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开福
我先后两次下派担任驻村干部，有幸亲身经历福建林改的难忘岁月。第一次驻村是2004年6月，此时全省林改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永安市在全省率先完成任务，洪田村被誉为“中国林改小岗村”，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对林改做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到山上”“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的重要指示。因此，我的任务首先是化解矛盾，稳定社会，完成林改。
林改，被逼出来的“革命”
桂溪村是革命老区村，又是汉、回、畲多民族杂居村，山高路险，民风彪悍，人均毛竹山20多亩，典型的靠山吃山。这个村又是远近闻名的告状村、上访村，告状、上访的原因大部分跟森林纠纷有关。
2004年7月13日傍晚，我一进村就听到村民说：“共产党都跑哪里去了？”
“村干部比大便还臭！”
刚把行李放到写有“西洋公社知青”的小床上，就围来了上百个村民。我以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没有在意。一个中年村民冲进房间，用愤怒的眼睛盯着我说：“听说你是上面派来的书记？村里欠我3万块钱，你要赶紧还给我，我的孩子九月份要上学，没有学费了！”一个老人家挤进来：“书记，我的竹山被邻居占了一大块，政府不管，公安、法院也不管，你管不管？”一个妇女说：“我丈夫儿子都因为砍树被抓去坐牢，我们没米下锅了，来找你救助！”一个年轻人说：“书记，我是回民，你看有些汉族一家几百亩山，我家才十几亩，我们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歁负我们回民，你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否则我跟你拼命！”
刚才陪我进屋的村干部此时一个个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一个救兵也没有。
来驻村之前，我就听说过这是个复杂村，已经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料到矛盾这么尖锐，我还没坐下来呢，就有这么多村民来上访！因为对情况不熟悉，我不好表态，只能一个个将他们的要求记到笔记本上，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说的情况我先了解一下，等情况弄清楚了，我会尽快给你们答复。”
村民并不愿意回去，我只好耐心地跟他们解释，最后还是住在村部附近的老刘帮我解了围，把他们一个个劝回去了。
其实我也出生农村，自己父母兄弟姐妹那里也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林改，我知道林改对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自古以来，林区老百姓靠山吃山，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机制的束缚，老百姓守着一座座青山过着苦日子。
那时隔壁丰田村发生了一起盗伐我们村红豆杉的案件。他们全村100多个青壮年男子40多人涉案，有的被关在村里，有的被关在乡里，女人们哭天喊地，到处求人，孩子没人接送，水稻没人收割，整个村的生产生活秩序全乱了套。
一天，我去一家小吃店吃饭，老板娘哭着要求我帮她想办法找人放她老公，因为她老公与人产生纠纷，“自我举报”，带着森林公安到山上随意指认树头，说是自己砍的，结果被判了刑。
那时，林区流传着这样的一则顺口溜：“要致富，偷砍树，一夜便成万元户。”情况让人很纠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级政府开始推行“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1984年又进行“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折股联营、经营承包”的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但是，两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核心的产权和收益问题，调动不了农民耕山、育林、护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林区盗伐行为无奇不有，农民胆大的白天砍，胆小的晚上伐，甚至雇请民工成立专业队上山。偷盗者用传呼机、面包车等工具，分工协作，有人负责砍伐，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放哨，发现情况就打传呼“44”，没有情况就打传呼“66”，乱砍滥伐之风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面对乱砍滥伐现象，村民不管，干部怕管。发生森林火灾，老百姓扑救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了“村主干打火、老百姓观火、乡镇干部发火”的现象。因为林木纠纷太多，情况太复杂，镇里的挂包领导四年不敢进我们村，村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他们认为我是市里派来的，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这样，就把我推到了火山口上。
当时洪田村的林改已经全省闻名，我们就去学习借鉴。
洪田村过去的形势也很严峻。1998年，村书记邓文山组织多次的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会，有人赞成分山到户，有人反对分山到户，没有办法形成统一意见。1998年5月27日晚，邓文山把村两委集中到镇上开会，他态度坚决地说：“今晚不讨论出个名堂，谁也别回家！” 最后，他决定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把笔记本撕下来，每个人发一张小纸条，同意分山的写“同”，不同意分山的写“不”。结果显示，超过80%的村民写“同”，赞成分山到户，形成了“分山到户”的初步决议。
当年10月，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洪田村领全国之先，开启林改破冰之旅，迈出了“分山到户”和均山、均权、均利的实质性步伐。
但是，“分山到户”既没有明确的林业政策和法规规定，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特别是山有肥瘦，林有好坏，怎么分？洪田村组织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老农和村民代表组成评估小组，在林业技术人员帮助下逐片查明山场类型、面积、蓄积和出材等情况，将通过评估的山林按1998年9月30日在册的合法人口，产权均分到人，考虑到分山到户不利于经营管护的实际，村两委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引导村民实行联户经营，将山林按全村总人口平均划为3大片，每片2个队，共形成16个经营组，每组34-68人，每人分得山地6.2亩、材积16立方米。针对人口变化，他们采取“动钱不动山”的办法对人口的增减变化所带来的利益不平衡进行调整，并坚持每5年分红一次，按人口平均得出分红额，实行多还少补，真正实现均山、均权、均利。
改革带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盗砍乱伐的现象少了，山上的林木多了，但困扰在农民心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因为，林木属于特殊的商品，它既有一般商品的属性，还有生态的属性。为了保护它的生态作用，政府行政控制还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农民育林护树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利益。
“一棵树从种下到成熟，时间长达二三十年，到时砍下来卖了，我们才得到一块菜板的钱。这有什么好干的？”林农这样问道。
2003年6月，洪田村再次先行先试，率先启动了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四权”的明确才真正触及了林业经营体制的核心，被誉为林业系统的“一场自我革命”。洪田村的做法，为永安乃至福建林改在全国率先突破提供了借鉴经验。
而我们村更大，人口更多，情况更复杂，林权证都做不了，因为纠纷多，群体上访严重，市、镇、村三级都等着我来化解。我当时的压力很大，一些没有耐心或对社会不满的人扬言如果我不给他们分山，就要杀掉我，有的到市纪检、检察等部门告状，有的到我的“娘家”组织部诉苦，有的给我的父母施加压力，老人家吓得劝我：“你不要当那个什么村第一书记了，赶快辞职撤退吧，保命要紧！”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那时林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私人所有的自留山或签订了合同的责任山，林分很好，树木茂盛；凡是属于集体的，树木稀疏，大树没有几棵。盗砍偷伐基本上发生在集体林上面，集体林成了唐僧肉。
可是，2003年林改出台的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政策本身是一对矛盾：什么算“大”，什么算“小”？哪些森林需要“稳定”，哪些森林需要“调整”？各级文件都没有明说，因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那时我最怕的就是市政府办和信访局的电话，动不动就是：“陈开福，你们村的人又堵市政府的大门了，还不赶快来劝回去!”我赶紧叫个村干部用摩托车送我进城。
到了市政府所在地新安大院门外，只见一两百个村民在那里跟信访局、政府办、林业局、公安局的人争吵不休。我一到，这些部门的领导就叫我赶紧想办法，不然政府没法办公。我知道一个人吵不过，声音大了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我把几个为首的叫到一边，告诉他们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说我就是政府派下去的，找别人没有用，要求他们必须先回去。
政府要求林改实现“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 通过发放《林权证》，落实林农的“四权”，改变以往国家、集体得大头，农民得小头的做法，以充分调动农民种树护林的积极性。要落实“四权”，就不可避免地遇到社会公平问题。有的村搞林改，几个村干部或者两个主干一碰头，一夜之间把集体林卖个精光，“四权”是落实了，集体却成了一个空壳。有的村借林改之机，将大部分集体山林“改”进了村干部的手里，集体固然一时“增收”了，有钱可以给村民“分红”了，将来呢？很明显，这些村干部成了富人，而大部分农民则成为失山失地失业的贫民。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的原则。
林业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近几年因为山林纠纷上访的人很多，打官司的也不少，法院常常不能判决，而是做出“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的决定，村民只好又回来找政府，可是乡镇、村或林业站因为政策矛盾、山场复杂又难以裁决，这就使得村民告状遭遇“马拉松”，他们以为是部门、村或者法院“踢皮球”，转而求更高级政府解决，于是越级上访。
然而，无论哪一级，都无法准确把握具体村组、山场的来龙去脉，不可能给上访者一个满意的答案，只能将他们劝回原籍，或将信件转回原地。这样一来，村民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矛盾更加尖锐。一部分村民在告状无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失去理智，到山上偷挖乱砍，导致掠夺性经营现象的出现，甚至引发打斗，造成林区社会不稳。
我们村有一起纠纷，争议双方从组里闹到村里，从村里闹到镇里，从镇里闹到市里，镇、村相关干部白天上山，晚上开会，风雨无阻，但就是拿不出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更别说满意）的方案，后来双方都争着上山挖笋，终于打起架来，多人受伤，其中一方还持刀冲进医院，将已经住院的对方再砍上一刀。村干部分为两派，各执一词，各护一方，互不妥协，明争加上暗斗，形势极为复杂，双方都动员了各自的社会关系，天天有人往我们村里打电话，有的要求“严格执法”，有的要求“坚持原则”，有的要求“注重公平”，有的要求“灵活政策”，有的威胁，有的央求，有的咒骂……总之，多山户要求稳定，少山户要求调整，双方互不退让。无论到哪个组去，情形大体类似，有时多山户干脆不来开会，你去他家，他要么不理你，要么全家一起骂你，甚至放出大狗来吓你、咬你。有的村就是没能处理好这个矛盾，导致少山户上访，多山户也去上访，还有农户请来新闻媒体进行曝光，村干部被搞得焦头烂额。
为了弄清山林情况，我每天跟着村干部和村民上山，风雨无阻，把有争议的山场情况调查清楚，然后采取了几项措施：自留山和村里过去留下来作为集体资产的公益山寸土不动；责任山到期的在小组内进行“小调整”，尤其是未经村里同意擅自扩鞭或砍掉其他树种私自改种毛竹的；凡是多出小组平均数的必须拿出来重新分配；多山户自己主动调出的，允许调出的是差山，如果不主动调出而由村里调的，则将最好的山调出；要是多山户拒不调出的，超出平均数部分每亩每年上缴30元，由村里调剂给少山户，缴款时间为每年春节前10天，拖一天罚10%。
由于当时毛竹丰产培育不普遍，多数竹山产出不高，加上当地人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春节前后给别人钱财或别人来讨钱是件很不吉利的事，因而一些多山户在反复做工作后，同意调整出部分山场，最后几个差距特别悬殊的小组调整成功。
我还把三起“马拉松”官司的当事人叫来，问他们打官司花了多少钱多少时间，给他们算了一笔账，让他们明白打官司，无论输赢都是输的道理，而且，亲戚邻里之间一旦打官司往往就成了世仇。然后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解。最后，我像法官一样做出裁判，签订协议，双方不再起诉上诉。过了一段时间，村里渐趋平静，群体上访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
林改把“公家林”变成了“自家林”，农民开始找回了“主人”的感觉，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以前，政府千方百计封山育林，除了森林公安队伍外，还组织了护林联防队和专、兼职护林员，但就是防不住乱砍滥伐。现在，农民把山林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而且还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财富，造林、护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源头上杜绝了乱砍滥伐的歪风。
2005年6月26日，国家林业局、福建省人民政府在永安市联合举办中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座谈会，我荣幸地与洪田村书记邓文山、东郊村书记李腾腾、虎山村书记陈宁来、龙大村书记吕波生等一起参加，并作了工作汇报。2006年5月13日，由国家林业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高峰论坛会在三明市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和中央农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领导及有关代表共200多人莅临永安市指导，对永安市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2007年5月18日至20日，国家林业局、中央农办、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局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永安市调研林改工作，我和几个村书记作了汇报，得到调研组的肯定。2007年7月4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方式报道了永安市洪田村的林改经验，洪田村从此被誉为“中国林改第一村”。
从此，永安林改的星星之火，在国家层面得到推广，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把“因地制宜、各展风采”的熊熊燎原之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了提高农民科学育竹的水平，我特意到市林业局带回30本《科学育竹手册》，放到村阅览室，要求村两委和村民代表都要阅读，要用科技的力量来增加竹山的产量和收益。
有一天，保管员对我说：“书记，那些书都被偷走了，怎么办？要不要调查一下看是谁偷的？”我说：“偷书？那是好事啊，以前只有孔乙己才偷书！”保管员没听懂，觉得好奇怪：“我们村的风气就是不好，连书也偷！”我说：“没关系，有人偷书，说明这书还有用。你不要声张，我再去弄一些来就是。”我又到林业局要了一百本多本回去，基本上做到大户每户一本。
那时林业局的领导和专家经常来推广毛竹丰产技术，我们村的科技示范户林德发和陈发生等人按照林业科技人员的指导去做，每亩收入由过去的200元左右提高到3000多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在林业局的指导下，我多次组织村民开展竹山施肥比赛、挖冬笋比赛等活动，全村科学育竹蔚然成风。
为了解决林改以后农户面临的产品购销难、林业信贷难、政策对接难、科技服务难、经营管理难等问题，永安市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林业要素市场，在农村普遍组建林业合作社，提高林业组织化程度。我村一些能人还办起了笋竹加工企业，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农民既可以卖冬笋、春笋、笋干、毛竹，也可以就近进厂上班，增加工资性收入，农民没有失山失地，实现了企业与农民互利共赢。
东郊村书记李腾腾发起组织的永安市笋业协会会员遍布全市，协会与农户签订产品收购合同，实行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统一收购、统一标准，产品成功进入北京、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提高了永安竹笋知名度。2008年12月，在商务部主办的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上，协会选送的“福建闽笋干”获商务部颁发的“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根据规定，我们村通过林木、林地公开拍卖、转让，收取转让费、承包费40多万元，我们把它用于村道硬化、自来水、防洪堤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
记得2005年春节快到的时候，我到上洋自然村走访，村民们纷纷要求给他们改造自来水。一个姓丁的回民说：“书记，前几年树砍光了，山泉水都没有了，自来水又来不了，你们是不是欺负我们少数民族？”我检查了几家的水龙头，确实都没有水。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放心，我马上去办。如果到了春节，你们这里还是没有水，那我自己滚蛋，没有脸在这里当书记！”
当晚，我召开村两委会，分析现状，研究对策。开始，村干部不太同意投资，因为公路硬化工程才开工，村里资金极其紧张。我对他们说：“连水都喝不上，还谈什么建设新农村？水必须优先解决！”就这样，我们决定把山林转让费拿出一部分来，立即对自来水进行改造。第二天，工人进场，扩大蓄水池，更换水管，堵塞“跑冒滴漏”，终于在春节前三天让那里的村民用上了洁净的自来水。
全国林改大会在永安召开
村民高兴地说：“共产党又回来了！”
2006年5月，村里得知我即将调动，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联名写信给上级要求留下我，结果我被任命为西洋镇党委组织委员，继续兼任桂溪村第一书记。
到了2008年6月1日，市里把我调往小陶八一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那天是儿童节，我不敢跟村里的人讲，自己悄悄地提早回家，然后跟着领导去八一村报到。回家的时候，楼下小卖部老板说有一个桂溪人寄一包东西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包闽笋干，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着：“尊敬的陈书记，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给你，送点笋干，一定要收下！”看署名，原来是以前的一个老上访户，就是想跟我拼命的一个回族兄弟。
这事让我感动很久。
全国首家林业要素市场
大步走向生态文明
2005年春节临近，桂溪村下起了小雪，村道硬化第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和天气不好而不得不停工。我一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在工地上走了两个来回，数一数，还有3998步，没有钱，怎么办？
巧的是，时任永安市长涂振锟带着交通、林业、农业、财政等部门领导到我村调研。我就简要向他们作了汇报，告诉他们我们村是国家级天宝岩自然保护区的社区村之一，因为设立自然保护区，森林都不能砍伐了，现在修路急需资金，一些村干部要求特批我们砍树卖钱修路。
涂振锟听完说：“桂溪村为保护自然生态做出了牺牲，又是革命老区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树一棵也不能砍，路一定要修，政府可以增加补助，每公里给20万元！”
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当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我们送走领导后，雨雪也停了，久违的阳光从云层中露了出来。老人说，这是上天给桂溪人的奖赏。
其实，桂溪人也是很爱护树木的，早在明清时期，桂溪的村民便种下了许多风景林，其中上洋自然村有一株桂花树，至今已400多年，依然每年花香十里，有人出价20万元要买，但被拒绝了。
那时在天宝岩内发现了一块禁伐碑，这块碑立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当时先民自发立下的，用乡规民约的方式来保护林木不受破坏。据永安地方志记载，这种禁伐碑总共有37块。可见永安的先民早在200多年前就有了保护森林的意识。
林改之后，永安市大力改革林区管护体制机制，于2013年成立了专业化森林资源管护公司，采用卫星定位管理系统和视频监管，开发和引入“互联网+”模式等先进科学技术，实行林业立体保护，采用无人机与数字化平台防控系统，建立天网、地网、人网、林网和森林生态综合监控平台的“四网一平台”管护模式，提高监测与管控效率，形成全覆盖、一体化、可视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跨区域管理体系。坚持“防是根本，治是手段”的管护理念，把宣传工作常态化，白天巡山护林、晚上入户宣传，说教在前，防范在先，在既取得宣传效果的同时，又可以促进与农户的和谐关系。引导林农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广“以电代柴”“以煤代柴”节能烤笋新技术，在确保竹农正常生产需求的基础上，努力降低木材损耗，为综合保护森林资源开创了新的模式。
由于宣传深入到位，群众对森林资源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体会。保护森林、维护生态的观念越来越普及，并成为大家的自觉行为，以盗砍为“副业”的人越来越少，再没有因为盗伐森林而被抓，真正实现“远看青山绿水，近听水声长流”，林区美丽而和谐。
以前，年轻人基本上外出打工，姑娘都不嫁给本村人，有一点门路的村民都千方百计想“农转非”，全村人口一度下降，现在随着林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村民收入的增加，许多外村的甚至城里的姑娘都愿意嫁到我们村里来，全村人口已经超过1800人。
十几年后，当我再次回到桂溪村的时候，站在村口迎接我的是亭亭玉立的桂花树。它们一排排站在大道旁边，披着冬天的阳光，撑着茂密的绿叶，开着淡黄色的小花，播撒着浓郁的芬芳，与成群的别墅和四周碧绿无边的毛竹相互衬托，把个村庄打扮得格外美丽。蜜蜂们三三两两，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村民告诉我，那些高大的桂花树都是我当年组织大家种下的，还说有一个村民身患重病，没有钱医治，就把两棵桂花树卖了钱，救回了一条命。这事让我吃惊，看来，种树就是种福啊！
林改的成功为福建林区经济转型找到了突破口，全省各地林下经济、竹产业、森林旅游等绿色产业蓬勃兴起，以长汀为代表的水土流失治理为荒山披上了绿装，以东山为代表植树固沙形成了“海上长城”，以三明海峡两岸林博会为代表的林业经济迈向更高水平。建立碳汇基金，实施生态补偿，推行“河长制”……使福建始终走在全国绿色经济的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省的林改体现了我国林业发展的辉煌历程。随着林改的不断深入，全省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成功经验，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已经在八闽大地深入人心，这个全国最绿的省份正在把更多的绿水青山打造成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真正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离开桂溪村后，我在八一村致力于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机制的探索，参与总结提炼“168”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并于2010年9月7日在厦门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作了汇报，顺利完成了两个任期的驻村任务。
经历林改，仿佛再上了一次大学，让我学到很多很多。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天长蓝，水长清，树长绿，花长好！
作者：陈开福，笔名老开，永安市政协办公室主任科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下派西洋镇桂溪村、小陶镇八一村任第一书记，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五仙女传奇》《红杏迎春》《大儒里》，中短篇小说集《忠实读者》，电视专题片《家》《出路》《红色御帘》等。
永安洪田林改小岗村
（本文作者系永安市政协办公室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