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洪祥)
1958年6月，我还在厦门的时候，省委就决定派我去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担任党委第一书记。但因支前工作需要，我没有马上到职。“8.23”炮战结束后，我的迷路神经炎症状越来越严重，便请假去上海治疗。12月病情稍好了一些，我即到三明工作。
我去之前，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已经上马了，张维兹、范元辉、孟健、侯林舟、阎素、马鸣琴等已经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了。
三明重工业基地的筹建始于1957年。那一年7月，冶金工业部召开地方冶金工业会议，重点讨论建立地方中小型钢铁厂问题。为了实现“钢产量每5年翻一番”的目标，会议决定采取大中小结合的方针，除尽快建成鞍钢、武钢、包钢3个大型钢铁厂，扩建石景山、太原、湖南等中型钢铁厂外，还要在地方上新建15-20个中型钢铁厂。
当时，中央决定发展地方钢铁工业，主要是为了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大多数省都有一个钢铁厂，不仅可以解决本省工业原料的需要，同时能够更迅速地提高钢铁生产水平，还可以帮助地方解决就业问题。8月，冶金工业部颁发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地方钢铁工业设计任务，确定在全国建设18个项目，其中也有我们福建钢铁厂。
冶金工业会议后，我们就决定投资兴建一个年产20万吨矿石、10万吨生铁、5万吨钢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打算于1959年投入生产。钢铁联合企业的筹建工作由省工业厅负责，最初是将漳平铁厂筹备处改为福建钢铁厂筹备处，由龙岩地区工业局局长李达负责。
就在这时候，化工部召开计划工作会议，也批准了福建化肥厂的设计方案，但规模和项目都有变动，产品计划为年产2万吨电石、2万吨石灰氮。因而10月底也成立了福建化肥厂筹备处，调厦门市委第一书记张维兹担任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兼筹备处主任。
当时，省委分工我和副书记贾久民、副省长梁灵光负责抓工业。我们研究了冶金工业部提出的办钢铁企业的几个要求：一是建设规模决定于资源、交通等条件，最好多办小规模的，从小到大，主要是满足地方工业发展的需要，是否办联合企业或成套的，要按当地具体情况而定。二是机械化程度方面，应采取一般机械水平，能用手工就不盲目追求机械化。三是厂址的选择一定要靠近交通线，靠近电源和资源，利用现有城市条件，减少其他投资。四是要大力建设矿山，矿山多于炼铁，生铁多于炼钢，钢与铁比例应为1∶1.5。五是设计标准应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除此以外，我们福建还要考虑前线战备的要求，大型的、重要的工厂不能建在沿海地区。
根据中央的这些要求，厂址的选择至关重要。厂址选在哪里呢？省委曾于1957年8月成立了一个选址工作小组，从各个部门抽调一批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工作小组顺着鹰厦铁路沿线，对福州、南平、三明、厦门的15个点，前后进行3次实地踏勘。第一次踏勘时，认为条件比较好的有9个点，即三明的梅列、永安的黄历、南平的水汾头、福州的埠头和桐口、沙县的琅口、厦门的嵩屿、禾山、杏林等9个地方。以后我们请了冶金部武汉设计院的专家和冶金部总公司武汉分公司的工程师一起进行第二次勘察。这次勘察前后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看得很仔细，经过综合对比，淘汰了6个点，剩下梅列、黄历、沙溪口（南平）3个点上报中央。
1958年1月，化工部派出复查小组会同冶金部武汉设计院、电力部上海电力设计院、城建部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南昌铁路局等单位的专家，与我们的福建选址小组的同志组成综合复查组，对3个点进行第三次勘察。这一次勘察叶飞、梁灵光和我都参加了。经过省委与专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决定将厂址设在三明梅列。
为什么选定三明梅列呢？首先是土地面积大。梅列可用来建厂的地方叫列西，那地方可用于建厂 的面积达3.4平方公里以上，流经列西的沙溪河以东还有一大片开阔平地可作为城市和轻工业厂地；列西虽然稍有起伏山坡，但就福建省山区来说，能够有这样大而又较平坦的地区确实不可多得；第二是水源近，水量足，沙溪河水最小的流量约30立方/秒，这给工业用水提供了良好条件。第三是地质好，从地质结构看，整个厂区没有石灰岩溶洞，地下也没有可用的矿藏。工程地质也好，是红壤土及沙质粘土、砾石，地耐力高。第四是距离原料供应地近，石灰石产于永安大湖，距离60公里；无烟煤产于龙岩苏邦，铁矿产于漳平洛阳、安溪潘田，均可以直接由铁路运输。第五，古田水电站一期工程即将完成，电源供应主要靠古田水电站。电站距离三明150多公里，工程建设进度基本上可以满足三明梅列地区用电要求，投产后可送电5万~8万千瓦供应三明地区。将来工厂扩建，可开发尤溪街面水电站，预计可供电5万千瓦，距离为70多公里。再就是有比较充分的发展余地，从基建投资、经营费用和国防条件方面来考虑，三明比其他地方更有明显的优势。
选择三明梅列地区，不仅仅是为了建钢铁厂和化肥厂，更是为了建设一个福建省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春节前后，省委常委会讨论全省工业布局问题的时候，就曾经设想过把三明建成钢铁化工基地，南平建成造纸、木材加工中心，龙岩建成有色金属冶炼中心，漳州建成轻工业基地，莆田、泉州建成糖业、纺织业中心。这样的工业布局是从政治、 经济、国防几个方面综合考虑的。今天看来，这个设想还是符合福建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的。
为了统一领导三明工业基地建设，1958年4月，省委决定以三明县委和各筹备处为基础，成立党政合一的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简称“三明建委”），直属省委和省人委领导，由张维兹任书记兼主任，范元辉、侯林舟、孟健为副书记、副主任，委员都是在建各厂的主要负责人。这个领导班子是很强的，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数万建设大军有条不紊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局面很快打开了。如果按原定的设计方案，年产30万吨铁、20万吨钢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于1959年建成投产，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但是后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达到2700万~3000万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央要求“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要打破常规，大搞群众运动。”这样一来，省委就要求三明钢铁厂加快建设进度，改变原来设计，将年产20万吨钢的设计修改为年产100万吨钢，一下子提高了5倍。当时，张维兹对修改设计的可行性表示疑虑，认为这样做违反了科学，会给整个工业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叶飞听了张维兹的意见后做了“让步”，决定修改为60万吨。但60万吨也还是原设计的3倍，张维兹仍然有意见，还是坚持原设计方案，叶飞便对他有看法。
张维兹是胶东的南下干部，入闽后在厦门工作，担任过厦门市长，解放后福建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厦门集美海堤就是由他担任总指挥建成的。这个同志在大的工程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成立时我提议由他担任主任。后来由于三明工业基地安排的建设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各在建单位所配备的干部级别也越来越高，如钢铁厂、化肥厂、重型机器厂、电厂等的一、二把手都是地、厅级干部。再则，由于建设项目多了，三明建委与省里各部门关系越来越密切，条块之间协调的任务很重，相互扯皮的事也时有发生。再加上当时物资不能及时供应，需要调来的干部不能很快到位，困难确实比较多，他感到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对省里有关部门说了一些埋怨的话。在一次省委会议上，张维兹反映了一些情况，并要求省委派人到三明加强领导。会后，叶飞征求三明建委同志的意见，张维兹提出要我去兼任党委第一书记。我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熟悉情况。他们要我去主要是有利于协调省里各部门的关系，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加快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步伐。当时，真是形势逼人！从中央、华东局到省委，都把钢铁生产摆在第一位，就是掉了脑袋也要保证钢铁生产指标的完成。我到三明后，同张维兹、范元辉他们交换意见，他们对改变设计方案认识不同，分歧意见较大。为了执行省委的决定，我主持召开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讨论三明工业建设的进度问题。会议作出决定：1958年12月份打一个战役，建成一个年产2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1959年第一季度再打一个“战役”，把冶金矿山机械厂、三化厂和电厂的主厂房建成，使机械设备安装上；第二季度再打一仗，再建成年产4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达到年产60万吨规模；第三季度还要打一仗，也要使化肥厂建成投产。也就是说，要保证在建国10周年之际，使以钢铁为中心及其大大小小10多个配套工厂全部投产。
从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的前景考虑，必须配套发展一批轻纺工业和各项服务设施，解决工人生活保障问题。因此我们向省委提出三明建市的设想。当时全国正在大搞公社化运动，叶飞说：“那就称为三明公社吧！”就这样，省委、省人委就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设立三明人民公社党委和筹委会人选的请示》，提出：由于三明是福建省正在建设的钢铁基地，正在建设和拟在该地建设的还有合成氨肥料厂、石灰氮肥厂、冶金矿山机械厂、机修厂、电线电缆厂、水轮机制造厂、电厂等8个工厂。这些厂陆续建成后，三明县即将成为一个拥有20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目前该地已有10多万人口。为了组成人民公社，计划将原三明县与该基建工地合并成立一个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搭人民公社的架子。把三明县委和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合并成立三明人民公社党委会，把三明县人民委员会并入人民公社筹委会，直属省委和省人委领导，相当于一个地（市）委一级的机构。
1959年2月6日，中央批复了省委、省人委的请示报告：
一、同意你们把三明新建城市与三明县合并，成立三明人民公社党委会和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直属省委和省人委领导。 二、同意省委书记伍洪祥同志兼任三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省委委员、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原三明建委第一书记张维兹同志任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处书记），范元辉、孟健、侯林舟等同志任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处书记。
三明人民公社党委会，由我和张维兹、范元辉、孟健、侯林舟、马鸣琴、阎素、周超南（以上为党委）、卢光盛、宋泽、宗干、牟星五、王联青、李德平、张景彬等15人组成。公社筹委会由11人组成，张维兹为主任，孟健、侯林舟、张峰、谢俊峰为副主任。下设11个办事机构。
于是，“三明人民公社”便正式宣告成立，成为全省最大的一个人民公社。
但是，三明成了“公社”以后，对外联系工作遇到麻烦，人家不认你是地市一级的机构，一听说是“公社”，就认为你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不愿意跟你搞协作，拿不到建设材料。到1959年底，我们不得不向中央申请改变建制。1960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明人民公社”改为三明市，仍由我任第一书记。当时我还分管着其他工作，一段时间身体又很不好，而三明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主要是靠张维兹、范元辉、孟健、侯林舟他们抓具体抓落实，他们为三明工业基地建设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功不可没！我调回省里代理省长后改由张维兹担任第一书记兼市长。
在20世纪50年代，三明重工业基地的崛起，可以说是福建地方工业建设中一个创举和奇迹。
解放初期，福建工业的落后是众所周知的。“一五”期间，我们福建工业上的项目很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比如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福建一个也没安排上。即使是中央各部门筹建的500个限额以上的项目，福建也难以争取立项。原因就是“福建是前线，随时准备打仗，不宜搞大的项目建设。”
当然，在“一五”期间福建并非都没有进行经济建设，与战备有关的国防建设项目投资还不少。比如，中国第一条跨海长堤——厦门海堤1953年开工建设，国家投入1000万元，实际用了940万元，1956年10月建成，使厦门岛与大陆相连接。鹰厦铁路是福建的重点建设项目，全长694公里，国家投入了4亿元的资金，1956年底建成通车，成为福建中部交通大动脉，大大提高了物资运输能力和军事调动能力。全省新修公路2000多公里，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000多公里，初步形成了联结全省各地市的公路网。
除了国防建设项目外，我们还建成了装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古田溪一级电站一期工程；建设了建瓯和龙岩煤矿；开工兴建和扩建南平造纸厂、福州造纸厂、仙游糖厂、福建机器厂、福州动力机厂、厦门通用机械制造厂（后改为工程机械厂）、莆田通用机器厂等，制造出几十种机械产品供应全国各地，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26.7%。这些说明“一五”期间福建工业建设的成就是很大的。
但是，与其他省相比，特别是与沿海几个省份相比，福建的工业依然是落后的。如何尽快改变福建工业落后的面貌呢？省委多次讨论研究，一致认为，一定要争取在全国“二五”规划中多上一些建设项目。所以1955年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前，省委就组织力量对全省工业生产的资源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证实，福建水力、林木、矿产、水产资源丰富，虽然是前线，但山区面积大，有利于搞防空设施，与内地省份一样，具备搞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条件。我们拿着调查的材料和“二五”规划的初步设想，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大讲我们福建的有利条件，要求国家计委把造纸厂、钢铁厂、化肥厂、罐头厂、化工厂、水电站、机制糖厂等列入国家在福建投资建设的项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列入国家计划建设的项目，才能争取到资金、物资和人力的安排。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项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来的。
三明，原来只是闽西北山区的一个小村落，叫三元里，属沙县管辖。抗战时期，福建省会内迁永安，国民党政府在那里办起了省行政干部训练团、青年训导营、三青团夏令营以及中央警官学校、苏皖联立学院等，把三元、梅列、荆村、莘口4个小村庄改为“三元特种区”。1940年，国民党政府将沙县、永安、明溪3个县一部分区域划出来，并入三元特种区，成立了三元县，到解放前夕全县人口才有3万多人。“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这首民谣反映的就是当年三元县的状况。
1956年10月，三元县与明溪县合并，设立三明县，隶属南平专署。那时候三明县人口只有8万余人，城关人口也只有六七千。地多人少，小农经济，称得上“工业”的只有一些铸铁、制茶、碾米、锯木、酿造等个体小作坊。据1957年统计，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2174万元，而工业（含手工业）总产值只有208万元，所占比例不足10%。
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画，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最突出的困难有三个方面：一是建设物资供应紧张，二是后勤保障工作难度大，三是科技人才严重不足。
建设物资供应紧张是普遍性的问题，全国都在搞建设，国家计划统配的物资有指标却拿不到。盖了“三明人民公社”的公章去跟外省搞协作，人家连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托熟人找关系，拿我们的木材去跟人家搞协作。
三明的建设者来自全省各地，其中晋江地区的民工有12000多人，南平400多人，龙溪3500人，福安近1000人，龙岩360多人，还有驻守闽南的9128部队2000多官兵，厦门大学中文系师生200多人。福建当时还没有一支很强的建筑安装队伍，我们请求国家建工部和华东局支援，于是从西安调来了西北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和从东北调来的沈阳第八冶金安装公司近万名干部职工，再加上三明本地区几个县支援的民工，大约有六七万人。三明这样一个小县城，骤然聚集了数万建设大军，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样样都得从头考虑，妥善安排。我到三明后，花了很大力气来抓后勤保障工作。
在这里，我要讲这样一件事：1959年春，三明的粮食供应就开始紧张了。我问了三明县委的领导同志，你这个县粮食亩产是多少？他说，给省里报的是亩产800斤，总产1.3亿斤，省里还奖给他们一面先进红旗。后来我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向到会的大队支部书记了解一下情况，他们都说没有那么多粮食。三明虽然田多，人均8亩地，但只能种单季稻，一季产量只有二三百斤。这一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来三明视察，我向他汇报福建粮食生产存在的浮夸风问题，他说：“浮夸风吹不得！你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毛主席一贯倡导实事求是嘛！”不久，江一真主持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落实1959年的粮食产量，要我在会上发言。我公开坦诚地说，三明的粮食总产没有那么多，实际上只有7000万斤，多报了6000万斤。江一真听了很惊讶，当即问我：怎么会差那么多？我说：“我调查过，只有7000万斤，县里报的数字是假的，搞浮夸！”当时如果我承认总产有1亿3，那么三明就要少调进4000万斤粮食。三明重工业建设已经上马，几万名工人已经进场，少调4000万斤粮食，这还得了！
三明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难度很大，民工吃的粮食、猪肉大部分是从龙溪地区和厦门同安运进来的，面粉从上海调运，闽东沿海各县提供海产品。三明人缺乏大面积种菜经验，连吃的蔬菜都要从厦门郊区调运过来。
住宿条件更差。我们工程总指挥部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垒起两幢土坯房作为办公用房，简陋到连厕所都没有。华东局建设部部长贺敏学从上海和宝鸡调来了黄欣、宗干、毕世昌、王联青等一批骨干和上万人的施工队，在列西沙溪河边的荒野上搭起草棚和油毛毡棚“安家”。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凡能睡的过道、厅堂都住满了人。几万民工在山上、工地上搭草寮子住。没有电灯，晚上点着煤油灯和松枝火把照明。喝的水是从山上用竹筒引下来的。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连三轮车也极少，货物都靠肩挑或用手推车搬运。列西工地与永安公路阻隔着一条沙溪河，建设材料没法运过去，只好用木头搭了一座临时浮桥。
工地照明用电仅靠大米加工厂的一台1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来发电，根本无法满足建设需要。后来从外地调来两台30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列车机组，才初步解决了照明用电的困难。
三明的卫生条件很差，疾病极易蔓延，当时已有脑膜炎疫病出现。由于蔬菜缺少，工人们普遍患上口腔炎、水肿病。工地上只有一所30张病床的小医院，完全不能适应需要。
总之，在三明建设初期，后勤保障上的困难，成为建设工程正常进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开始时，筹委会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后勤保障工作抓得迟了，造成被动局面。我去了以后用很大精力来抓后勤工作。我认为，近1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能长期靠外调，必须尽可能自力更生，就地解决。比如粮食供应，起码要有一个月的存粮。猪肉的供应也由于各地浮夸风盛行，生猪产量下降，对三明的支援落空了。厦门、龙溪虽有增产，但长期大量供应三明也是不可能，因此必须动员各伙食单位自力更生，自已动手养猪。养猪要有饲料粮，没有饲料粮食怎么办？当时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明溪县有两个公社因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那里库存有五六百万斤陈粮运不出来。我们向省里汇报这一情况，省里同意调拨给三明。于是，我们动员各伙食单位进山挑粮，并且规定一条：挑出的粮食可抵作饲料粮，谁多挑就多供应，不平调，不记口粮账。这样，许多伙食单位便组织干部、职工以及家属利用星期天时间进山挑粮，把五六百万斤多年的存粮全挑出来，养了1500多头猪。我们还确定三明县的城关公社以“蔬菜第一，副食品第二，粮食第三”为生产方针，从全社11个大队中划出7个大队3500个劳力，建立蔬菜生产基地，专门搞蔬菜生产。这样抓了一段时间后，副食品的供应情况才有所好转。
尽管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是工人和干部的热情和干劲依然很高，从不抱怨，从不退缩，一心想把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搞上去。
科技人才不足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处在“大跃进”时期，各条战线、各项工作都需要人才，向组织部门要人的单位很多。张维兹去要人要不来，他抱怨说：“办工业，没有熟悉工业的人才怎么行呢！”我说：“你要什么人，开出名单来，我可以下令调。”他提了一个40人的名单，都是高级技术人才和熟悉工业管理的干部，我就交给省委组织部商调，结果一个不少地调来了。
很多人说“三明是先有钢铁厂，才有这座城市。没有钢铁厂，就没有三明城。”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
1958年的“大跃进”，三明工业基地建设是福建工业建设的重点，而三明钢铁厂的建设又是重中之重，是龙头企业。大炼钢铁进入高潮时，省委决定打一场“三钢大会战”，保证1959年元旦出钢。三明建设工地分为三个工区，第一工区负责水厂、电厂、氯化氨厂和石灰氮厂的基建施工，由阎素指挥；第二工区负责冶金机械厂、电机厂的基建施工，由周超南指挥；第三工区担任钢铁厂建设，是重点工程，我们投入三钢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多，力量最强，工程进度也最快。三钢由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孟健兼任厂党委书记，马鸣琴任厂长、高振洋、崔苏民任副厂长。基建的主力军是省建筑一公司、驻闽9128部队和福建冶金机电安装公司。省建一公司是从大西北宝鸡调过来的解放军工程兵部队的一个团，与福建第三工程处合并成立的一支工程队伍，最能打硬仗，最能啃硬骨头。福建冶金电机安装公司是从东北调过来的沈阳第八冶金安装公司工程队进行扩编的。调这两支队伍应归功于贺敏学同志，他与叶飞和我都是新四军的老搭档，是他亲自带领这两支队伍参加三明工业基地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特殊贡献。
三钢建在沙溪河西岸的列西，这里原是一片3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将丘陵变成平地，并建起主体生产车间厂房5座、255立方米的高炉2座、热风炉5座、转炉2座、50-60米高的烟囱6座以及铁路专用线1500米，其土方量之多、工程规模之大确实罕见。有人做过计算，单是移山填沟完成的土方量，若把它堆成宽1米、高1米的土堤，其长度相当于福州至厦门距离的2倍。“三钢大会战”时，整个工地上场的人数1万多人，最多时达3万余人，到处红旗招展，一派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场面。
三明钢铁厂自1958年6月开始全面动工，到1959年11月3日2号高炉安装完成，历时1年半完成了年产20万吨铁，12万吨钢和8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企业第一期全部工程，包括炼铁、炼钢、轧钢、动力、铸造、无缝管车间以及相应的运输铁路线。这样规模的建设通常要花3至5年时间，而我们只花1年半，这可以说是创造了全省乃至全国钢铁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
同期建设的与三钢相配套的工程还有热电厂、水厂、机修厂、焦化厂以及铁路、桥梁等交通运输工程。热电厂本来是作为三明化工厂的一个动力车间设计的，后来由于古田水电站的电网尚未接通，而三钢建设又急需电力保证，因而我们把热电厂作为重点先行工程，于1958年底动工建设，1959年国庆节前就建成投产，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
水厂的土建工程在我到三明赴任之前就开始了。第一水泵房建成后，由于铸铁水管供货不及时，工人和技术员急中生智，把圆木锯成9米长的木条，然后用铁箍将木条箍成水管，一节一节地接起来，一直铺设到高炉边和炼钢车间。工人们就是这样用自制的木水管代替铸铁水管，保证了三钢“十·一”出铁的任务。这个厂拥有8台水泵，全部建成后每天抽水 量达4.8万吨，基本上满足了当时三明工业基地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
机修厂（后更名机器厂、化机厂）是1958年8月开始动工建设的，作为配套工程，主要是担负钢铁厂和化工厂大型机器设备的维修和部分配件的制造任务。这个厂一边搞基建，一边投入生产，到1959年10月第一工程结束时，已经生产了一批机械产品，比如直流电焊机、桥式吊车等，有力支援工业基地和全省各地的工业建设。
福建只有白煤，没有焦煤，炼钢所需的焦炭就要靠焦化厂提供。焦化厂的筹建主要是为了解决焦炭供应问题。但福建缺乏炼焦技术人才，怎么办？我们派两名技术员去山东学习取经，学习回来后办培训班，土法上马，边干边学。100多名工人在两名技术员的指导下，用13米高的小土窑作试验，从一百多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终于在1958年12月炼出第一炉焦炭。工人们不断开展技术革新，出焦率由35%提高到70%，年产量达56万吨，质量也有较大的飞跃。
此外，梅列大桥也只用10个月时间就建成通车了。
在三钢及其配套工程建设期间，三明化工厂、冶金矿山设备厂（后改名重型机器厂）、东站水泥厂以及邮电、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设施也陆续兴建。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战，到1960年，拥有13家大中型企业和几十家小型企业的三明重工业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
“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土法上马，两条腿走路”，是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一大特点。来自全省各地的10多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建设指挥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依靠双手，依靠智慧，依靠团结协作的精神，在三明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仅用3年时间建起了一座工业城，为福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也赢得速度和时间。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无须讳言，三明工业基地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由于施工战线拉得过长，许多工程项目不能实现计划进度的要求，结果开工的多，竣工的少。虽然1958年12月份大搞快速施工，一些工程的进度大大加快了，但受其他未完成工程的影响，仍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而投入生产。特别是在工程项目的安排上，较少根据主客观条件分析工程的轻重缓急，细致地进行排队，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而是凭一股热情，多项工程齐头并进，全面开花，这样反而影响了基建计划的完成。
再则，在大搞快速施工的同时，对百年大计的工程质量重视不够，技术规范执行不严，使许多工程的质量不理想。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方法，也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1959年4月初，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全会通过的计划草案，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由360亿元降为260-280亿元。根据七中全会的精神，三明的工业建设也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有不少工程要下马，几万民工要退场，原来轰轰轰烈烈的建设场面一下子冷清下来，许多干部想不通，以至产生抵触、悲观情绪，一时局面比较乱。
但是，中央对钢的生产指标没有改变，仍然定为1800万吨。为了保证重点工程三明钢铁厂的建设和生产，我针对新情况提出了几点要求：坚决贯彻‘一盘棋’方针，集中力量搞好钢铁厂；以钢铁厂为中心，把整个工区强化起来，在党委领导下，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指挥部，统一负责施工管理；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领导干部要注意向老工人、技术人员学习，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推动群众把民主管理搞起来。
1959年底开展反右倾运动以后，我调回省里接替江一真担任代理省长职务。虽然还兼三明市委第一书记至1960年11月，但工作主要由张维兹负责。
三明工业基地的创建，有经验，有教训，但没有失败。
三明工业基地的崛起，是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福建地方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当时我们不那么急于求成，各方面的可行性研究更周全些、更科学些，作决策时头脑更冷静些，又没有遇到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没有全国性的物资紧张，那么，三明的发展将是迅速、稳健的，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
三明重工业基地是在“大跃进”高潮中建设起来的，不可否认，它是深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但是，参加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数万名建设者，他们的热情、智慧和创造精神，却是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在闽西北这一片土地上创造了福建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
回忆在三明这一段的工作，至今我心中仍然激动不已。因为三明工业城的崛起，确确实实体现了福建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雄心壮志，体现了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体现了省内外各级党委、政府顾全大局、真诚无私的革命大协作，体现了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勇于拼搏的工作作风，体现了建设者们不怕苦不怕死、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的冲天干劲。这些崇高的精神品质，正是那个年代的群体特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如今，三明市已经成为闽西北山区一颗灿烂的明珠，作为当年的一名建设者，我为她付出了心血，时常引以为荣。
（节选自《伍洪祥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