领导可以向办公室借阅。要求大家认真阅读领会，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贯彻执行中如遇困难（如机构、人员条件不足）应先设法克服，满足基本要求，一面报告厂长，不允许既不执行，又不报告，消极怠工。我自己首先认真钻研，科室车间有人请示有关问题，凡与条例有关的，则先问他条例查看了没有，看懂没有。再去看看，还不清楚再来问我。许多情况下，他们认真看了，也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科室车间之间的争执纠纷大大减少。
条例的规定都是以事为“经”，按工作过程的时间顺序展开的。由于本厂自成立以来厂部科室与车间的职责范围尚无明文规定，往往条例提出的要求该由谁来负责意见不一致，影响工作。我研究了苏联机械制造百科全书中译本第二卷（管理卷—企业组织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材—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中国学者根据苏联专家讲稿—50年代初期因其黄色书皮，而被称之为“黄皮书”，改写而成）。我吸取其主要原则，文字上大加压缩，有打字纸三四张的篇幅，适应我们规模有限厂部科室设置适当简化的要求，写成一份“厂部科室、车间职责分工范围”，作为条例的“纬”。经纬合组成一个矩形交叉的管理网络。这些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初步的管理措施。
住破棚嚼菜皮
建厂初期，大家的生活非常艰苦。先说住，不能安身。原先设想暂住竹棚几个月多至一年，就可以搬进房子里。谁知一住进去就住了三四年。上级主管机关对我们停止基建拨款，虽然省里同意我们先开支后报账，但眼看着省里同行业中上不去的项目比比皆是，担心风吹草动，我们再碰上什么中途停建，那才叫受罪。我们只求赶快把生产系统全部建起来，工厂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生产那就可以站稳脚跟。为避免给关照我们的领导同志增加过大的压力，就不便执意要求同时安排较多的生活设施建设。随着职工人数的增加，除了首批竹棚之外，还陆续盖了更多的竹棚。棚顶是沥青油毛毡，烈日曝晒竹棚便成了“大烤箱”，烤得人头昏脑胀。风吹雨打，不到半年油毛毡就开始破了，飞了。一场雨过，衣物用品全湿透了。于是搞来瓦片、树皮、茅草翻修棚顶，总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竹笆墙全面透风，冬天不能防寒，用黄泥巴糊上挡风，大风雨一冲，掉了，再糊。每次大风雨后都有人要花几天时间翻修竹棚。山兽蛇类钻进棚里是常有的事，所幸未酿成惨祸。1959年省里调南平水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张鸿坤来我厂工作。他一家三代六口人。上级领导交待一定要帮助他安好家。厂里只得在刚建成的集体澡堂里隔出大约20平米的一间让他们一家挤进去住。这成了当时厂内唯一可挡风雨的“总统套间”。
1961年以后的三四年内，在当地建委的安排下，先后建成了两幢三层共约4000平米砖木结构的单身宿舍，盖了一幢二层木板筒子楼约20小套，又利用铸工车间翻修拆下的大型屋面板作楼板和屋顶盖了一座砖混结构三层住宅楼可住十几户，才算初步解决了劳力精减以后多数职工的居住问题。还有少数职工尚未能搬出竹棚。接着又面临占职工大多数的年轻人结婚、生育或已经结婚在外地的配偶迁移进来需要大批的住房。
全厂职工的居住条件，长期远远低于当地城乡居民的水平，连起码的“安居”的标准都达不到。有些不知情者，以为这是当时工厂领导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特意这样安排的。尽管有人好意地表示赞赏这样做法，其实，这是误解。居住条件太差，妨碍职工休息、学习和教养子女，不能安心工作，还容易滋生疾病，大大影响生产。质量低劣的临时建筑反复翻修，并不省钱。应该为生产者提供适当的生活条件。化机厂当年的情况是客观因素造成，不得已而为之，不能视为正常条件下的成功经验。
再说吃的问题，由于三明原来只是一个山区小城镇，并无所谓的副食品专业生产基地。大规模建设开始，城镇人口成十倍地爆发式增加，所需副食品根本无法供应。向毗邻地区采购，对那里也是个不小的冲击，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着手建设本地的蔬菜基地，要取得成效，还有待时日。山区盛产、多年积压的次级笋干成了工厂食堂的看家菜。因缺少新鲜蔬菜和肉食，不少人吃了拉不出来。粮食虽有政府的全力保证，但后因普遍歉收，粮食紧张，政府组织各工厂、单位，到深山区挑运因交通不便运不出来、并已经存贮多年的“死角公粮”。非体力劳动者，还普遍每人每月降低了三斤定量。各地群众都实行“瓜菜代粮”，市场蔬菜更缺。沿海城市郊区又老又粗的空心菜杆子，又厚又硬的包菜皮，其味苦涩，本是菜农用作畜禽饲料，被我们工厂食堂买来当菜。工人称它是“无缝钢管”和“热轧钢板”。虽然难以进口，只因它带点绿色，人们还是勉强自己嚼了又嚼，直起脖子往肚子里咽。就是这样的伙食，无论粮食定量高低，还没有人可以放开肚皮吃饱的。通常是一家老小或相好的朋友之间，食量大的小的，定量多的少的，互相调剂一下，各人吃个五六七分饱。因为行业性质，我们没有很多的特殊工种可以享受政府的特殊供应让大伙也沾点油水。手中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紧缺农产品的热手物资。多数职工也没有条件去搞私人种养，以增加一点食物来源。我们享受的供应水平基本上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夜班生产的工人，只能喝到一碗稀饭加半汤匙咸菜或一碗面汤漂着几根面条，那不过是带点咸味的“饮料”而已。
全国普遍存在日用工业品短缺，布要布票，肥皂要肥皂票，都是按人按期定量分配。不管什么都要票，有票还不等于都有货可供。买手表、自行车也要票，等百货公司有货了，多少人分一张票，或公议或抽签决定给谁买。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期内除大学、中专毕业生和学徒工转正、定级以外，国家计划从未安排调整工资等级或工资水平，连原来政策规定的正常升级调资制度都停止了执行。17级以上干部还普遍减了工资10%。住的困难多多少少与地区和本建设项目的特殊情况有关，而吃用物资匮乏则具有全国普遍的共同性，这些都是在以重工业建设为重点的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样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全体职工尚能保持情绪稳定，坚持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一靠员工的政治觉悟。大家也知道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生活比我们更苦。始终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够领导克服工作中的错误，走出困境。二靠在困难的时候，干部与群众能够打成一片，同住同吃。逢年过节，上级分配或工厂有组织地弄来一点供应品，基本上都是按职工人数平均分配。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走后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现象基本上是没有的。广大员工看在眼里，也就更能体谅领导干部的困难而无怨言。难免有时个人会遇到生活上不顺心的事，化机厂人慢慢地养成了一个习惯，不去怨天尤人，豪迈地说上几句：“什么都别说了，咱们是化机厂人，就是要干在化机厂。好日子，靠干好活来争取。”这样的话既用来自勉，也互相鼓励。随着国家经济调整政策的生效，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食用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逐步有所改善。
开 始 赢 利
1964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为动员全厂更自觉更全面地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厂长的工作报告题为“为争取化机厂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报告根据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草案）的基本精神结合本厂的实际，提出根本改善本厂经济状况的三个决定性条件：一、相对稳定的专业产品至少要能利用全厂生产能力的50%至70%；二、建立一支健全的技术干部队伍；三、全厂统一的管理思想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并着重说明：①党委领导以生产为中心、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②厂长负责制要强化生产指挥系统。③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纠正瞎指挥。④技术管理。⑤生产管理。⑥经济核算。⑦民主管理。⑧按劳分配，奖励先进生产者......等14个原则问题。进一步推动全厂各项工作的进步。
9月底我离厂赴厦门参加“四清”运动，临行前，财务科长陈开钧领着全科人员，拿着财务报表，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报告说预计从9月开始，本厂财务开始赢利，往后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我问银行利息、固定资产折旧提吗？“该扣提的全部扣提了”。大家欢笑，情绪都很激动。我说这是全厂职工辛勤努力的结果，我祝贺大家，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去社教时间要多长现在还说不定，厂里的事就拜托大家了，并请转告其他同志。没想到，从此我就告别了化机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