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文  煊

宁化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县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全县仅13万的人口中，就有1.3万人参加红军，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兄弟同上阵，父母送儿参军，妻送郎上前线的动人情景比比皆是。如我一大家庭，从祖父一辈至我父亲两代人，就有我父亲三兄弟，六个堂叔父和一个小叔公共10人参加红军，此外，还有一个叔公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祖父是红军的交通员。

我父亲张起彩，1931年7月，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参军时，除我爷爷和奶奶欢送他参军外，我母亲手里抱着才出生几个月的我哥哥前往欢送。我父亲先走到爷爷奶奶面前，与他们亲切握手后，就走在我母亲面前，用两只大手轻轻地抚摸着哥哥的小脸，再亲切地给他一个热吻，然后再三吩咐我母亲要照顾好孩子后，便和本村的巫昔林等人大步奔向参军的征途，他被编入宁化补充团。部队驻扎在薛家坊（县政府对面）他们每天参加军事训练。第二年正月，部队开往江西的会昌等地与敌作战。后来开往江西瑞金，等中央召开大会后，将他编入宁化独立团，在一连三排当战士。当时团长姓王，大家都叫他王团长，连长叫李连盔。后来，该团先后开往宁化的中沙、安远及连城、朋口、姑田、小陶等地与敌作战。在开往归化（今明溪）的茶屋白连与敌作战时，因战斗失利，找不到部队，1934年2月回到家中。我父亲回家后，因害怕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就只身躲进治平高地的深山老林里，帮人干采竹麻的苦力活，直到临近解放时，才拖着瘦骨如柴的身子回到家中。我爷爷、奶奶和母亲看到，都流下悲酸的眼泪。解放后，他担任田背乡的民兵队长，常常穿着祖父那件蓑衣，带领全村民兵剿匪反霸。特别是有一次，正好是花朝日，有个外地逃窜犯，躲在我村的寨顶上，我父听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组织全村民兵，手握土枪，从四面向寨顶包抄，终于把这个流窜犯抓住，并把他遣送到区公所。这次，我父亲受到上级的表彰。

伯父张起斌（我父亲的亲哥）1931年参加时，也由爷爷和奶奶送他去参加红军的。参军后，在本县中沙的一次作战中，受了伤，后回到家中。因家里贫穷讨不起老婆，便去招赘，长期生病，没有留下后代，解放前离开人间。

叔父张起登（我父亲的亲弟，我的继父）生于1911年12月，由于家里穷，从小以打短工做长工来维持生活。17岁时，他就跑到远离家乡130华里外的宁化河龙给人做工。回来时，便用一担谷箩，一头装着大米，另一头装着米糠，挑着回家。1932年的一天，他手里拿着砍柴工具，走到村口时，正好遇上大批的红军战士路过，他心想：大哥，二哥都去参加红军了，我为何不去参加红军？再加上在其他红军战士的宣传感召下，他便鼓足勇气，将手中的竹竿、土箕、柴刀往路旁一摔，就大步跟着彭德怀的部队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后，便和广大的红军战士一起，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并参加了多次反“围剿”的战斗，参加江西吉安的战斗后，便编入福建闽西东南游击支队，转战建宁，宁化，清流，归化等地打击反动势力。1933年在本县水茜与敌作战中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1983年国家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明书。而他在河龙做工时，挑回的那担谷箩，至今还保留一只，作为一位红军战士永远的纪念。

大叔公张泽严的两个儿子张起森、张起腾也是他们的父母送着去参加红军的。他们参军后，先后在建宁、泰宁、宁化等地与敌作战。张起森在建宁与敌作战光荣牺牲。张起腾在水茜作战时，被童子军杀害。当时，我小叔公张泽光站在对面山上，亲眼看到童子军从他背后用大刀把他的右脚砍断，张起腾立即倒在地上，接着童子军便用大刀，在他身上乱砍，他便倒在血泊中。小叔公在对面看得很清楚，但离得太远，没法救他。每谈到这件事时，小叔公都感到十分愧疚；“我连自己侄儿都没法救，我实在是对不起大哥呀，”解放后由于张泽严两个儿子都牺牲了，生活无依无靠。1958年秋天，他被用竹轿子抬往当时的禾口区圆丁山养老院。当时我刚进入宁化二中读初一，我们全校师生还到禾口与淮土的交叉路口，欢迎他们。到1960年冬，大叔公便离开了人间。当时我读初三，还到家中为他送葬。

叔父张起南，参加红军后在连城与敌作战中，受伤回到家中。因家里穷，讨不起老婆，只得过继他人，生前享受五老人员待遇。他儿子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孙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孙女大学毕业已参加工作。

三叔公有4个儿子，他的3个儿子分别叫张起德、张起局、张起苗，他们都是由父母亲自送去参加红军的。只有第四个儿子，当时还小，才没有去参军。张起局，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7月在本县水茜作战中光荣牺牲。张起苗1932年参加红军，任红十二军战士，1933年4月在连城与敌作战中光荣牺牲。张起德在清流与敌作战中，身负重伤，右手5个手指，只剩下拇指和小指，腰部穿入一颗子弹。受伤回家后，讨不起老婆，只得到他乡招赘。他腰间的那颗子弹至死也还留在腰间，最后带入棺材内。他死时，我还参与送葬。他们的侄儿有一人曾任过村长，一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侄孙2个大学毕业已参加工作，一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小叔公张泽光，又名张彩云，1901年8月1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他在江西宁都做生意时，看到红军在街上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参军时，他便大胆地报了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之后，跟随红军主力打下长汀城。从此，驰骋在赣南与闽西地区，参加大小战斗上百余场。由于他每次战斗，都能奋不顾身，英勇杀敌，被提升为东南游击支队队长之职。

1930年12月30日，张泽光参加江西永丰县龙冈活抓敌师张辉瓒的战斗。由于他作战勇敢，便将他调到红军主力团任连长。1931年11月，参加江西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学校步兵科学习，学习期间，曾聆听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及校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中央首长的讲话。1932年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学习期满后，被调往福建闽西地区东南游击支队任指导员。这期间，转战建宁、宁化、清流、归化等地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地方的反动势力，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3年底，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盲目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战略大转移。长征前夕，部队进行整编。因张泽光屡次作战英勇，又身怀武功绝技，故被编入红九军团作后卫部队，任连长兼指导员。部队从宁化向湘西进发，在湘西安顺场战役中，与数十倍的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他身受3处伤，但仍坚持与部队继续前进。1935年3月15日，在贵州鲁班场白家坳的战斗中，张泽光身负7处伤，2处重伤，当场昏倒在死人堆里。待他醒来时，已不见红军队伍的踪影。在与部队失散后，好在一位好心的百姓救了他，用草药为他疗伤。当伤略好一些后，他便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沿途乞讨，风餐露宿，住破庙，蹲草寮，吃尽了人间疾苦。经一年多的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老家田背。回到家时，衣裳褴褛，头发一尺多长，蓬头垢面，满面胡须，骨瘦如柴，全村无一人认得出他。后经他自己反复说明，且家人听出他的声音后，才认出了他。

张泽光回家以后，没放弃革命，而是不断向群众讲述革命真理，教唱红军歌曲，组织群众，抗租抗息，禁赌禁毒，防火防盗，暗中组织进步群众，随时准备迎接解放。

解放后，张泽光仍受到党和群众的重用和拥护，先后担任田背乡的农会主席、乡长等职。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党为民，积极工作，斗地主、分田地、剿匪反霸，建立互助组、合作社，直至1958年，因伤复发，无法行走，才打报告，辞去职务。

另一个叔公叫张泽齐，曾任田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后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实在走投无路，只得背井离乡，躲进深山老林，替人砍烧石灰的柴谋生。因年老又无亲生儿子，晚年生活十分辛酸。

我的祖父张泽进，他经常穿着一件蓑衣，手里握着一把土枪，替红军站岗放哨，送递情报，成为红军的一位交通员。有一次，他送信到孙坑，回来的路上，不小心，土火药着了火，被烧得半个身子都是血泡。我母亲告诉我，她照顾他几年伤才好。因此，我祖父被人撮外号叫；进勒（方言即脱的意思）皮，他的外号就是这样来的。祖父活到82岁去世，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从我祖父一代到我父辈两代人的大家庭中，有10人参加红军，其中牺牲的烈士5人，他们不仅没有结婚，更没有留下后代，因此到解放初，仅有男丁11人，且都是老弱病残。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们一大家人都翻身得解放，现有男丁52人，有7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有5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大学生11人，其中女的3人。中专生5人，大家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追思慎远，每当想起先辈往事，深感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定要加倍努力，奋力拼搏，为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实现中国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切。

（本文作者系宁化县淮土小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