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  一  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人民高举改革开放大旗走向新时代。在贯彻对外开放这个国策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三明地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寻找适合三明实际的对外开放之路。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有名的党中央[1979]50号文件)，批示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当时我父亲龚人左在泰宁。1978年初，我父亲从下放的公社调回文革前工作单位泰宁县委办公室，新任县委书记刘书木是文革前县委副书记，熟知我父亲一切，在众人面前说，老龚回来当我“参谋、助手”，起草讲稿、文件。50号文件下达以后，全县干部群众欢欣鼓舞，认为福建大有希望，泰宁大有希望。

据我父亲所知，按省委要求，三明地、县党委、政府都把做好对外开放摆到重要议事日程，确定一位副专员或副县长分管，地、县都成立了进出口办公室和投资企业公司，外事、侨务、旅游实行统一归口集中管理。泰宁县委贯彻50号文件很认真，我父亲多次陪伴刘书木到公社、县直有关部门检查县里布置的任务落实情况。10月份，省委、三明地委先后开会，都强调：坚持不懈贯彻50号文件，决不动摇，地委要求各县作一次综合汇报。泰宁县委于1979年11月13日召开贯彻50号文件汇报交流会，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第二天我父亲开始动手撰写泰宁贯彻50号文件的情况综合报告。报告讲到的主要进展有：抽调了一批思想解放、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干部加强涉外经济部门，制定工作规划；坚决落实中央有关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的政策，发动他们在泰宁亲属向海外亲友写信欢迎他们回来探亲访友；大抓外贸出口基地建设，确定建设9个茶叶生产基地和10个香菇培植场；在国内外颇有声誉的白笋干集中产地新桥公社，划为笋干特区，赋予几项特殊政策，即：准许笋山包到户，特许在笋干大年不种双季早稻；开始建设能接待外商的、客房中有卫生间的县招待所小楼等。综合报告较为详细介绍了面临的种种困难，主要有：

——县外贸机构实际上只是省外贸的收购站，由省全面统筹管理，没有自己外商客户，好销的产品派购任务年年增加，派购价低于市场价；国营工业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都由省主管厅局操办，好销的产品计划任务年年增加，计划价也低于市场价，甚至要赔本，因此，大家对扩大外贸积极性不高。

——旅居国外、境外的三明籍人士不多，在商界的成功人士更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严查“海外关系”，侨属和台港澳同胞亲属中不少人被无中生有扣上“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等罪名挨斗，至今大家心有余悸，海外同胞还在观望，裹足不前。

——德才兼备的对外经贸人才极为缺少，精通外语的几乎没有，现有的都是内贸转来和刚分配的大学生、上调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工作热情很高，可是他们都没有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经历，更没有到过国外、境外。

——绝大多数县、社领导(包括随军南下的老干部)除了去过大寨参观学习，都没有出过省，到过国外境外的一个也没有，对世界情势、对国际市场缺乏感性的了解，对外商的生活方式、商务活动的礼仪、程序、规则都没有实际体会。

——中央赋予福建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省里还没有研究制定可操作的政策、法规、办法，大家都感到不知从何着手。在对外经贸领域条条框框还是很多。

——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设施也跟不上。等等。

我父亲以后才知道闽西北各县贯彻50号文件的情况和泰宁基本相似。

刚刚到任的三明地委书记(地市合并后的市委书记)邓超(1979.11一1984.12)了解了三明地区在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中遇到重重困难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看来在三明贯彻50号文件，按常规办法很难有大的进展，要解放思想想点新办法。1980年夏，经省委同意，邓超率各县(市)委书记赴粤考察，广东对外开放迈出的步子较大较快，南风猛吹，得风气之先，邓超一行从粤北山区到珠江三角洲、特区，不仅参观，还与当地领导深入交谈，他们热情欢迎三明到特区设“窗口”。访粤后，视野大为开阔，思路大为活跃，对促进地、县主要领导在改革开放上勇于探索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学到了贯彻50号文件的新办法。参加这次考察的泰宁县委书记刘书木回来后向我父亲详细介绍赴粤见闻和一路上邓超的谈论，邓超反复强调，看来，只有大胆探索，自己搞活经济，冲破僵死的经济体制，才能推进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在当时有特定的政治涵义，把经济搞活，就是对内开放，就是推进改革。邓超这时对贯彻50号文件的新思路形成了。不久之后，地委于1980年8月26日—31日在永安举行地、县、社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参加的全地区农村经济工作会议，邓超在会上作了长篇讲演，第一部分题目是“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解放思想”，强调“我们要把富民作为很重要的历史任务”，“要以富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消除种种思想顾虑，放开手脚大干。”第二部分题目是“放宽政策，发挥优势，因地制宜，搞活经济，尽快使农村富裕起来”，关键词就是搞活经济，提出了8大措施，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也是有风险的，但说出了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这就是有名的永安会议精神。会议精神和广大干部群众见面后，在三明整个区域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我父亲是1981年3月初调到三明地委办公室，这年整年几乎都是受邓超指派在全区农村进行调研，有幸目睹三明农村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到1981年底，三明地区农村在全省率先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三明农村第一步改革的伟大胜利对城乡原有的经济秩序和思维惯性是个很大冲击，加上广东对外开放实践的启发，三明各级班子对贯彻50号文件胆子大了，腰杆硬了，在对外经济活动上开始作些探索，另辟蹊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最使地(市)决策层满意的是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深圳特区有了三明对外经济活动的“窗口”“渠道”。从广东参观回来，地区和有些县大胆地在特区(主要是深圳)直接开展进出口贸易，当时有几个特区为何选在深圳?深圳紧靠香港，政策开明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必需提到一件“小事”：市委书记邓超率县委书记赴粤参观回来，曾打算到厦门参观和洽谈设“窗口”，厦门市委办公室一位秘书接电话后回答：来厦门参观的人太多，没法接待，挡驾了。这件事更坚定了三明先在深圳突破的决心。何谓“直接开展进出口贸易”？在当时有特定涵义，这就是地、县新成立的投资企业公司(华福)与特区口岸有进出口权的外贸企业搞联营，收购本地“超计划部分”的土特产品和工矿产品，还到内地收购外商需要的产品，运到特区口岸出口赚外汇，再用外汇在特区口岸组织进口国内紧俏商品如家用电器、办公用具、西装面料等等，与江苏、浙江等地做内贸生意，由于各部门、各单位齐心协力，银行支持贷款和收回货款，税务给优惠待遇，工商管理给经营方便，计委协调关系，赚了不少钱，用于地、县建设。其他县闻讯后也紧跟而上。由于农村改革后各业经济欣欣向荣，货源充足，在完成计划内外贸出口商品收购后，“超计划部分”也不断增加，那几年直接开展进出口贸易很红火，三明市投资企业公司在“1980—1983”共出口创汇419万美元，进口用汇583万美元。在积累经验基础上，市委、市政府于1983年派遣一批有经济头脑、富有开拓精神的干部到深圳筹建“深明贸易有限公司”，1984年4月正式成立作为三明市在深圳特区的窗口，使各县的对外经贸活动可依托这公司顺利展开，由于信誉甚好，乐于帮助深圳办点实事、好事，与深圳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良好关系，成为深圳颇有影响的外地驻深圳经贸机构之一(1987年12月在深圳政府支持下成立了三明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同时，还在厦门特区建立厦明联营企业有限公司，1984年7月，三明市政府驻厦办事处成立。三明当时直接开展进出口贸易这件事对三明推进对外开放意义重大，不仅赚了钱，更重要的是，使地(市)、县两级开始与外商直接洽谈生意，直接参与对外贸易活动全过程的实践，并把内贸和外贸有机结合构建起商业网络，发现、启用、锻炼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对外经贸干部。

还有一件是在香港也有了三明对外经济活动的“窗口”和“渠道”。三明当时的打算：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先在香港扎根然后走向世界，可是整个三明区域旅港人士很少，有影响的人士更少。1980年春，经国务院同意建立了福建省驻港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常设机构一华闽公司。不久，三明派出得力干部到香港华闽公司“见习”，熟悉香港情况，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程序，联络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三明农村改革后经济欣欣向荣，很多港人来三明探亲访友，地(市)、县领导热情接待他们，深切希望他们经常提供海外市场信息，帮助三明发展对外经贸。经联络，曾在三明工作、学习、生活过的以及与福建有经贸往来的一百多位旅港同胞，自愿组成三明旅港联会有限公司，他们祖籍绝大多数不在三明，但都在三明有过或长或短的一段不寻常经历，把三明视作自己第二故乡。联会宗旨是爱国爱乡，繁荣香港，愿为三明的繁荣昌盛牵线搭桥，献计献策。我父亲至今还保存着他们寄来的当时港英当局于1984年2月10日签发给三明旅港联会有限公司的英文《公司注册证书》，市决策层非常高兴，派出多位市领导专程赴港参加联会成立大会表示祝贺。联会在香港一直很活跃，与三明关系密切，会员不断发展(现已达800多人)。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的评价是：三明旅港联会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社团。联会的一些成员与三明外贸、华福合作成立了主要与三明开展经贸往来的永明贸易公司(到1987年12月，三明市政府在香港建立香港胜明实业有限公司，其任务是：“引进，贸易，联络，咨询，协调”，1989年12月，经国务院境外机构清理整顿领导小组批准为补办手续的中资机构)。

这段时间，三明对外经贸各领域都有或多或少进展。全地区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额(按实际价)，1979年为2841万元，1980年为3930万元，1981年开始搞活农村经济这年激增至5448万元，1982年为5372万元，1983年为5610万元；全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项目“1979—1982”总共审批7项、总金额1752万美元，1983年一年8项、总金额1614万美元；引进外资还没有一家。

邓超在1984年初曾在一次会上对“1979—1983”的对外经贸工作作了评价，最近找到当时的记录稿，现摘下：“我市外经工作，从三中全会以来，总的看来，从无到有，应该说有所开展(在特区直接开展进出口贸易)，用的人不多，花的力气不多，做的工作不少，而效益是很高的，提供给地方的财力是很大的。我们已从封闭状态中打开了眼界，已初步建立基础，包括在本地的办事机构和在外地的机构，在香港、深圳有了窗口，与福、厦和上海的关系也很好。现在总的布局有了，工作才开始，接下来要看如何打开局面”。

三明对外开放初期难免出点纰漏。1982年10月29日，邓超到我父亲处把一份材料交给我父亲，说，省纪检会接到举报，说我市有的领导、干部在香港开展经贸活动时，接受港商礼物，要我父亲向纪检会写个报告送去，地委总得有个态度。两人研究了一阵，邓超口述，我父亲边记录、边润色，立即念给邓超听，“地委认为，考虑到当时历史背景。即：刚刚开始搞对外开放政策，对许多问题没有摸透，我们都缺乏经验，警惕性不够。有的同志在与港商做生意过程中做了一些错事、傻事，应从中吸取教训，对其他同志亦应对此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正确地坚定地贯彻对外开放这个国策”。邓超同意，我父亲当天把向省纪检会的报告誊清，再交地委副书记姜端峰签发上报。地委掌舵很稳，因此，对外开放继续顺利推进。

（本文作者系三明文联原主席，其父亲龚人左曾任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