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 衍 森
人生如歌，晃眼间自己已步入古稀之年。回首人生之路，知青的十年岁月生活，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是千百万知青一员，愿将自己亲见、亲闻、亲历的生活经历叙写出来，也许对于后代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三年“服务队”磨炼
1966年5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在三明一中念高二的我，和全体学生一样，只好“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结束后，我和市区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不愿参加所谓的“造反派”活动，纷纷到各自居委会（当时城关有文革、立新、向阳、朝阳、东风、建设、白沙等6个居委会），报名参加市社会服务队劳动。这个社会劳动服务队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失业人员管理处。有单位需要钟点工的，就往这里找；有基建队要临时工的就往这里叫。总之，社会上临时需要的各种杂工、粗工、脏活、累活、重活，都到服务队里找人，服务队是当时底层劳动力供应地。从人员组成来看，它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自由职业者，有因种种原因脱离单位者，甚至有部队转业无法安排工作的军人；当然，多数是待业青少年。我们这批学生的加入，无疑壮大了这支队伍，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同时，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家境比较贫寒的，家里不容许我们长期“游手好闲”吃白饭。因此，服务队成了锻炼我们劳动本领的“熔炉”。当时，学校已关闭，同学纷纷走散，社会武斗正酣，“知青”的名份还未诞生，加入“服务队”劳动，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而从日后“知青”生涯来看，这三年繁重而艰苦的体力劳动，实际上揭开了劳动谋生的序幕。
最难忘的是三明铁路“362”护坡挖土方工程。这是我参加服务队以来历时最长的、最艰难、最危险的劳动。先看工地，偌大的一面陡坡，山石突兀，草泥灌木杂混，坡势陡峭，随时都有巨石滚落的危险。几十米下方，正是蜿蜒穿伸的鹰厦铁路。铁路斜下方，又是碧波荡漾的沙溪河，阳光照射，波光摇晃，令人头晕目眩。我们干什么呢，就是要将陡坡坡度削缓、坡面削平，然后让铁路专业工程队砌上毛石护面（花岗石），防止斜坡塌方，让火车畅通无虞。要知道，我们可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如此粗重的工程哪会干？但是我们有的就是力气，有的就是勇气，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有关人员的指点下，我们边学边干，硬是学会了挖土方、溜山石、扶钢钎、打炮眼等技术。也许有人问，干这些活要上岗证啊？没有，当时没有这些规定。好在服务队里闽南人多，开山采石是他们的拿手本领，耍大锤、扶钢钎、打炮眼不在话下。说实话，他们干活的姿势，嘴里哼唱着曲调，脸上自信的神态，是力的展示，更是美的呼唤！我们是学生，是年轻人，苦和累算什么?不久便学会了。自然，我的双手，也留下了干活不朽的痕迹：血泡累累，伤痕纵横，我有一次不慎被八磅锤击中的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臂里做“纪念”。
偶尔事故也难避免，幸亏老天爷垂怜，没有酿成大祸。事情是这样：服务队有一位转业军人去领雷管，准备放炮炸巨石用。他从仓库领来时明明是10根，而到工地时却变成9根。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特别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要上纲上线的。领雷管的是一个转业军人，虽然政治方面没什么问题，但也要查三代，查背景，写检查逐级上报，事情没完没了的，大家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我们几个学生腿快眼疾，沿路细查，雷管终于失而复得，最终全队欢呼声雷动，齐呼“毛主席万岁”……
服务队劳动三年，是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劳动的开端，也是农村插队生活的序幕。我们在服务队无事不做，除了上面所说的挖土方外，多数是打零工。我曾在三明酒厂焊过锡（过滤器用的），三明明露酒的甘甜、固本酒的药香和白干酒的浓烈，至今记忆犹新；在城关冰厅炉房捏过煤球，回到家里，全身乌黑，家人都认不出我了，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人”……劳动是辛苦的、单调的，但想起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人本身”名言，心里又泛起阵阵喜悦感。特别是在我领到第一份工钱时，虽然很菲薄，但瞥见母亲那欣慰的目光，弟妹因有钱买西瓜那雀跃的神态，真是暖流涌动，得意洋洋。心里想，我会挣钱，能帮助父母赚钱养家糊口了。
然而，我的大学梦始终萦绕心中，挥之不去。我栖息的陋室里，虽然只有一床一桌一箱，但箱里珍藏的全是我心爱的教科书、文学书籍等。每每夜深人静时，我总爱打开箱子，翻开书本，陶醉在书香中。
七年“半农半工”
1969年下半年，在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指引下，我们最终成为“知青”，都先后到三明市“知青办”办好有关手续，插队农户，成了农民。我因为是本地人，就直接在三明城区公社城东大队插队。因为城区公社以种菜为主，户籍是菜农。我的人生之路亦顺利延伸，由学生，到服务队，再落户农民。
在城东大队七年的时光中，我先后被分配到粮队种粮和板车队搞副业。所以，我的知青生活是“半农半工”。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种粮”干的是“农”活；“板车队”做的是运输，属“工”活。
先说说“半农”生涯。我们是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农活是天经地义。我的第一感觉是，农民确实是辛苦啊！
先说说冬天的“挖稻根”吧！冬天是生产队的闲季，天寒地冻，似乎是无事可做。但正如白居易说：“农家少闲月”，寒冬没闲着，为了第二年的春耕，冬天必须将当年的老稻根先清除。我们城东村的水稻田多在高远山垅上，晚稻田里都是霜雪，寒冷异常。记得刚插队的第三天，我就被安排到妙元山下“五斗仔”晚稻田里挖稻根。当时温度是零下3度，天气倒是晴天。我们扛着锄头，带着草袋饭（午饭），冒着刺骨寒风，早上8点出发。因山路崎岖蜿蜒，路滑难行，硬是走了2 个钟头才到。一到田头，冷风刺骨，身体瑟瑟发抖，鼻涕直流，我们哆嗦着不敢下结冰的水田。队长率先脱下草鞋，卷起裤子，露出大腿，踏入水田，拿起锄头挖稻根。他怕我们知青初来不知如何干，再三交代稻根挖起后要踩入泥里，才会腐烂，日后好插稻秧。我们见状，也只好硬着头皮，除下绒裤，卷起外裤，跟着跳下水田。水田有深有浅，有大有小，有安全的有危险的，个别烂泥田，能让整个人陷入。有经验的农民伯伯及时指点我们，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当时的情景是这样：下水田时我们脚是赤红的（冻的），下水田后便逐渐变紫的（血液不通），一个钟头后成了木头的（失去知觉）……我们手里的活还不能停，人顿时似乎麻木了。好在一个钟头后，队长与老农们烟瘾来了，纷纷上了田埂抽烟。我们也借机上了田埂，队长友善的递烟给我们，我们扭捏地接过烟，也学抽起来，呛人的烟味弄得我们几个知青咳嗽不停。从这天起，我们就学会抽烟了。每天的农活是有指标的，晚稻田干活规定是要带午饭的，中午须吃冷饭，傍晚才能回家；有的人回家还要带一担柴火，百来斤的，一天要花多少体力可想而知。
“双抢”更是我们最难忘的日子。每年农历“立秋”前一个月，俗称“双抢”，是生产队“抢收” “抢种”最繁忙的时节，因为晚稻必须在“立秋”前插完，否则颗粒无收。为此，大队开办了“农忙食堂”，集体吃大锅饭，并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4点起床，4点半准时开饭，5点钟出工；午饭田头吃，中午不休息；下午回来要挑谷子，重量150斤以上；必须住在小蕉（距离城关20里左右）寮房里，“双抢”结束才能回家。也就是说，20多天要呆在山沟里。这可真是一段“生存”的考验啊。每天天还没亮就得起床，工序要割、要打、要挑、要过磅（要保质保量），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午饭要在田头或肥寮上吃，其难度更是不能想象：阳光下围着吃，热得了不得；在肥寮上吃，地下全是猪粪，即使铺是塑料袋，气味还是难闻，脾胃不好的人，经常边吃边吐；天黑收工，累了一天，想洗个热水澡，而人那么多，热水也难保证。夜晚，在茅草房简易卧床上刚想睡觉，硕大的花蚊便成群结队，轮番来袭，令人难以入眠……“双抢”过后，我们都瘦了一圈。
再说说“半工”生活。每天板车队的排工在城关街道的食杂店前进行。因为我们是搬运工，衣着可跟农民不一样，说起来令人害臊：头上戴一顶竹笠，上身赤裸，只披一块四方形白布，下身穿条短裤，酷似影视中的码头工人。这样着装，开始真是有些不好意思，二三十岁的青年了，在熙熙攘攘的街道里穿行，有碍观瞻。便将头上的竹笠扯低下来，避免熟人、同学撞见。平时有货便搬便拉，无货就睡在板车上等货。板车，我想现在的人可能不知为何种运输工具了，当时可是最通用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免去了肩挑之苦，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肩挑功夫差，手、腿劲儿倒是强项，搞板车运输，我们正适合。
几年中，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搬运工：每天可以拉货往返列东两趟，这是一个强搬运工的极限啊！要知道，当时的公路是凸凹不平的泥路，路面忽高忽低，尤其是雨天，到处是坑坑洼洼；加上公路狭小，各种车辆多，来往极其不便，而板车载货最重可以超过一吨，令人咋舌；我们的力气也是惊人，一次扛水泥可以三包（每包100斤），大米可以驮两袋（每袋180斤）……饭量也大得惊人，午餐甚至吃一斤。
因为年轻，因为心中的坚守，特别是想到农民伯伯都是年复一年这样劳作，我们也应挺过去。但每当夜阑人稀之时，心中总会默默问自己，离开校园已经十年，青春岁月悄悄逝去，而立之年近在眼前。知识何用，人生之路走向何方，心中犹是彷徨。
而立喜登学堂
1977年仲冬，神州大地风云突变，春雷涌动，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见天日。高考制度的恢复，无疑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念的回归。对于广大的莘莘学子来说，文革十年，是蹉跎的十年，是人生最宝贵年华的流失。迟来的机遇弥足珍贵，稍纵即逝，不容迟疑。我和几个志合道同的知青一拍即定，马上报名参加高考。令人欣慰的是，家人也极力支持，农友们也纷纷鼓励，增添了我拼搏的勇气。
那是难忘的一个月。我白天干活，晚上挑灯苦读。资料奇缺，或借或抄；课本缺失，收购站寻找；考纲不明，自行琢磨……凭着自信，凭着精神，凭着“老三届”功底，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的年冬岁末，我们许多同学终于通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的高考，成为一名梦寐以求的大学生。
当然，进入大学学习，对于我个人来说，又是困难重重。因为种种原因，我是属于“不带薪”学生，又是个已婚家庭，妻子是个临时工，收入低微，女儿尚小，须要抚养，生活显然很窘迫。但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其中的种种努力，这里就不必赘述了。此后，我高校毕业，最终如愿以偿登上自己心爱的神圣教坛，直至2008年退休。
时光飞度，当年的知青生活、难忘的高考拼搏已经40年过去了，往事成了历史。今年6月间《三明日报》的两个记者前来采访我，问我参加首届高考40年后的感想是什么，我回答说“知识就是力量，人生须要拼搏”。这也是我撰写本文的主旨所在。
(作者系三明一中退休语文高级教师，三元区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