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书清

1968年，三明市“四个面向办公室”设在三明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地址在现在“三元区腾飞广场”，就是三明市人民影院的地方。到了1969年春季以后，三明市“四个面向办公室”提出的标语口号是：“破坏上山下乡就是反革命”。

我是属于“六八届”的初中生。我第一次被通知安排到三明市莘口公社高山大队，迟了几天去报到，说是名额已满，回家等待。后来又被通知安排到当时的列西公社廖源大队(过了一段时间列西公社也统一并入三明市城区公社)。

当时公路只有通到梅列区碧湖小溪地段。小溪这个地方有三明市许多公司的仓库在那边，另外当时三明市砂石公司的五号塘口也在小溪。这个砂石公司小溪工区上去8公里就是我下乡的廖原大队的隔壁村洋山大队。洋山大队的自然村前坑、后坑、下坑当时都没有通公路。到了1971年左右，三明市农药厂在前坑村办起了家属农场，才开始有了简易公路。

在通往廖原村的小路上，每隔二里到三里路，路边就有一个在黄泥中挖出来的集水坑或者青石边上流出来的泉水集水坑，在水坑边上放有小毛竹筒做的罐子，是供给路过的人口渴喝水用的。刚下乡回家时就走这一条廖原小路。洋山桥下面就是徐碧村贵溪洋生产队，当时也是安排莆田和仙游到三明的移民的。近几年，在此地所开发的楼盘就叫“碧桂园”。

过了洋山桥以后开始爬坡，要走过一片列东村的人工造林地段。出了人工造林地段，远远的就看见山路边有两棵将近一米粗的大松树，地名叫廖原岬。到了廖原岬还得走二里路下山，才到廖原村里。站在廖原岬向下眺望，廖原村犹如人的手掌一样，四面环山，一条从顶太、草洋村流下来的山间小溪，穿村而过。据世居这里的村民后代说，这个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村里现存百年以上的老房子都是列东村原来地主装谷子的库房。现在村里最大姓氏肖家，是解放前逃避国民党抓壮丁时从尤溪县逃难而来的。站在廖原岬放眼望去，右侧一条山路是通往顶太、草洋等村方向的，并可直通三元区第一高峰莲花峰。从上述地方来的过路人，如果不进村休息，直接往这条小路走，可以少走将近三里路。廖原岬正对面山上是廖原村的两个自然村大坵岌村和桃坪村。桃坪村只有近十户人家，村庄周围自然生长的野桃树有近百棵，每年春暖花开时节，小村庄掩映在姹紫嫣红、芳香馥郁之中。大坵岌村离村本部有八里路，要走5里上坡的路，大坵岌村的村民们都居住在毛竹丰茂的竹林间，风景秀丽。大坵岌村温度比廖原村低5度以上。在大坵岌村插队的知青是三明铁路学校的子弟，其中刘师傅姐弟是二人一起下乡的。1971年春节，我到大坵岌村陪刘师傅过年，吃了一碗酸菜稀饭，（是他将他的过年口粮一分为二）。

我下乡时是独自一人下去的，因为1966年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已经由居委会安排到工厂当学徒工，学的是机械行业。为了生计，我没有像同龄的人外出“串联闹革命”。而后来到廖原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是由单位统一组织下来的，在经济上各自的单位对他们这些知识青年都有所补助。我的住房被安排在一位姓周的人家空闲的房屋里，房屋的地板是架空的，楼板下时常有山风灌进来，整间房子五面透风，一面漏雨。后来又换了一家，依旧如此，只是下小雨时暂时不漏雨了，但是下大雨时还会漏雨。房间里的摆设极端简单，由生产队出面不知从那里借了两条木板凳，借了一块毛竹编的竹板，架在长条板凳上就是床铺了。隔壁房间原来住着一个本村的单身汉，开始时两个人同时共用着一个锅灶，相处一段时间以后，都觉得不方便，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搬出来，另立锅灶。队里在“知青点”上是有建立大灶，但是没法好好的使用。有些同一批下乡的知青们，每天轮流留下一个人在家里煮饭，煮好饭以后在大锅里为他们的同伴煮上一锅可以供给他们的同伴洗澡的热水。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会抱成团伙，有什么要求集体向上级反映，所以他们有的要求总是能到较好地解决。生产队帮助这些下乡子女解决一些问题以后，这些知识青年父母所在单位、工厂里也会以“支农”的方式支援大队或生产队一点东西。

按照当时国家的政策，知识青年下乡第一年由国家每月供给37斤粮食，每月8元生活费。第二年以后就要以自己的劳动工分和粮食来养活自己。当时城里的居民在计划经济年代，每本户口本发给一本粮证。凭粮证领肉票、香烟票、糖票和其他副食品票；凭户口簿发放布票。粮站里有时也会供应粉干、面条、面干（以挂面为主）。廖源村的知识青年开始时是用集体粮证，每月购买大米时要几个人一起到列东粮站或者徐碧粮站购买，很不方便。后来就由大队会计到粮站帮忙办成每个知青一本粮证。结果下乡的第四个月，就有了自己的粮证。这样吃粮就更无节制了，一个月的粮食只够吃半个月，剩余时间只好回家“揩油”了，每个月都要回家跟兄弟姐妹争口粮。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每个月都回家里拿了10斤左右的粮食，主要是面条、粉干。真是“父母恩情深似海”。我下乡当知青时，吃饭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计划经济年代，各家各户根据住所地在所属的粮站购买粮食制品。按照属地原则，离廖源村比较近的粮站是徐碧粮站和列东粮站，所以，廖源大队的知识青年可以走小路的在列东粮站、走大路的就到徐碧粮站购买口粮。粮站如有供应粉干、面条、面粉（当时有分普通面粉俗称标粉和精粉）、米片、面片都会在头一天或更早的时间贴出通知，第二天一早需要购买的人会早早地自觉排队等待开门，人们拿着布袋、脸盆、篮子、油桶依序进门掏出粮证登记、缴钱、开票，然后根据所购品种到不同的柜台称回凭证供应米面、油等食品。偶尔有家庭妇女，碰到许久不见的老乡，也会匆匆相互问候几句，就忙着回家料理午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70年初，塑料袋并未普遍推广使用，有到粮站卖米的人不慎米袋漏了就赶紧脱下上衣把米袋兜着，那时人人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的母亲简朴一生，她的持家理念是：“排比吃，顿顿有；排比穿，件件新。”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度过来的。

我下乡的时候，第一年由城里的粮站供应粮食，第二年开始就参与生产队里分口粮了。分到的谷子还需要加工，生产队的电站经常没有水发电，遇到春耕季节没有水发电就会长时间停电。只好跟着农民们用土砻砻谷子、用风车扇谷糠、在水碓房用水碓碓米。由于自己开始时不会加工米，就请相处较好的农民帮忙加工。那也不是白帮忙的，我要推土砻砻谷子，在水碓碓米时还要看着，然后加工出来的米糠还要给村民，虽然岁月远去，但是年轻时的记忆却很难抹去。当时粮食紧张，为了提高谷子的出米率，有的村民就将谷子先蒸熟晒干后再进行加工，按照原先的加工方法每百斤谷子只能出米七十三斤到七十五斤，蒸熟以后再加工的谷子每百斤能出米八十五斤到八十九斤，虽然糙米比较不好吃，但是毕竟蒸成饭以后还是香喷喷的。

（本文作者系三元民歌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