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源

范元辉同志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福建尤其在闽西北有很高的知名度，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位党风建设的好前辈，尤其在建市初期的点点滴滴，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1年至1966年我基本上都在范元辉同志身边工作，他当时担任市委副书记。尽管建市初期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忙，但他从不误参加机关的支部会和小组会。有一次下乡回来已过了下午下班时间，就各自回家。晚饭后我听说晚上要开支部会就独自去了。第二天上午当他听说昨晚有开支部会，就严肃地问我：“你昨天怎么不通知我参加支部会。”我说昨天回来晚了，路上坐了半天车，你年纪又大就没有告诉你。“不能去，我可以请假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每次参加支部会都认真发言，还不时做些记录。

他对交纳党费特别认真，从不马虎，每月发工资当天，总要挑出两张二元票亲自交给我（我当时是党小组长），并加上一句:“这是我这个月的党费。”有一个月工资中没有二元票，就拿了一张新的五元票给我，我随即回自己办公室在党费袋中拿出一元找回给他，他却板起脸孔说，“交党费又不是做买卖，还要找来找去”。我只好会意地在党费表上将他的四元改为五元。

范元辉同志年龄、党龄都很长，大家都很敬重他，平时不论什么人都呼他“范书记”。有一次机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党内互称同志的指示。第二天我去他办公室时，习惯地叫了一声范书记，不料他突然抬起头，“你昨天没有参加支部会？”没头没脑挨了一句训。待我回过神时，他和蔼地说：“党内称同志，我们要带头。”从此，一直到1986年他78岁走时，都亲切地叫他“老范”。

老范同志身为领导干部，处处克己奉公，从不占公家一点便

宜，更不以权谋私。他办公室的报纸都是自费订的，每月十几元。个人写信，信封封纸都是自己买的。有一年夏天很闷热，他想让我帮他去看看买台小电风扇放在办公室。我说：“好，我去跟行政科讲一下。”他却唬起脸说：“跟行政科讲什么！”后来他自费买了一台用粗铁丝做支架的小电风扇放在办公室，一直用了好多年。他每次出差、下乡、下厂都是自带香烟、茶叶，如时间较长的，由我到行政科打条预领，后扣他当月工资。他下基层在市区从来没在下面吃过一餐饭，到县乡都是吃便餐。在县里他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县委办公室（当时县委办公楼内都有一两间简易客房）。吃饭多数二菜一汤，一般一小盆荤素合炒菜，一碟青菜，一碗蛋之类。如遇到节日，加一小盘鸡鸭之类，从没有喝酒。陪餐的多数一人，偶尔二人。在乡、村吃饭就更简单了。有一次我们在清流县委吃饭，县里煮了饺子，另加一菜一汤，老范上桌时看到后，非要县里把一盘菜端走了再吃。他每次下基层临走时都要询问我粮票、饭钱交清交足了没有（按当时标准他每天0.6元，而我们0.4元，粮票9两），每次都有细目，当月工资扣清（当时没有补贴）。他下基层到一处如有几天时间，还要去“同劳动”半天，同群众一起边劳动边闲谈，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群众意见。

他外出工作能不用车的尽量不用车，千方百计能省就省，能不麻烦他人（如驾驶员）就不打扰人家。有一年老范在宁化城郊一个村“蹲点”，离城六七华里，回县城时常常步行。到火车站上下火车也极少坐车。当时城关没有大桥，房子也没有连起来，浮桥高低不平，两岸坑坑洼洼，茅草长得比人高，夜里怪可怕的。可他说汽车绕一圈太浪费，驾驶员半夜接送会影响白天工作，太辛苦，就是不让派车。有一次我们从福州开会回来，火车到三明已是半夜两点多，由于他年岁较大，加上疲劳，不慎在回来路上拐断了脚板骨，还坚持走回家，第二天脚肿得吓人，动弹不得，待一个多月才勉强可以行走。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所致，至今我仍感到对不起老范同志。

老范同志不但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努力工作，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当时市委在城关，而市里的一些较大的会议和活动都在列东饭店举行，这样市委和市委部门的领导常去列东，当时老范的爱人是妇联主任，但去列东开会和会后回城关，也到公共汽车站乘车，无特殊情况老范绝不让她跟他车走的。相反他经过公共汽车站时都要看看有没有别的部门领导在等车，如有发现就一定要带上。老范同志前面几个都是女儿，晚年得子，更喜欢不止。小男孩每当他父亲外出回来时，总要奔到那辆吉普式的六九小车边玩耍一番，有时还要爬上去玩一玩，但老范绝不让他踩座垫，说是会踩坏的，更不让随车出门了。60年代初，老范的大女孩中学毕业已到了就业年龄，但她父亲就是不肯“说一声”，最后还是到徐碧农场去养猪，直到退休还是一名工人。

40年过去了，三明如今已成了一座人们向往的美丽城市，闻名于海内外，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建市初期老一辈的艰苦创业精神仍深深地影响着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