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开福

众所周知，福建道路的难走天下闻名，古人都感叹：“闽道更比蜀道难！”

我的家乡永安市西洋镇岭头——一个小村庄，是三明通往闽南的险关要隘，处在永安、大田、漳平三县交界之处，可谓“一脚踏三县”。当年虽然有鹰厦铁路和308省道经过，但出行依然是人们最纠结的事。那时铁路有十几个单位派驻这里，永安贮木场设一个木材转运站，大田县也在这里设有商业转运站和煤炭装卸站，因而岭头也被人们称作永安的“小香港”，一时间十分热闹。

在我小的时候，从自然村到行政村村部要走5公里的山路。由于没有小学，孩子们从小就要到学校寄宿。虽然年龄小，但那时孩子多，不值钱，不娇贵，即使只有七八岁，星期一也要自己背一袋大米、一罐咸菜步行去学校。如果要去镇上赶墟，首先遇到的就是苦坑岭长达8公里的盘山砂土路，汽车上坡的时候仿佛老牛拉着破车气喘吁吁，时不时有汽车抛锚或出事故；下坡的时候要一路放水，否则就可能刹不住。经过这里的长途客车常常把许多旅客转得不分天南地北，有的女乘客甚至吐出了黄色的胆汁，一边流泪一边摸手帕擦脸，再美的女人也是一脸狼狈。小孩更是闹着：“我要下车！我要下车！”一路哭一路喊。

岭头往东通往大田的路上有分水格、石磨山等天险，其弯度、坡度比苦坑岭更恐怖，汽车转了一大圈，回头一看，还在这座山里，要么抬头见到太阳，要么低头看见云朵，胆小的人根本不敢往车窗外看，一看就会患上恐高症。

通往漳平的是只能通行拖拉机、吉普车的羊肠小道，公路穿行在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岭之间，就算有几十辆、上百辆车开进去，外面也看不见！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即使是白天也看不见阳光，仿佛走的不是路，而是黑幽幽的山洞，两边的怪石好像随时都会滚落下来，那真叫“山道十八弯，弯弯都是鬼门关”。

道路难走，上小学困难，上中学就更难。永安五中设在西洋，各村的小朋友们星期天中午就要从家里出发，肩上挑着一小袋大米和地瓜丝、咸菜、衣服，三三两两，翻山越岭，逶迤蛇行。特别是冬天，如果不早点走，天暗下来还到不了学校。困为条件艰苦，所以很多小朋友放弃了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女生。我们班上的女生大多是干部和工人的孩子，农民的女儿很少。路限制了孩子们的想像，也限制了孩子们的人生，更限制了孩子们的希望。

交通不便导致农产品不值钱，因为没有客商前来收购，农产品全靠农民赶集的时候肩挑手提到镇上去卖，如果挑去的东西到了中午还卖不了，就只能扔掉，这时候如果有人砍价，再低的价格也必须卖。在那种条件下，勤劳的农民也很难发财，这似乎成了农民永远不能致富的一种宿命。

有一年我家的水蜜桃大丰收，可是由于没有办法运出去，满山红艳艳的桃子掉在地上，只有小鸟和蚂蚁在那里享受这快乐的大餐，而父母只能看着满地的桃子叹息。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一个小学姜姓女同学辍学后早早嫁人，我们每次从家里出发，她都会站在路边羡慕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出村口。有一年，她跟丈夫吵架，一时想不开喝了农药，家里人发现后，七手八脚地要把她抬去救治，还没抬到卫生院就断气了。那一天，她3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母亲。路，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交通问题限制了人们的想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村里什么人到县城走一趟，回来就可以有乡亲们面前炫耀十天半月，仿佛陈奂生进城一般！

有次我生病住院，到了快过年的时候，父亲来接我回家，但我不会走，下了火车，他就用凤凰自行车载我，一小段平路之后是漫长的陡坡，他推着我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往上走，山道草枯霜白，寒风冽冽，我趴在后架上直打哆嗦，父亲却汗流浃背。我当时就幻想，要是有条好路让我们走出这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多好啊！

回家的时候，看见村里有一个小学就辍学的女同学出嫁，被别人用自行车载着消失在村口，我心里就猜想，她是不是嫁到大地方？走一条又宽又平坦的大道，她多么幸福啊！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的道路陆续得到改善，但农村行路难的问题长期存在。1987年，我在永安职业中专学校当老师，暑假前夕听说有几个学生想辍学，我就利用假期去动员。当时我坐班车，历时两天从永安到明溪，再到将乐，然后再到泰宁。泰宁的学生帮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就骑车去学生潘少兰家，先是砂土路，再是机耕路，再是小道，最后是田间小道不能骑了，改用人推着车走，一不小心，自行车就掉进水田里。傍晚的时候，斜阳西下，蝉声连绵，我们总算到了。那是一个只有三座房子、七户人家的小村子，家长见我这么远来家访，非常感动，宰了一头猪招待我，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这个学生是个童养媳，能够读这么多年书已经非常不易，养父母年老体弱，希望她早日跟他们的儿子结婚，一是可以省下娶媳妇的钱，二是可省下读书的钱，三是可以帮家里干点农活减轻经济负担。我问过两个年轻人，双方都不愿意。那天晚上，我与她的养父谈心到天亮，终于说服老人家让孩子继续上学。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掀起了“先行工程”，提出的口号是“要想富，先修路；公路通，百业兴。”“修筑一条公路，振兴一方经济。”当时的人们比较单纯，迫切希望有一条好路。那时民风还比较纯朴，许多人为了公路建设做出牺牲，在307、208省道规划之内，砍树的砍树，拆房的拆房，没有二话。我妹妹刚刚花了12万元建起的一座二层楼房，才住了不到一年就主动拆除，镇长非常感动，追加补偿她2700元，作为奖励。

公路的扩宽改造带来了村庄的变化，水果、毛竹的规模起来了，加工、运输专业户多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

到了2004年，我被派到西洋镇桂溪村担任驻村任职干部，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修路。桂溪是永安27个革命基点村之一，也是汉、回、畲多民族聚居地和国家级天宝岩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之一。桂溪村原来有路，但不是水泥路。当时西洋全镇各村都是水泥路，只剩下桂溪、三畲相邻的两个村没有水泥路，群众意见很大。

有一年春节，村里一个孝顺儿子给他父亲买了一双皮鞋，大叔很高兴，穿着新鞋到各家各户去显摆，结果因为雨天道路泥泞，没几天，皮鞋渗了水，脱了层，大叔伤心不已。

我就想，一个村，如果连路都没有，还谈什么现代化！然而，道路硬化需要大笔资金，何况桂溪到桂口有十几公里，钱怎么筹？我心里没有一点底，问村干部，有的说，不知道去哪里筹钱，有的说让工程队垫资，有的说修一段是一段，走一步看一步。没有办法，我们就把全程分作三段，第一段5.2公里，于年底开工。虽然天气严寒，可是当搅拌机响起来的时候，还是有几百个村民前来围观，跟过年似的。到了2005年春节前夕，硬化了3公里多，剩下一公里停下了，因为材料跟不上，对方说年底材料紧张，没有现金不让赊账。

2005年春节临近，桂溪村下起了小雪，村道硬化第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和天气不好而不得不停工。我在工地上走了两个来回，数一数，还有3998步，没有钱，怎么办？那个星期六我没有心思回家，裹着厚厚的蓝色棉大衣一个人坐在工地石头上，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听着㗭㗭嗦嗦的林涛，绞尽脑汁想办法。因为雨雪天，工地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是偶尔有一两声鸟叫。那种孤独，没有人知道。

巧的是，没几天，时任永安市长涂振锟带着交通、林业、农业、财政等部门领导到我村调研。我就简要向他们做了汇报，告诉他们我们村是国家级天宝岩自然保护区的社区村之一，因为设立自然保护区，森林都不能砍伐了，现在修路急需资金，一些村干部要求特批我们砍树卖钱修路。

涂振锟听完说：“桂溪村为保护自然生态做出了牺牲，又是革命老区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树一棵也不能砍，路一定要修，政府可以增加补助，每公里给20万元！”

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当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我们送走领导后，雨雪也停了，久违的阳光从云层中露了出来。村里的老人说，这是上天给桂溪人的奖赏。在我和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桂溪村实现了道路硬化，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但这条公路依然完好无损。

进入新世纪，泉三高速、永漳高速又相继开工建设，我的家乡成了名副其实的交通要道。“小路小富，大路大富，高速公路快富。”客流、物流、资金流迅速增加，村庄与外面的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村民，从此不再局限于一亩三分地，大家纷纷外出走南闯北，经商、办厂、上学、打工，尽管平时留在村里的人少了，但村庄里的别墅多了，家家户户都买了小车，房前屋后栽花种草，生活质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交通四通八达的岭头村迎来了好时光，最近兴泉铁路又从村中穿过，昔日封闭、落后的小村庄终于在改革开放40年来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永安的“南大门”，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美丽乡村。

从1949年以前崇山峻岭中的弯曲小道，到现在纵横交错的条条大道，中国城乡的交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亿万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

永安也在这时代的大潮中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光辉大道。路，改变了过去；路，更决定了未来。

（本文作者系永安市政协办公室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