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勤)

在建党63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拜访了正在住院治疗的原三明地委书记、现省计委顾问张维兹同志，请他谈谈当年三明建设的一些情况。

访问者（以下简称访）：张维兹同志，住院期间来打扰您，真不好意思。

张维兹同志（以下简称张）：没关系，你们从三明来，亲人嘛，欢迎欢迎。

访：听说前不久你专程到三明化工厂，在三明逗留数天，一定很有感触吧。

张：三明化工厂建厂二十五周年，邀我参加纪念活动，我很高兴应邀出席了。1957年省委决定办化工厂时，我是第一任的党委书记兼厂长。那次去三明时间紧，但看到目前三明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正如项南同志不久前的题词：“三明三明，精神文明；三明三明，大放光明。”感触很深。

访：这次全国“五四三”活动经验交流会在三明召开，这是党和国家对三明文明建设的肯定和鼓励。您是三明的创建人之一，一定会有很多感想。

张：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请不要把我个人和这么巨大的事业混在一起。三明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努力建设两个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党的政策的胜利，这是三明市全体党员、干部、群众长期艰苦奋斗取得的胜利。同志们说，三明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型工业城市，这话有理。解放前就没有这么个地名嘛！原来的三元县，小得可怜，民谣“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很形象。现在三明是省辖市，福建重工业基地，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城市，的确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访：不少同志说：三明是大跃进的产物，不知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张：（沉吟片刻）：我先把当时建设三明的一些情况介绍一下，再来下结论也许更好，你们的意见？

访：好！

张：三明的建设，是开始于1958年提出大跃进之前的。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同志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要翻身，必需抓肥料，各省都要建立化肥厂，工农业要上马，必需因地制宜地建立中小型钢铁厂。省委研究决定建立一座较大型的化肥厂和一座小型的炼钢厂。1957年秋就去各地找厂址，年底规划已基本确定，钢和化肥的年产量都是20万吨。

访：三明就这么上马了？

张：哪有这么简单。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得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三明的建设，是有多方面原因和条件促成的。

第一，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沿海不办重工业，所以我们原是在福州铜盘和厦门海仓选的厂址就因为地处海防前线而否定了，于是，转向山区；第二，1956年古田水电站建成送电，客观上为三明工业建设准备了能源条件；第三，鹰厦铁路的建设首先出于国防原因，但它正好通过当时还无足轻重的三元，这在后来却成了三明工业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访：除了三明，其它地方有考虑过吗？

张：有。首先是永安，它是闽北重镇，抗日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搬迁到那儿。人集中，地方富庶，有一定工业基础，条件都不差，但当时有位同志查阅了历年水文资料，大旱之年燕江水每秒流量只有五立方，太少，所以否定了。其次我们考察了沙县水分头地方——即今青州造纸厂旁边，水流量大，建化肥厂是很理想的地方，但作为工业基地，没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也不行。最后选取了永安，沙县之间的三明，这儿水流量达到要求，地域比较宽阔，地势大致平坦，尽管一穷二白，但那也正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理想地方。

访：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千头万绪，你认为最优先的应抓哪一条？

张：人，人才！要首先抓住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和有行政能力的肯干干部。我这人喜爱搞工程，1953年我参加了厦门海堤工程，后来省里决定搞化工厂，我是主动请战，不少同志劝我，说我到山区去是自讨苦吃，可我爱搞这个。现在项南同志叫我抓抓湄洲湾工程，也算投我所好，我乐意承担。三十多年来搞建设，我深感到：人的确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1957年底省成立重工业厅，我兼任厅长，统抓三明工业基地的建设。一次我向江苏重工业厅厅长李凌同志请教，他也说：要抓一批知识分子，有专业知识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就向省委打报告，马上得到支持，很快就从厅局一级和各大学、中学，专科学校挑选了40名大专以上具有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另外，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同志中选了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当然，从部队转业的战士中，调了很多人来三明，经培训当工人也起了重要作用的。江苏省、冶金部、吉林化工厂等，都支援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和有经验的工人。没有这批同志，三明搞工业，是不能想象的。

可惜，许多为建设三明花费了大量心血的同志在文革中遭到了冲击、迫害，特别是象杨拓，徐震寰、江敬序、林敬恒等这样学识过人的好同志被迫害致死，想起来真叫人难过……

访：三明人民，福建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我们编文史资料，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张：好，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访：文革时，你的罪状里有一条是要把三明建成布达佩斯式的城市，是怎么回事？

张：当初我们的规划是：以沙溪河为核心，西岸为重工业区，以钢铁厂，化工厂为主。两端（城关、列东）为轻工业区建市场，河东面为行政区职工生活区，建立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工厂为主。富兴堡是另一个轻工业区。这与布达佩斯沿多瑙河构筑城市相仿，所以同志们说：我们要在不远的时间内，把三明建设成另一个美丽的布达佩斯。

同志们既是设计者，又是建设者，他们既脚踏实地工作，又有丰富的想象。他们说：河西重工业区男工人集中，所以化肥产品以“牛郎”为商标，列东建纺织厂女工集中，产品以“织女”为商标，列西列东间建一座人间鹊桥，江边开辟江滨公园，治理沙溪，可通游艇，多添置舢舨，河面筑亭子……让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牛郎织女们天天相会，享受天上没有的生活情趣……尽管后来没出这样的商标，但有些设想的确成了现实。到了文革，那就是你们讲的，成了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铁证了。

  访：目前三明整个城市的布局，基本上还是按原先的设计方案吧？

张：当初考虑工业基地机修任务繁重，要搞一个专门化的工厂来承担；但各厂习惯各自为政，自己配套，人也调不动，所以这个厂以后改建为化工机械厂了。徐碧的重型机械厂原是为前线服务的。叶飞同志说要为海军维修三千吨级的舰艇，要造舰艇用的曲轴、叶片等，所以重机厂上马了。

我特别要提一下上海人民对三明轻工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1961年陈丕显同志来三明视察，他是上杭人，我们请他为福建工业建设提供支援。他说，三明重工业基本定型，还是搬些中小型的轻工工厂来配套吧。人家说到做到，大家知道的纺织厂、印染厂、食品厂、衬衫厂、胶合板厂、标准件厂、皮鞋厂等一共二十多个就是这一时期决定先后搬迁来的。他们从领导、技术人员到工人，全套人马搬来，填补了三明轻工业空白，很了不起。说句公道话，我们曾想从省内某些城市搬一些厂来，都不干。人家上海条件多好，但这些干部、工人，告别亲友，毅然来到人地生疏的落后山区，同甘共苦20多年，许多同志成了真正的三明人了，多不简单！这风格，这精神，很可贵！要记住这份功劳。

访：上海迁来的厂，管理水平高，工艺先进，产品质量好，影响很大。

张：三明印刷厂是这样来的。1962年沿海比较紧张，考虑到万一战事爆发，省府有可能迁到三明，要有一家能承担战时书报文件印刷的工厂，所以在下洋建起省内较大的印刷厂，主要设备是比较先进的。

还有一个塑料厂。塑料在60年代初还是新东西，省里好不容易凑了些外汇买进一套设备，原准备办在福州，也因战备关系，决定建在三明。

这么说吧，由于1962年沿海紧张，在客观上倒对地处山区的三明的工业化建设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好处。

访：这些都是在大跃进之后的事了……

张：对，咱们还是回到论题上来。

上面讲的这一些，说明三明的建设是整个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一部分。如果政治平稳，那么有省委的决心，兄弟省市的支持，三明主客观条件都具备，它的上马是必然的，起飞是有基础的，发展将是稳健的，成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访：大跃进年代，我们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全体师生也来了，住在临时工棚里。那时三明汇集了各路人马，真是摩肩接踵，挥汗如雨，场面够动人的。所以，能不能说：大跃进给三明的起飞鼓了劲，添了一把火？

张：现在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我不敢苟用。实际上，大跃进给三明带来的是不良的后果。

当时省里一位同志从北戴河回来到三明，谈不上几句，就批评我“右倾”。说三化不搞了，粮食吃不了，吃饭不要钱，搞化肥没意义了。要下马，坚决，彻底！真叫人摸不着头脑。紧接着提出要以钢为纲，一年翻一番，为全国1070万吨钢而战斗。三钢不是年产20万吨的问题，而是40万吨；不是40万吨了，是80万吨；不是80万，要年产100万吨，几天之间，一翻再翻，原先的规划全要推倒重来。我顶了，摆了大上难上的主客观原因。但那时就是听不进去，说我是小脚女人，一摇三摆，这也困难，那也不行，跟不上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新形势。

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的场面，的确有。那时从农村调了大批青壮劳力到三明大炼钢铁，小土炉，小土群，大街小巷，厂内厂外，用大量耐火砖去乱砌，焦炭没了烧木炭，木炭烧光就上山砍树；鼓风机不够，用木制大风箱硬拉……你们学生不是编了不少新民歌吗？“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铁水奔流，钢花飞溅”……写诗行啊，可我们费了好大力气积聚的为三明上马用的物资，几乎都这么耗尽了。

访：这，我们倒没有想到。

张：现在三钢年产量基本上是20万吨，可那时完全要按年产百万吨设计，浪费的人力、财力、物力，难以算清。炼焦厂十个大烟囱不是后来又都硬炸掉了吗！

1959年下半年，粮食困难就突显出来，紧接着全面发生困难。这时，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命令下马。全部下，一个不留！我顶，从争到吵。领导生气 ，说你张维兹究竟要干什么，老唱反调，大跃进时你顶着不肯上，现在坚决退的时候你又顶着不让下，老右倾！给我定什么我不管，可我知道搞点建设不容易，哪里经得起这么大上大下的折腾呢？尽管当时什么都打乱了，遭到了很大破坏，但架子还在，慢慢清理，从头来，困难总会克服，三明的工业总要起飞的。如果全部下马，人员撤走，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访：那时谁能顶得住呢，动不动就会戴上“右倾”帽子的。

张：要下马，许多干部工人有意见，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后来总算有一部分同志留守下来，护厂、清点财物，作重新上马的准备。三化那时搞了个3000吨的小氨厂，工厂冒烟就是胜利嘛！经过三年调整时期，大致在1963年，三明各厂就相继恢复了。

说到“右倾”帽子，我并不怕戴，不过，我也决不拿这帽子压别人。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倾”，三明坚持正面教育，没有搞反“右倾”那一套。我看不出那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心想让三明工业起飞的同志是什么“右倾”分子。一定要说三明有右倾，那就我代表吧，反正老点名的了，别人可能就没有了。

访：真有意思！

张：所以我说，那种认为三明是大跃进产物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没有根据的。如果不是大跃进，三明的建设将更快，更好，更省！

访：你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张：1963年之后，三明各行各业从恢复到重新起飞……但随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不是几次折腾，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三明建成布达佩斯式的城市？三中全会后，三明真正起飞了。三明人民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有目标，有才干，他们一旦踏上四化建设的轨道起飞，是什么力量也挡不住的！作为三明建设队伍中的一名老战士，我衷心祝愿三明张开文明的双翼，起飞！

 访：谢谢您！

（原载《三明文史资料》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