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治富

1958年9月，我调到三明化工机械厂。当时工地正在挖地基，我报到后与杨书记、王厂长一起住在后山的工棚里，研究工作很方便。

车间快要盖好时，机器还没有到位，市委书记张维兹非常重视三化机，要求力争早一天投产。那时厦门前线形势紧张，支前设备运到三明就卸在化工厂的铁路边，张维兹书记把机器都调拨给我们厂。厂里没有汽车和起重设备，怎样才能将这些庞大的机器运到厂房？我就带领干部、工人用钢管撬，用人力拉，硬是把机器拉回工厂。刚开始时，一天只能拉回一台机器。后来，听说省交通局有一部大平板车在永安要回福州，路过三明，我和交通局联系，把车留下。我带几个干部、工人白天黑夜连续干了六七天，才把车床拉回厂。工厂设备基本到齐后，我打报告要求到车间去学习、锻炼，领导批准后，我就到车间当支部书记。那时生产小糖机，每天晚上要工作到一二点，我就在车间里打个床铺，睡在那里。在车间呆不到一年，我就调到厂部抓行政生活。

厂里有部分职工和家属没有户口，为了让职工安心建设三明，我跑了好几趟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才解决了他们的户口问题。

那时，这附近一带经常发生火烧山，每次我都带队去灭火。有一天，我们厂背后的山烧起来了，下午二三点钟，我带队上去，一直扑打到天黑。月亮下山了，火灭了，回去的路却找不到了，我们就互相叫喊着摸回来。

在1960年困难时期，我们厂不少人上山去挖山猪肝，后来，市委分配我们到大山沟里挑死角粮。从中村过去翻过大山下到一个小村庄，在村庄半山坡上有一排仓库，粮食就储存在那里。当地老百姓也是缺乏粮食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动仓库里的一斤粮食。我们挑回来的粮食，除补贴食堂外，就3斤5斤地补贴给干部、职工。后来精简人员时，种菜、养猪的有10多个，技术工人有60～70人，加起来有近百人要办农场。在中村窑办，一个在荆西办，厂附近也办一个。当时党委开会研究要自负盈亏。开始，我接受不了，后来我说自负盈亏可以，但不能限制，我们三明有山、有水、有毛竹和木柴，我们砍竹、砍柴、种菜、种粮、养猪等。后来党委同意我们的意见，我带几个人从中村窑上去到一个生产队联系砍毛竹，我们付他山本费，他们非常欢迎。那时生产队非常穷，连买油的钱都没有，社员也很穷，连妇女坐月子买红糖的钱也没有。队长带我们去砍竹林，我们每人就砍三四根下山，放在公路边。我们回来后研究，砍毛竹每人每天定三根，超一根奖5角，每人每天可砍6根左右，我们可卖2元多。另一部分人砍木柴。中村修公路时，把树都砍倒在路边，我们锯短劈成柴片，用汽车拉回卖给招待所。经过近一年努力，除发工资外，还余2～3万元。

在困难时期，市委张书记对我讲过，你们是从各县来的，回去看看有什么农副食品，买些回来，解决暂时的困难。我就带1000多元钱坐火车回漳浦佛坛，我向县委管财贸的岳林太副书记讲明来意，他同意我在市场上收购。共买花生油3700多斤，花生1900斤，花生米900多斤，支前的大蒜头1500多斤（大蒜头本来是给部队的，部队开走了，我就全买下来）。东西买好后，到县政府打两张出口证明，我又打电话叫厂里来两部汽车装运。回三明途中，在龙岩车站过夜，我们都在车上休息，第二天才回到厂里。因为农场余二三万元钱，我们按平价卖给食堂，后来，市政府的余副市长带队还给我们食堂送一面奖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