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福）
1957年夏，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三明建设以化工、钢铁为重点的省工业基地。1958年4月，省委、省人民政府组成了相当于地专一级的福建省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委员会下设9个处，一个办公室和三个驻外地办事处。省公安厅向省委组织部推荐，调我到三明任保卫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59年2月，为了加强对工农业生产全面领导，保证重工业基地建设，省委、省人委决定将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与中共三明县委、县人委合并，由于当时全国都搞“公社化”，合并后就成立了地专一级的三明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三明人民公社领导机关设主任、副主任。党委书记兼主任张维兹，副主任孟健、侯林舟、张峰、谢峻峰。设立了21个工作机构。设政法部统管政法，辖管保卫处、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劳改队场、公安队。政法部部长由范元辉同志兼，我和李安林同志任副部长。范元辉同志任政法党组书记，我任副书记兼政法机关党委书记。
1960年1月，国务院第101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三明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改为中共三明市委员会、三明市人民委员会，设为省辖市。市委书记张维兹兼市长，我任公安局局长，1961年4月间孙伟接任公安局长，我任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党组副书记、政法机关党委书记。1963年4月，三明市委改为中共三明地委，市人委改为三明专员公署，三明地区除了管市区工厂企业外，还管辖明溪、清流、宁化、永安、大田等五个县一个区。我任地委副秘书长、政法党组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政法机关党委书记。
1964年5月，我到大田任县委书记。1970年10月，我任永安县委书记。1975年3月26日，永安县委接到省委通知，调我到厦门工作。1975年4月12日，我才离开永安，离开了17年与之同患难、共甘苦的三明，来到厦门工作。
在三明工作的17年中，正是我国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使党在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地经历曲折。这一时期的失误及其深刻教训，对党以后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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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几年常想，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国力相当薄弱，各方面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是何种“神力”只用1500多天时间，竟能在一片荒山坡上搬走土石方600万立方，初步建起了一座拥有13家大中企业、49家小型企业，人口（民工）12万的重工业城市——三明？原因尽管很多，其中有计划指令等因素，但不可否认人的因素第一，当时确是人和气正，有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办大事的雄心壮志。
三明要建设，首先要有人，尤其要有骨干、有专业的人才。1958年春节休假期间，省委召开了一个由省直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短会，说是要和大家议议工业建设的事，要大家回去酝酿建设工业基地的人选，特别要把富有工业建设经验、最优秀的同志推荐给省委。节后一传达，大家争相报名。省委从中挑选了十几名地厅级干部和百余名县处级干部及专业技术骨干，大家很快奔赴三明，走马上任，没有一个推三托四，点到就走，我也是其中一个。那时的干部总是把到艰苦的地方当作光荣，当作党对自己的信任。正因为有这种理想和信念，我们党才能把一个个敌人打倒了，把一件件大事办成了。可以坦率地说，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现有工作条件都比三明强，一到三明职务安排还会低一些，许多老县处级干部到三明后大部分在车间、科室当主任、科长、支书等职。厦门市委第一书记张维兹报名参加建设三明，起初当化工厂厂长兼书记，后来工业集中到三明，才去建委任主任兼党委书记。共产党人的这种“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的高贵品德，像块巨大的磁铁，凝聚了颗颗火红的心。解放军驻闽某部二千三百多名官兵接到命令连夜赶赴三明，投入初期开发的土建工程。厦大中文系的二百多名师生也到三明半工半读。当年驻闽部队的数千名复退老兵一经动员也来到了三明，经送老厂培训后，他们都成为生产骨干，不少人还走上了领导和管理生产的岗位。
三明作为全省的重工业建设基地，首期工程主要项目有：三明钢铁厂、化工厂、重型机械厂、化工机械厂、火电厂、自来水厂、焦化厂、列东大桥、鹰厦铁路至重机厂专用线、城区道路以及将白沙劳改农场迁移到郊外。全省抽调地、厅和县级干部专业技术骨干支援三明。省供销社主任孟健任三钢党委书记，晋江地委马鸣琴任厂长，省手管局长周超南任化机厂书记、省保险公司总经理阎素任化工厂书记、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景彬任厂长，厦门市委副书记余明任重机厂书记，省总工会副主席吴良杰任副厂长。至此，拉开了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的序幕。随后，省委、省人委还抽调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福州一些老厂抽调大批4级以上技工，驻闽解放军部队、省一建公司、省设备安装公司也抽调人员，还有曾在鹰厦铁路建设中打过硬仗的三千多名民工，以及当地干部、民工，晋江、龙溪、龙岩、闽侯等地民工和厦门大学部分师生都汇集在三明建设工地上。从闽南等地招收的数千名民工，是一批朴素、诚实的劳动者，身强力壮，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干，干起活来都像小老虎。当时月工资一般只有三四十元，学徒不到20元，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靠的是信念、是榜样、是领导的垂范。这一支强大的建设大军，先后到达三钢。同时，国家建筑工程部、冶金部还从西安、宝鸡、本溪、沈阳、鞍山、上海等地调来冶金、化工、安装等方面有专长的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3260多人支援三明。这支劳动大军把三明当作第二故乡，没日没夜地拼搏。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上海还派来机械土方队，北京军区空军200多名转业技术干部也到三明落户。到1958年7月，各地到三钢参加建设的共达4.4万多人。在北起徐碧翁墩、南至台江，长达25华里的区域内，工人和技术人员住工棚、睡地铺，吃“工地饭”，战酷暑、斗严寒，掀起建设三明重工业基地的高潮。到1959年底经过近两年时间，三明重工业基地初具规模，三明钢铁厂基本建成了。三钢要出钢，古田输电线还没架好，电热厂还在安装。水电部就调来了列车并安装发电站。三明化工厂、三明重机厂、三明电热厂、三明自来水厂以及机砖厂、水泥厂、农械厂等大小工厂80多个，完成基本投资8982万元人民币。当年就产钢2296吨、生铁11800吨、发电1000多万度，生产电石269吨、水泥850吨以及其他产品。工业产值由1957年的110多万元增加到3100多万元，增加27倍多。市区职工人数达2.4万多人（不含民工），比1957年增加63倍，城区非农业人口达6.2万多人，比1955年增加9倍多。设有4个街道办事处，4个公安派出所，16个居民委员会，中学1所，小学9所，幼儿园11所，影剧院1座，文化馆1个，医院4所和连结沙溪两岸的大桥2座，工业城市雏形已经出现。
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六师第十八团。1955年5月集体转业为国家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直属第3公司。1958年7月，该公司奉命调到三明改称为福建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系国家大型一级施工企业，有职工6000人。还有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职工2000多人。
三明印染厂（现为立丰印染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10月从上海立丰染织厂迁407人来三明后组建三明染织厂，系国家纺织工业部重点纺织企业，是福建省当时规模最大的印染纺织企业，有职工1800人。
三明纺织厂前身为上海国棉26厂，迁来三明后改称为三明纺织厂，是福建当时最大的纺织企业，有职工4100多人。
三明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都来自五湖四海，相互间都不熟悉，生产、生活习惯差异也很大。但来三明后，他们都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好似一个单位来的。三钢锅炉烟囱高60米，是当时之最，施工队伍中有一公司职工，有部队的4个连，有民工的6个中队，还有加工厂、材料处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建筑，他们开始担心互不认识，不易调度会影响施工进度，但一开工，整个现场像一部大机器，运转得非常灵巧，日进度不断刷新纪录，仅用了179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建设中，各种设备订货、运输、机械抢修等方面都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三钢建高炉和焦化炉所需耐火材料的订货，由于迟了一步，一时没排上队，派人到沈阳耐火材料厂求助，答复说最快也得等半年，这可把大家急坏了，后来有关人员到沈阳市经委把情况讲清楚后，他们就特事特批“先从材料厂库存现货发货，现货中规格不齐的，优先安排生产”，沈阳铁路局军运代表处还将这一批材料的运闽车皮，作为支持福建前线建设一次安排到底，解决了三明的燃眉之急。三明都是新厂新人新设备，难免会有一些故障出现，在自己力量解决不了时，常要请上海等地的专家和技工来帮助，他们只要接到求助电话电报，就马上赶来，一到现场，埋头苦干日夜抢修，精神极为可嘉。 三明当地政府和农民，为支援工业建设也竭尽全力，只要工地需要，要毛竹给毛竹，要木头给木头，而且只收成本费。他们组织6000多名农民搞种养业，为工地提供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土箕74.2万对，扁担1.9万根，稻草8000多万担，柴火9万担，木炭4000担，及大量木柄、木钩、箩筐等。
我当时在保卫处，主管政法和公安工作，但常接触建设中的各种事务，因此我常想，三明的迅速崛起，既是三明人顽强拼博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丰硕成果。现在时代不同了，相互间协作的内容，要求也不同了，但大家齐心协力办大事这个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仍要发扬光大。
为改变三明经济结构，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先后从上海迁来两批轻工企业，有食品厂、皮鞋厂、五金厂、服装厂、印刷厂、金属制品厂、纺织厂、印染厂等10余家轻工骨干企业，使三明工业达到相当规模，工业比重仅次于福州，且高于厦门。
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不仅导致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面临困难，而且从1960年开始的3年困难时期，三明的工业建设被迫进行大规模调整，不少企业下马停建。
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三明市的工业建设又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三明钢铁厂、化工厂、重机厂等数十个企业先后恢复生产。到1965年，市区工业总产值达5768万元，比工业“下马”前的1959年增长86%多，比1957年增加51倍多。三明重工业基地初步建成，为后来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中共三明市委、市政府、中共三明地委、三明专员公署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白手起家，在全国各省市支援下，经过几年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党员、干部吃苦在前，团结奋斗，终于建设起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艰苦奋斗渡难关
三明工业起步之时，各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难。吃、住、粮油及副食品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我们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领导干部带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简易上马，利用山区盛产毛竹、茅草、树木的优势，搭盖竹棚、茅草棚，解决大批工人进场的住宿问题。三钢、三化、省一建公司、安装公司、重机厂、化机厂等大企业，在厂区周围的列西山头上、小高炉附近的山边、焦化厂附近的山坡、白沙沿铁路两侧、徐碧下洋、城关等地建大面积竹棚，工人、干部的住宿、食堂、开会、办公都在竹棚里。工厂投产后陆续建一些砖瓦房，优先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的住宿。商业部门还派大批干部到全省各地区及邻省组织副食品供应。三钢、三化部分投产后也用少量产品到外地换鱼、猪头肉等。厦门市从思明区的思明农场选派40名菜农到三明城关公社组建村头蔬菜农场。后来，思明区又动员35名知青到农场插队，开元区也从梧村农场调一批菜农到城关公社城东大队组建蔬菜队。他们采用厦门种菜技术及管理经验，克服山区气候寒冷、霜期长等种种困难而种植出大量蔬菜。村头农场种大白菜、高丽菜、萝卜、西红柿、黄瓜、无籽西瓜等，还饲养奶牛，供应市民鲜奶，从而带动市郊发展蔬菜，扩大种植面积，解决工厂职工吃菜难的问题。我们还从闽南移民中挑选出一批有种水果经验的农民，在福兴堡附近山头种植柑桔，引进温州蜜柑、漳州芦柑，为三明、永安成为柑桔基地打下基础。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定量降低，副食品供应少得可怜，水肿病的阴影在广大职工脸上游荡，为了保护工人劳力，补助了定量低的职工的口粮。三明市委请示省委同意，召开机关和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市委第一书记伍洪祥、书记张维兹、副书记范元辉分别作了动员和部署、各大企业派车队和人员到附近的将乐、宁化、明溪、清流等邻县山区挑运死角粮（即解放以来历年征收的公粮，因道路不通劳力缺乏而长期存放在大队谷仓）。市公安局和厂矿公司的保卫科也派干警配合，保证人、粮安全。
下面我仅举一例，这是三明化工厂朱瓦水带人挑粮的亲身经历，可见运死角粮是多么艰难困苦的。
1961年2月，离春节还有10天，三明化工厂的朱瓦水带领130多名职工，坐汽车从三明出发，到明溪梓口坊时已将近中午，大家吃完随身带的冷馒头，立即挑着行李跟着向导出发了。开始大家有说有笑，个别还哼着小调，走不到10华里，队伍越拉越长。到团石前要翻一座长岭，行列中只听到唏嘘喘息，虽是寒冬腊月，但每个人仍然汗流浃背。到团石已是下午3点多，太阳已斜靠西山，大家稍稍休息就要爬山了。老乡说，此地经常有老虎出没。朱瓦水要求大家上山过岭要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务必在天黑前赶到宿营地，希望大家发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精神。紫云大队就在山顶上，要一直往上爬15华里，山路异常陡峭，山连山，岭叠岭，望不到头，令人兴叹不已！
从团石出发，没走几步就上山了，山间小道崎岖曲折，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真可谓羊肠小道，山路两旁古木参天，路直线似的向上延伸，此时说话的声音听不到了，耳边只有松涛声和人的喘气声，到了半山腰，夜色苍茫而降，人困体乏，天寒地冻，腰酸肩痛脚起泡，又饥肠辘辘。林中不时传来了鸟兽的怪叫声，使人增加了恐怖感！更糟的是肩上那挑行李担子却越来越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当夜没有月亮，山路下隐隐约约，四周黑得怕人，有3位同志再也走不动了，不管它有虎无虎，当晚就在土地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继续赶路，到晚上七时半队伍才到达宿营地——罗坊，大家喝完稀粥打开铺盖便呼噜大睡，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休息一天，作好挑粮前的准备。
第一趟试挑，每人只挑30-50斤，虽是下山路，但因路陡下山时每人后腿筋像弹三弦似的，不少人坐了“土电梯”滑倒了。开始两三天，大家回来时两肩痛得像针扎似的难受，两条腿像灌铅似的抬不起，睡下去骨头像散了架。到以后才逐渐适应，不像开头那样累了。
紫云大队地处高山顶上，海拔1276米，当时正处隆冬，又是三年困难时期，村里听不到鸡声、狗叫，到处是冰霜世界，草上有霜，田里结冰，芥菜大蒜都冰焦了，青菜没有地方买。大家带去的一点海带每日只能烧点汤喝，每餐下饭的是一小块长不到半寸、宽不到一寸半的咸带鱼，生活十分艰苦，但同志们为了战胜困难，硬是咬牙忍受，不怨天尤人。
后来大家采取各车间任务大包干，谁先挑完谁先回去，个人超挑（超50斤）有奖，多挑多吃的办法，挑粮进度逐日加快，有的一趟超百斤，甚至一天挑两趟。19万斤粮食不到一个月就下山了，如以一个人计算，来回要走117000多华里。这是三明化工厂100多名职工吃大苦、流大汗的劳动成果，那种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勇于战胜困难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从整个市区来说，当时各大单位大体有如下五种渡难关途径：
一是，发动职工、家属，尤其是无户口的职工家属到市郊办小农场、小养殖场、小果场。
二是，允许各厂在超产中划出一些产品到外地去换一些副食品回来，如化工厂就用电石、化肥到外省换回大批猪头和猪下水，一户分到一个猪头，比过年还高兴。
三是，派一些从县里调来的干部，回去求求情，找找门路，买一点回来。
四是，发动职工到郊区搬“死角粮”和稻草（做床垫）。
五是，共度精简压缩关。严峻的经济形势，压缩工业建设、压缩城镇人口是势在必行的，否则就难以渡过难关。
在精简过程中，为日后“东山再起”，市委千万百计保住了一批技术骨干，保留必要的项目和机构。这个指导思想我们都很明确，大家分头上下左右做了大量的工作。留下来的人，或是留厂维护设备，或分散到农场，或送外地学习，甚至干脆借调给外地老厂，对部分下马的工厂，把技术人员充实到生产第一线，与工人们同劳动，就这样化整为零把大部分技术骨干保留下来。这件事看起来比动员离厂容易，真做起来却很难，不仅要做本厂、本人的工作，还要做上级的工作。
为使三明日后工业的再次迅速崛起，在当时处于最低谷的时候，经多方工作，中央批准，保留了三明省辖市的建制，为后来发展壮大工业，作了组织上的铺垫。
自力更生创大业
经过一年多紧张、周密的规划、论证和筹备，三明工业区建设于1958年6月10日破土动工，最初参加施工的职工、民工、军工1.3万余人，随着各个建设项目的铺开，建设大军不断壮大，不久就达到10万人之多，高潮期达到11万多人。由于三明原有城市依托能力极为有限，给职工和工程建设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工地要些铁钉、铁线之类都要乘火车到外地去买，职工吃的蔬菜、副食品也要从外地运来。10万建设者的住宿更是突出的问题。靠近三钢工地的列西村是整个工业区内仅次于城关的最大村落，也只有二百多户人家，靠近化工、化机、火车站工地的白砂和靠近重机工地的徐碧村，及靠近市直工地的列东村等都只有几十户到百来户的小村，且自身住宿条件也差，人畜同屋到处可见。先期到达能住进去那算有幸的，常常一户要住进二三家，大厅、过道、谷仓、柴木间打扫一下都是好住处。能住进破寺庙的更算是一流的了，那还得照顾外来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来得稍迟一点的就得自已去整理牛棚，肥料房和放空棺材的老屋了，就是这样，它也解决不了数以万千的建设者住宿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盖竹棚，组织大家上山砍毛竹（付山本费），割茅草，抽调懂些木工、竹工技术的同志来建竹棚、茅棚（后来茅草有限，就从外地运来油毛毡盖顶）。一个工地少则几幢、十几幢，多则几十幢、上百幢，暂时解决了住宿问题。竹棚（也叫油毛毡房）内设统铺，有的还设上下层，一幢可住几十人、百来人。当时重机厂一下就建了49幢1.6万平米，解决了3000多人的住宿问题。三钢工地当时3万多人，竹棚更是难以计数，不仅人住在竹棚，仓库、食堂、简易车间、商店、卫生所、托儿所、办公室也都设在竹棚里。省建公司还在化工厂东南侧铁路旁的白沙山坡上盖了一幢“超级”竹棚大礼堂，顶上盖着厚厚实实的茅草，大厅内用废旧木料和竹子钉成长长的凳子，挤一挤可坐近2000人，可以看电影和开展文娱活动，市里一些大型会议也常在那里开，一时成了全市文化、政治中心。这种临时搭盖，不仅住单身职工，也住职工家属（开始一般不准带家属、小孩只有从省外调进的技术骨干才行）；不单住普通职工，也住总工和厅处级的厂长书记。这些满山遍野的竹棚绵延20华里，简直成了大小各色的竹棚大会展；到了夜里，里面的灯光闪烁，加上工地上都在挑灯夜战，各种灯光交织在一起，又成了灯光的海洋，层层山坡，又似层层高楼。难怪夜里乘火车的人经过三明时都说三明真大真美，有的还说可与杭州、上海媲美，但真在三明下车的人，到了第二天再来找三明时，却发现夜里繁荣的城市神话般地不见了，到处空空荡荡。于是编出了一句顺口溜“夜里一大片，白天看不见”，广为传播，是贬是褒，各有解释。这些简易宿舍和工棚，当时无疑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一用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缺点是怕风、怕雨、怕火烧，一场大风雨，总要刮掉一些顶盖，淋湿一些职工衣被，由于工地日以继夜施工，职工很难顾及，衣被湿了就在工友铺上挤一挤。当时的人气就是这样旺。工地上也曾发生过两次火烧竹棚。一次是白天在焦化厂工地，一次是晚饭后在化机厂后山。风助火势，瞬时火焰冲天。曾有一女工手脚稍慢一点，连外衣也来不及穿跑了出来，还烧去了半边头发。此外它也怕热，夏天若连续几天高温，柏油就被晒化往下滴到床上，到了冬天又是四处透风，各单位又发动职工到郊区去挑稻草，当床垫，还用稻草和黄泥巴和在一起涂到竹片上增加挡风能力。总之，当年的人们的办法总比困难多，似乎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开始粮食、副食品虽然不缺，但是供应不上，大家就按规定地点去挑运，后来缺了，更要自己想办法了，有的要到百余里外去挑运。起初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吃水还是个大问题，各单位还得上山自找水源，自筑拦水坝，用毛竹把水引到食堂、澡堂和宿舍。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建设者们的意志却炼得更坚强。工地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一浪高过一浪，猎猎飘扬的红旗，把人们的心弦挠得痒痒的，号子声、夯声此起彼伏，推动板车，担着土箕，穿梭往返，日夜奋战，双手磨出了血泡，双肩压得红肿，竟像没事的。一幕幕感人场面，使我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类似这种顽强的创业精神，当时几乎随处可见，这是一种民族自强的拼博精神，正是有了这股劲，群策群力，艰苦奋斗，为三明的建设，为我们国家的建设而忘我地奋斗着。因此不久转炉就出钢了（1959年1月2日），从此结束了福建手无寸钢的历史。与此同时，也就是三明破土动工（1958年6月）后的一年半内（1959年底）投产和建成使用的主要项目还有：热电厂首台6000千瓦发电机组全面供电；长222米，高18.8米，载重60吨的公路大桥、铁路改线投入使用；机修厂（后更名为化机厂）的金工、铸造、锻造、铆焊等主车间投产；三化的空分、合成氨一期、石灰窑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日产48万吨水的自来水厂，年产3000万块、600万片瓦的机砖厂、焦化厂和78.1公里的古南三高压输线建成。在两年半内建成的有重机厂、三化电石车间、石车氮车间、铁路大桥等。在这期间从上海迁来了食品、螺丝、汽灯、电机、印刷等7个厂，以后又从上海迁来了锁厂、皮鞋厂、衬衫厂、纺织厂、印染厂、胶合板厂等先后共2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历史悠久，技术设备先进，很有竞争力，不少企业后来成了三明市的骨干企业。1963年全国各地开始战备，三明又成了“小三线”，前后又从福、厦、漳等地迁来农药厂、制药厂、塑料厂、工模具厂、齿轮厂、机床厂，以及一批迁建、新建的军工企业。他们在迁厂和建厂过程中，都发扬了干部垂范、党员带头，艰苦创业，争分夺秒，争创一流的精神，到处传颂着振奋人心的动人故事。同时三明城市建设也取得很大进展，城市由单一的重工业向轻重门类趋向齐全的城市发展，一个综合性城市的框架基本形成。
在这期间，我们不可否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当年10万建设大军的苦干、拼博，没有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也就是“三明精神”，就没有三明的今天。我作为当时10万建设大军中的一员，亲历了这种种动人的场面，这一切使我受益终身，至今仍是鼓励和鞭策我这古稀老人的精神力量。
（节选自张振福《忆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