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升旗

邓超同志在1979年11月至1984年12月任中共三明市委（包括原地委）书记5年期间，对三明地区的改革、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思想活跃，勇于创新，敢担风险，因此，当时的福建省委把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让三明先行一步。有多项“国批”“省批”改革试点放在三明，三明市委没有辜负上级组织的期盼，干得十分出色。

1979年至1985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增长79.4%,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00元提到442元，全市预算内财政收入由1.72亿元提到2.59亿元，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01亿元提到5.51亿元。这为以后的加快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邓超主政期间，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多位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副总理到三明视察，对三明的工作给予积极的评价。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1984年6月在三明召开，会议发出了“全国向三明学习，三明学习全国”的号召。使三明从默默无闻的南方山区新城一跃成为全国有点名声的地方，成为闽西北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段。

一、农村改革要先走一步，让农民走富裕之路

1981年，邓超对全局工作考虑重点是如何使农村改革取得突破。他说：“农村改革总得有人先走一步。”他还说：“我们三明要先搞”。因此，他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三明农村广大农民强烈要求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各生产队在试验各种责任制，有的发现生产队在包产到产，甚至包干到产，请求地委指示。邓超认为包产到户是一个禁区，在“左”的年代，谁搞，就要挨批，处分，甚至坐牢。但这个问题，已经在省内外引起非常强烈的争论，是等待上级指示？还是提倡？这是艰难的抉择。邓超不推不等，他决定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作决定。他除了亲自下乡调查外，还部署县委主要领导要求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亲自到农村调研，抓几个典型进行剖析，作为县委书记会议重要汇报内容。他还要求地委办和地区农办一起每个月向他送交一份各县农村各种主要责任制的变化，数字制成表格送给他研究。

邓超经过调研和听取各县的汇报后，认为，三中全会后，三明农村农民思想十分活跃，各种责任制在试行、完善、竞赛，各社队每晚灯火通明在争论，家家户户在热烈议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即大包干）发展很快，全地区春耕后“两包”已发展到生产队总数的31.1%，夏收后发展到52.7%。邓超在总结这种责任制时说：“责任制坚持土地、水利等生产资料公有制，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姓社不姓资。”他还说：“这种责任制，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农民最欢迎。他作出了支持“两包”的决定，说：“我们三明要先搞。”同年9月，地委作出“关于加强大包干领导的决定”。11月份召开全地区农村工作会议进行贯彻。会议又讨论通过了加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领导的九条规定。会后，各县放手发动群众选择责任制，到当年的年底，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为全地区农村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占生产总队的94%以上，与全国最早普及大包干的安徽省滁县地区相比，基本同步，（他们在1981年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占99.6%）比全国早走了两年。

邓超在全区农业普及大包干后，开始了山林改革。他“文革”前长期担任省林业厅的领导工作，对山林很熟悉，他深知林区不能乱，山林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他担任地委书记后，一面鼓励各地探索山林责任制，一面与县、社领导约法三章：一是林区所有权（不论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不受侵犯；二是不准乱砍滥伐；三是所有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个人不得进入林区购买木材。为了使山林改革建立在产权关系清晰的基础上，地委在全区组织了5940名干部深入社队，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山权、林权的定权发证，结合处理各种山林纠纷。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把在“左”的年代搞得很乱的山林权属问题搞得一清二楚。邓超根据三明的山权、林权大部分属于集体所有，而且主要是大队（村）一级所有，（占全部山权92.2%，林权占84.4%）其余是国家所有，他强调集体林权的改革，要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在权属问题上绝对不能再搞乱。

1983年秋的一次县委书记会上，清流县委书记汇报了刚成立的沙芜乡林业股份公司的情况，引起了邓超很大兴趣，他在插话时说，沙芜的同志跳出了“包”字的圈圈，从“股”字考虑山林改革的新路，值得注意研究。

不久，明溪县的县长打电话反映，胡坊乡的柏亨村农民建立林业股东委员会，介绍了股东会的主要内容，请指示。邓超听到汇报后说：“这是新鲜的事物，同意试验。他认为，农民对集体林当家作主了，支配权从村主干转到股东会，对山林管理加强了，一旦风吹草动不致失控，造成乱砍滥伐。”他叫地区林委立即派人下去总结。邓超对这个股东委员会的基本精神“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很赞赏。他叫各县（市、区）委书记亲自去柏亨考察、研究，动手搞一两个山林改革试验，必须确保森林的长久安全，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到1984年5月，全市共有80多个村搞起林业股份合作组织。明溪、宁化搞村林业股东会，清流、沙县搞林业股份公司，永安搞村林业合作社，尤溪搞林业股份林场。至1984年，全市1304有林的村都办起了村级的林业股东会或林业合作社或林业股东公司或林业股份林场。用股份合作办法重建基层林业经营主体，受到国家林业部、福建省委、林业专家学者的很高评价，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全国各地林业部门都组织人员前来学习或研讨。

至此，三明农村改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取得农村改革胜利后，邓超开始考虑农业经济结构的改革。由于大包干注入强大的动力，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三明已到处发展“产值田”，兴办“经济林”。专业户大量涌现的情况下，人们都以急切的心情询问有什么好的致富门路？（指具体项目）。邓超问县委书记“大包干后怎么办？”他认为这是个全新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1982年8月，他在第二次全地区农村工作会议上，把这个唯一的办法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请27个新冒出的典型单位介绍他们的发展经验。搞活流通的做法，请11个县（市）的县委书记介绍如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次会议，推动了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大兴调研之风。省委书记项南看了地委报给省委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亲自写了评语：“农村温饱之后，下一步如何发展，农村中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三明主动研究的精神和其中的一些办法值得参考。”作为参阅文件在省委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上印发。这次会议，邓超在听取各县介绍时，有两次插话，形成了新的观点。有位县委书记汇报到大包干后有些农民“弃农经商”，邓超说：“发展专业户，大搞多种经营，建设茶、果生产基地，兴办社队企业，产品是为了出售而生产，这就是搞商品经济。”他要大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理直气壮抓“商”。在另一次插话中，邓超说：“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是一次伟大飞跃，这条富裕之路要下苦功学习，在工作中，要扎扎实实搞好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和农民一起走致富之路。邓超的两次插话，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使大家理直气壮招商，为搞好农村的商品流通服务。1983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市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商品流通。会议明确了把发展商品经济作为农村工作的主攻方向，把近一年来各地涌现出来的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商品流通的各种新鲜事物，新鲜经验集中起来，系统起来，完善起来，部署下去，推广开来。鼓励再创新路。会议取得了很成功。省委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项南专程到三明参加会议，并作了讲话。省委用正式文件批转了报告，并加了通知：“三明市发展商品经济，搞活商品流通这个中心环节，去带动各方面的工作，并从组织上、措施上认真加以落实，是抓到了要害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4年第5期《农村工作》刊登了三明市这个情况报告摘要，在编者按语中写道：“福建省三明市近年来敢于根据新情况，不断提出和解决问题，开创新局面，中央领导在视察时，赞扬了他们的改革精神和一些做法。”

1983年一开春，邓超在为第三次农村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时，开始研究农村市场问题，他和专员杨维杰率各县（市）书记到沙县、将乐、泰宁、建宁、宁化、明溪、永安、三明的20多个公社考察农村形势，邓超对县委书记们说：“现在农民对发展商品经济劲头很大，应尽快形成大小不等的商品集散中心，我想：县城、公社所在地除了继续改善现有的中小学、电影院、汽车站、邮电所、卫生院等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外，应补上‘六有’。”他对县城、公社所在地分别提出“六有”具体要求，即：一是有一条铺设水泥的繁荣商业街，现在公社所在地、有些县城太冷清了，没有几家店铺，应鼓励农民、商贩来开店；二是有一座能避风挡雨的农贸市场，现在放在公路旁，汽车开过，沙土飞扬，来场大雨把圩场冲散，可以从几天一圩，改为天天有圩；三是有一个自来水厂，现在多数县城，所有公社在河里洗衣服，井里提水吃，哪像个城镇；四是有一套电视差转台设备，办好广播电视，解决农村信息不灵问题;五是有一处设施较好的文化、娱乐、休息活动场所，关怀儿童、少年、青年健康成长的各种事业。农民到县城、公社赶圩、办事，过去在路边吃碗豆腐、喝一碗水酒就满足了，应该再前进一步，让农民得到文明享受；六是还要有一个绿化、美化环境条件好的小公园。邓超说：“这 ‘六有’要求，县城的要求要高一点，力争尽快达到，公社可以量力而为，逐步达到，大家议一天，同意的话就去行动。”县委书记们非常赞同，因为，这“六有”要求，符合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全地区很快行动起来，家喻户晓。将乐县城一马当先，大田县城后来居上，清流县城搞得很有特色，多数公社在两年内基本达到“六有”，全区初级市场基本形成“六有”的实现。也为精神文明建设打下“硬件”，不少毗邻县的领导前来参观。

二、城市改革要改变中转督导机构，解决政企分开搞活企业

1983年初，福建确定三明作为我省地市级机构改革试点。不久，省委又打招呼：三明在福建先试行地市合并，成立省辖市，实行市管县、市带县的新体制。省委、省政府正式要求三明认真搞好试点，为全省地、市合并创造经验。地委决定地市合并和机构改革以及推进干部“四化”有机结合，同步进行。邓超认为，城市改革是件全新的大事，没有先例可寻，一切需自己探索。邓超冷静从容，勇于创新，对省辖三明市的政体如何管县、带县问题和市直党政机关、机构设置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虑。

地、市合并后，三明成为省辖三明市，原地辖三明市就在市区、省辖三明市如何设区？邓超认为，设县划界历来是件大事，区亦如此，一旦定下来，百年千年不变，要慎重又慎重，要考虑有利于长远发展，有利于形成闽西北区域中心城市，有利于改变行署那种中转、督导性质。他在地委常委会上对几个主要建议进行评说：一是只设一个区，保留原县级三明市的整套机构、人员和工作秩序，只改城名，恢复原三元、设一个区，牌子改为三元区委、区政府。这是换汤不换药，省辖市性质上还是中转机构、督导机构，只是增加市级人大、政协，多安排一些领导成员，这不是改革，不如不搞地市合并为好，有违反体制改革的初衷。而且要考虑到市和区都管一个市区，必然在权、责、利多方面发生矛盾，上下交争不利，摩擦不断，可能发展到激烈程度，不妥。二是将原来的县级三明市划成市区和郊区，好处是机构变动不大，两个区一管市区、一管乡村，工作好抓。邓超评论说：从长远考虑，这样做引来的麻烦多，市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不断拓展、扩大，在土地征用等方面将与郊区产生矛盾，如此划分，实际上使郊区为市区服务，经济差距会增大，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样做变成省辖市带各县、市区带郊区、与行政体制改革不符、也不妥。三是将原来的县级三明市划成三元、梅列两个区，包含市区、郊区，梅列太小、从沙县划一个乡过来。市区有两个区，有利于相互竞赛，每个区都有城有乡，有利于城乡互助，走向一体化，有利于改变原来的工作规则、办事习惯，在新组建的基础上，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开拓创新。赞同这个建议，需要特别强调，从长远看，不要多久，不要说一个区，就是两个区也承担不了市区全部工作，恐怕要发展到三个区、四个区，他举福州为例，解放初期人口也不多，可都有几个区，后又增加了新的区。

地委根据三明的实际，对上述的建议，反复研究，权衡得失，选择了地市合并后，市区设三元、梅列两个区，上报省委、省政府获得同意。1983年4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三明行署，成立省辖三明市，实行地市合并，以市带县的新体制。将原三明市（地辖）划为三元、梅列两区（均为县级），省辖三明市下辖三元区、梅列区、明溪县、尤溪县、清流县、宁化县、泰宁县、永安县（后改市）、大田县、沙县、将乐县、建宁县，计2区10县。

省辖三明市成立后，邓超开始考虑市直机构的设置，他确定由原地委常委、组织部长、行署人事局是一位副局长以及市直党政机关的领导组成机构设置小组，提出一个初步方案，送交地委常委、行署领导研究。邓超对机构设置多次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大刀阔斧搞好机构改革，设置的机构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实现政企分开，重点在经济管理机构。”他提出要扩委、撤局、建公司。地市合并后的市政府机构要扩大计委、经委、农委管理权限，撤销按产业设的专业经济管理局，改组为服务性或经营性的专业公司或专业服务中心。他还提出要积极发展非行政性的咨询机构、行业协会，各种中介组织等。邓超的改革思路和机构的设置构想，经设置小组整理后报地委，经常委会讨论同意。并正式行文报省委。4月中旬，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派出的工作组到三明检查指导，要求整理成几个材料，让他们带回去。省委对三明的机构改革一直非常关注，并大力支持。省委在一个文件中指出“省委同意三明市委在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试点，并热切希望三明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取得更大成绩。”

1983年5月20日，三明地委、行署召开干部会议，宣读国务院《关于福建省三明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批复》、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三明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通知》、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三明市党政机关设置方案和三明市省管领导干部名单的文件，同时宣读三明市局级以上班子配备的名单。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三明市委员会和三明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对外办公。

邓超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中完成了全省试点任务后,又多次研究确定近期先集中力量放在:政企分开,搞活企业、搞活建筑业，搞活人才，实行对外开放。他先后召开4次四套班子会议，两次县（市、区）委书记会议，多次市直领导会议进行研究，并多次进行修改、补充。省委一位常务书记专程下来指导，形成了一个方案，后报省委。项南书记赞扬三明试点方案，说：“邓超说得对，城市的改革核心问题是搞活企业”，“城市改革如何开步走，先解决政企分开”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后来写进了市第三次党代会报告。

三、不搞建市庆典、办些文化建设实事

省辖三明市成立后，有人建议，要搞建大市庆典活动。邓超说，不搞庆典，要办些文化建设实事。他认为，地市合并后，实行市管县、市带县、县里对三明市期望很高，但我们经济实力不够，可以在人才培养上做点帮助，这是落实省委提出的以智取胜战略。文化是城市的重要标志，三明成了直辖市，必须提高文化品位，包括文化设施、档次、风格、质量、特色等。文化建设要如何突破，先抓三件事：一是办一所大学，争取今年（1983年）就招生；二是开办一张报纸；三是办好一个剧团。市里根据邓超的决策，开始落实文化建设三件事。

第一件事,创办一所地方性的职业大学,校名叫“三明职业大学”，校址先借三明市（县级）的党校，校舍把一个党政机关违规建的超标准新宿舍划拨给大学，供引进的教师和骨干教职员工居住，每年从地方财政预算中拨给100万元作为经费，列为固定开支。邓超兼任书记、校长，调市文化局局长洪广大任校党委副书记（后任书记），三明师专校长马长光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三明职业大学在解决了校址、校舍、经费、领导班子后，开始组织引进教师，设置学科，制定办学方针、基本任务、办校原则后报省政府。1983年7月11日，省政府正式批准三明市创办一所职业大学，正式定为由三明市人民政府主管，属地方性、职业性、综合性的职业专科学校，面向三明地区，培养本区域急需、合格的高等专业人才。并特批三明职业大学招生纳入1983年国家高招计划。

三明职业大学于10月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时，邓超亲自为三明职业大学题名、并讲话，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要有进一步的突破性发展，寄希望于智力的开发，而智力的开发，要有进一步突破性的发展，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所以我们在财力、物力、智力甚为困难的情况下，下了个大决心，挤出力量办三明职业大学，希望把三明职业大学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的地方大学。

三明职业大学从决定创办到筹建、招生、开学还不到一年就实现，当年招收中文系秘书专业学生40名、外语系英语专业学生30名、水泥专业学生30名。第二年，从3个专业学科发展到7个，招收学生发展到431人，10年后的1993年，已发展到10个专业，全日制学生稳定在1500人左右。三明职业大学后经合并，校名改为三明学院，已有全日制学生1.4万多人。

第二件事，开办三明日报，邓超认为，三明搞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致命弱点是信息不灵，我和常委们交换意见，内部发行的《三明简讯》就不办了，改为办张公开发行的报纸。从文革到现在已有十几年没地方党报，这很不正常，怎能没有自己的喉舌呢？邓超亲自将办报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报名、刊登的主要内容、主办单位、传授给市委办，要他们起草一份报告给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批复同意办三明报后，市委、市政府对开办三明报十分重视、支持，把市委大院斜对面的刚建成的四层大楼拨给报社使用，决定市财政局每年拨给40万元经费，列入经常性预算开支，市委还决定从永安调虞韶年、陈发荣担任三明报正副主编。三明报从1983年开始试刊，1984年1月1日正式公开出版发行，开始是周二刊（每星期出两期），后发展到周三、周六刊，四开四版发展到对开四版。1986年7月1日改报名为《三明日报》。

三明日报的开办，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加快发展。广播原来主要是转播中央台、省台的新闻节目，报社成立后电台稿件激增，如果自办地方新闻节目、专题节目等，内容将大大丰富起来，电视也会迅速兴起，1984年春，由三钢提供场地、省一建公司抢建塔基、三明化机厂制作塔架、省安装公司负责安装，在列东大桥西端的小山头上建起一个96米高的电视调频发射塔，同时，市、县合力，在地处福建中心的大田县海拔1500米的大仙峰上建起电视转播站，向三明输送电视讯号，强功率的差转使市区可清晰看到中央电视台、福建电视台节目，此事，曾使三明人民大为兴奋，参加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代表们大为惊讶羡慕不已。因而三明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三明电视差转台的基础上成立三明电视台，1985年4月20日，得到国家广电部的批复，同意成立三明电视台，是我省当时获准的3个地市级电视台之一。

第三件事，改建三明影剧院，在文化建设上，邓超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办好一个剧团。但整个区域方言甚多，其复杂程度在省内外都是少见，加上大批地方干部入闽，省内、区内人员流动增多，方言不同、民俗不同、戏曲欣赏习惯不同，剧团在一个地方只能演几天，就要外出“跑码头”，很难确定哪种戏曲“当家”而加以扶植。1983年8月，邓超在接待省内市委书记时讲了这件事，有位市委书记说：“你们是否换个角度来考虑，把办好一个剧团改为办好一个剧场，有了一流的剧场就可邀请国家级、省级一流剧团来演出，请各县剧团轮流来演出，空挡时放电影，保证天天满座。”邓超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不久，市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迎接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在三明召开。正式决定对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市属东方红影剧院进行改建，力争一流。改建完后，邓超在检查时问身边的同志，干得怎样？“干得漂亮、很像上海永安影剧院。”1984年6月，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的主会场就安排在这里，许多代表说,想不到山区小市有这样好的一流剧场。以后，省内外不少著名的剧团在这里演出。对剧场很满意，从此，市里的重要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东方红影剧院改建后，市区几家电影院、影剧院都抓紧搞好内外装修更新设备。三钢、三化、化机、重机、省一建等大中型企业内部的工人俱乐部和大单位的会场，实行对全社会开放，市区观看影剧院的座位共达1.5万个，按当时人口，平均10人就有一个座位，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茅。

四、从精神文明建设到建设文明城市

1984年6月，中央在三明召开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会议发出了全国向三明市学习，三明市向全国学习的号召，从此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取经的人群络绎不断。邓超有次与前来考察的外地领导同志座谈时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三明是从扭转人才外流开始引发精神文明建设的，他1979年11月上任时，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是人才外流。此时，中央决定在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各项对外开放政策陆续出台，沿海地区成为强磁场，很多人要求按政策返回沿海城市，文革中内迁的大学、医院、科技单位陆续迁回，大量已安排工作的沿海下放干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通过各种门道返回沿海，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沿海分配到三明地区的知识分子，已过半百、再三请求组织放行，让他们还有接受单位的时候回老家去。如何扭转人才外流这个局面？邓超没有责怪他们，而是反躬自省，他在工作中出了什么毛病。他说：我们三明是新兴工业基地，先建厂再建市，在“文革”期间又搞什么“大寨式城市”，三明一直处于大工地状态，到处煤堆，遍地垃圾，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学校不足，看病困难，青菜短缺，社会秩序很糟，服务态度更差，还发生轰动全市的营业员气死老太太事件，很多人心酸地说。到了三明市，从未享受过城市的文明。邓超说，这样的情况不能怪人家“东南飞”吗？他开始指导、协助、支持当时的县级三明市委、市政府从1980年起，把工作重点转到当时“城市总后勤”上面，全力以赴治理脏、乱、差。他要地、市合力，解决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买菜难、行路难等“十大难”问题。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又及时开展一学三优（学雷锋、创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优美环境）的群众性活动。1982年，地市又全力组织第一个“文明礼貌月”，市区全民行动，出现了许多新的先进典型。邓超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等论述时，联系三明实际特别是近两年多的实践，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是人们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要达到一个水平，这叫作文化修养;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政治、思想、理想、信念、道德、风尚、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也要达到一个水平。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而提高党的思想水平和使党风的根本好转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关键所在，我们还要继续治乱、治差、治脏，应该在清洁、卫生、公共秩序、市政规划、建设、管理、绿化、美化、文化活动、关怀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强大社会舆论等方面向新的水平发展。1982年5月18日，地委召开地、市干部会议，邓超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方面内容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转折，使三明市真正进入自觉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阶段，从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环境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领域，有目标、有计划地深入展开。

1983年，地市合并后，邓超又考虑建立一个权威性的办事机构来抓精神文明建设，他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说：地市合并后，成立省辖市，工作范围扩大了，领导不可能像县级市那样来抓，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性的机构来抓，这个机构的职能要作为中共三明市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行使市委决定的事项，又要作为人民政府的一个常设政府部门，担负起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协调、督促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职责，保证精神文明建设正常运转，不断发展。由此就产生了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这个机构，在当时是个创举，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4年6月，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中央决定在三明召开，中央宣传部和福建省委宣传部有多位同志提前来三明做会议的筹备工作，邓超代表市委、市政府在大会上作汇报讲话，汇报讲话稿详细介绍了三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起因、进展、成就、体会。邓超看后，又作了修改提供讨论稿，中宣部、省宣传部同志看后不满意，又组织力量另写了第二稿，交市四套班子领导讨论也不满意，邓超亲自指导拟稿形成第三稿，送交中宣部、省宣传部和筹备大会的同志阅研，他们经研究后，发现二稿和三稿的主题有差异，主要在今后如何抓，第二稿重点放在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第三稿重点放在创建文明城市。中宣部得悉后，会晤了项南、邓超、研究三稿要如何定？经过研究，形成第四稿，送交省委，省委常委开会研究三明的发言稿，项南作了发言，说，我看题目改为：“把三明市建成文明城”，主题明确了，文章也改好了。6月11日，大会在三明召开，邓超发言后，代表们反映很好。中央书记处、中宣部长邓力群作会议总结时，对邓超的发言表示肯定。从此，城市文明建设进入创建文明城市的新阶段。

五、制定首部全市经济发展战略，确定支柱产业基地建设

1983年春，省委书记项南来三明视察，邓超陪他走了6个县（市）。送别项南后，邓超对市委身边的同志说，项南这次下来指导工作的主题是党委要有战略思想，发展商品经济固然十分重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更为重要。我们要下点功夫，精心搞好三明首要经济发展战略。4月，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邓超作了题为《各级党委都应该有个战略思想》的传达报告，强调：各级党委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抓住有决定意义的项目，有自己的几步绝招，开创新局面。与会同志反应强烈，异口同声称赞“开窍了”。

邓超以项南的讲话内容为指导性意见，结合即将实施的地市合并，建立省辖三明市的实际情况，他从发展区域性经济的基本特点、主要优势、在全国、全省的经济大格局中的地位，确定发展目标和实施步骤。他考虑重点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本区域的生产力布局。确定能源、木材、建材、钢材为支柱产业。开发1000亩商品材基地，建一批新的水泥厂，把省里定的三钢炼钢能力从25万吨提高到50万吨。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三明以至全省有决定意义的项目,搞成了,支柱产业就初步形成了。市委组织市直各主要部委、办、局，跑省城，对三明经济发展情况、问题、趋势进行研究后，正式形成了《以三明市为中心城市的闽西北经济区发展战略》。

省委书记项南首次来三明调研，对地委提出的工作要求头一条就是开发沙溪河与省里正在抓的闽江中游的沙溪口和水口两大电站衔接。邓超把这件事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亲自抓，组建沙溪河开发委员会，组织力量展开各项前期工作，邀请华东水电勘察设计院承担勘察、设计。经钻探、测量、调查、比较、论证，确定从永安到沙溪口建立7个梯级航电枢纽，可通300吨级船队，水电装机容量25万千瓦，对解决三明交通、电力两大瓶颈可发挥重要的作用。沙溪河水电综合开发经权威部门批准后，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被搁置下来。邓超离任调省后，还在关心此事。1990年春，他和省顾问委员会的几位老领导一起沿沙溪河实地调研，认为开发沙溪河效益好，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几位顾问委员联名写了《关于综合开发沙溪的考察报告》送省委，请省委、省政府当机立断、及早决策，在省和交通部门的支持下，沙溪河航电综合开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相继开工，并已建成4座电站船闸。

1981年底，全区普及大包干后，农民寻求致富之路，邓超就提出，三明最大优势在山多、山好，应大力发展以山林为主的多种经营。他听取各方林业专家意见后，提出，山林应划分为生态林、多功能林（重点发展果、茶等经济林）和用材林。1983年11月，省委、省政府工作会议上，邓超在小组讨论中系统阐述了这个问题，会议《简报》刊出了三明同志的谈论《一千万亩速生丰产商品性用材林基地》引起轰动。此时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明市委、市政府于1983年12月正式形成建立这个基地的《规划意见》。这个基地经正式启动、实施，于1994年建成。

1984年12月，邓超离任市委书记、专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5年7月任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离开三明时，不少同志对邓超说，你若能在三明多干几年，三明的改革、发展可能更快、更好。邓超说，我在三明离任时已经64岁。项南确曾挽留我再干一两年。我说，腾出位子让年轻有为的同志早点上来。我一直坚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代总比一代强。

邓超同志调省后，不幸于1995年8月31日因病逝世，享年74岁，三明人民至今还在怀念他，称他是三明市改革开放的开局者。

（本文作者系三明市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