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  奋  荣

　1934年5月27日，红七军团十九师一万多人在三明市区西岸强渡沙溪河，攻占高岩甫山头等有利地形，消灭国民党八十师刘和鼎部两个营。高岩甫正是市体育馆所在的位置。翻阅珍贵的历史资料，梅列大地上那段“星火燎原”的往事历历在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梅列区域隶属沙县苏维埃政府管辖，是中央苏区沙县苏维埃政府的一部分，是连接闽西、闽北苏区的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成立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组织、红军活跃于梅列区域，播下了革命的星星火种。

1928年7月3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举行扩大会议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作出“建安道以延平为中心，向建瓯、建阳、沙县、崇安发展，建立党和群众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决定，将沙县作为福建省第一批建立党组织的县份。根据临时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一批在省城福州求学的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姜敢、邱文澜、徐瑞芳、官锦铨、姜源舜、罗起佑等，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了隶属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地方党组织——中共沙县特别支部，组织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打通由梅列区域到明溪、清流、宁化、建宁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为此后扩大红色区域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结束后，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红军分散工作区域问题，于1931年6月28日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和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等的信中明确指示：将沙县作为筹款区域，并确定筹款区的任务是“打土豪，做宣传”。之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干部钱益民率领红军工作团20余人到沙县各地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基地。红军的旗帜覆盖到梅列地域，洋溪、徐碧、列东、列西、陈大、莘口、岩前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33年8月12日“朱周关于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任务致军委电”（中央档案馆31卷9号）中写道：“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目的是继续消灭闽敌一二个师，于运动战以破坏赣敌的东方侧翼并借以分散闽敌兵，最后集结强大的优势兵力出现绍光、资溪之间，寻求敌之五六两师突然袭击之。以便使赣敌与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路军北向的有利条件，调集一支队（带电台）进沙县活动，不仅能阻延平顺昌之敌，而且可调动和鼎之敌……”

1934年1月25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东方军攻占并解放沙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沙县革命委员会（其印章保存于福建省博物馆），梅列区域亦成为中央主力红军东方军开辟的一个新苏区，成为开展东方战局的战略要地。梅列人民在红军的带领下始终坚持与国民党军队及地主土豪作斗争，并帮助筹粮筹款，为中央苏区扩展红色区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红色中华》（1934年1月31日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5期）报道：“……亲爱的同志们，经过历次的光荣战斗，我们现在已经打破了敌人五次‘围剿’的原定计划，但是更大的决战与更大的胜利，还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努力杀敌啊！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道路的伟大胜利！百战百胜的红军万岁！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彭德怀、杨尚昆等率领的东方军就驻扎在沙县富口镇荷山村，他们在村头隘口的左右方分别设有红军哨卡、土堡炮台；村内设有红军司令部、通讯部、通讯站、造币所、红军医院等机构，这些设施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红军活动范围遍及梅列的陈大、洋溪、列西、徐碧以及三元的许多村庄。梅列和三元地域的群众纷纷向红军捐赠物资，为红军当向导、挑夫，参加游击队。东方军在荷山村期间，曾派出一支工作队，来到梅列砂蕉一带打土豪，筹集粮款。砂蕉村老人颜金豹回忆道，“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那是在我父亲20多岁时候的事了（1934年），那年春天，有一支红军工作队来到砂蕉村，就住在土堡那里，他们刷标语做宣传，对老百姓很好，村民们还给他们粮食、猪肉和草药。”《红色湘赣》 （1933年8月24日）作了题为《东方作战军东出胜利赤化五六百里》的报道；《红色中华》 （1934年1月31日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五期）作了题为《到沙县挑胜利品去》的报道；《红色中华》 （1934年3月10日第160期第二版）作了题为《东方战线新区群众，踊跃帮助红军运输》的报道。在梅列区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民谣。如：《红军歌》：“沙县那个来了，我的红军哟，穷苦那个百姓，笑盈盈哟。工农那个政权，建立起哟，打倒那个土豪，分田地哟。”《保住青山有柴烧》：“保住青山有柴烧，保住江河有鱼捞。保住革命保翻身，参加红军莫动摇。”《保护红军万万岁》：“韭菜开花一管心，剪掉辫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红旗一举攻南京。”《共产党领导真正好》：“共产党领导真正好，工农群众都拥护。红军打战真不错，粉碎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对面桐树开白花》：“对面桐树开白花，苏区妇女学梨耙。手扶梨耙弯弯转，支援红军打天下。”《苦竹岭上开红花》：“苦竹岭上开红花，迎接红军到我家。打倒土豪分田地，穷人心里乐开花”……

夺取沙溪河战役的胜利，配合中央苏区反 “围剿”

1934年五六月间，红军在梅列、三元区域，取得了夺取沙溪河战役的胜利，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1934年4月21日，《红色中华》第178期第一版以《东北红军连占归化永安二城》为题，报道红军连占明溪和永安二城，并加了记者按：“现在我们不独胜利的保卫了建宁，不独夺回了归化，而且进占了敌人的宁洋与永安，在东南战线上，也阻止了敌人的前进，这对于敌人的由东方进攻，构成东方封锁的计划，是给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占领归化永安两城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迎来的东方战线上的重要胜利。重新解放明溪、永安二城的就是参加建宁保卫战后回到闽西北，仍然坚守东线苏区的中央主力红军第七军团。1931年到1934年间，闽西北是红四军、红三军团、红十二军开辟的闽西苏区、宁清归苏区，是东方军和红七军团在东方战线上开辟的新苏区。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政策，步步推进。9月下旬，国民党50万军队开始进犯我中央苏区。中央主力红军纷纷回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域，开展军事斗争，但仍然留下红七军团，坚守闽西北老苏区，作为一支奇兵，从侧翼牵制和消灭中央苏区东线敌军，支持配合第五次反“围剿”。红七军团在中央苏区东线实施归化铜铁岭伏击战，有力阻滞延缓了敌人向中央苏区进攻，接着再接再厉、连续作战，收复归化、永安二城，开辟和恢复了中央苏区范围，紧接着又在三元、梅列一带强渡沙溪河，重创国民党八十师刘和鼎师。1934年5月25日，红军第七军团十九师在军团长寻淮洲、参谋长粟裕、师长周建屏率领下，从建宁、泰宁、将乐、清流及明溪一带，分紫云-砂蕉、沙溪-岩前-台溪等四路，进发到三元、梅列，很快和当地的砂蕉支部接上，在党组织发展的联络人颜生地（砂蕉村人）的引路下，与先头部队会合。红军会师于列西、白沙、长安（今火车站）一带。当地百姓在支部党员干部的发动下，纷纷腾出房屋、祖祠，给红军居住。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有的不用百姓的房屋，睡在列西、白沙、长安村村民的屋檐下。老百姓见了，拿出稻草，拆下门板，给红军战士当床铺睡觉。当时，长安村后面的大土堡、白沙村的郑氏祖祠，都住满了红军。红军用光洋和红军票，向老百姓购买了一些蔬菜、黄豆和黄瓜，借用当地老百姓的锅灶，烧煮晚饭，还分出干饭，给当地老百姓的小孩吃。白沙村的郑高友吃过红军战士送给的一碗白米饭，黄清明老人小时候还吃了红军给他的一块锅巴。老百姓把粮食、蔬菜等送给红军，红军都要用红军币购买才收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梅列砂蕉支部是5个月前东方军解放沙县期间，一支红军工作团从沙县富口，来到砂蕉，发动三元、梅列一带人民而建立的，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有列西、白沙、长安、列东一带的人。红七军团一来到三元、梅列，很快就把沙溪西岸一带村民发动起来。在党支部和积极分子的帮助下，红七军团宣传员向老百姓借来水桶、扫帚，用石灰水在街头巷尾墙上刷写“打倒国民党！”“消灭国民党八十师！”“打倒土豪！”等标语，落款均是红七军团。这时，在沙溪东岸设防的敌八十师二三九旅已慌作一团。5月26日，四路红军相继到达西岸一带，有万把人。红军首长决定强攻对岸，紧急派出四支小分队，分别在长安、白沙、列西、翁墩，召开动员大会，宣讲革命道理。会后分头到老百姓家，向当地村民收集强攻对岸的船只，并请当地村民担任进攻船只的船夫。在砂蕉支部和积极分子的组织和动员下，很快征集到40几条船，长安、白沙、列西、翁墩一带几十名群众愿意为红军进攻东岸担任船夫。红军在沙溪西岸一带人民的帮助下，挖了工事构筑制高点，架起了机关枪、土炮等，作为突击对岸的火力点。5月27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红军首长发出攻击对岸的命令。红军先派出第一条船从列西观音阁城门前开出，试探敌情。船刚驶到河中，就遇到敌人的火力阻击，红军猛烈反击，但这条船还是被敌人打翻，船上四五十名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这条翻船顺水漂流到徐碧后，敌人发现船上还有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及船夫耐桃(当地党组织联络人、列西人)，就用大刀会的刺刀杀害了他们。

两军相比，我强敌弱。红军首长迅速调整战术，决定立即发动四路强攻，占领东岸。顿时，渡河强攻的战斗全面展开。刹时间，沙溪河两岸枪声四起，战火硝烟，弥漫天空。红军部队一万余人，从翁墩、列西、白沙及长安（今火车站）分四路强渡沙溪河，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在红军强大攻势下，敌人溃败，分二路往城关、徐碧方向仓皇逃窜。往城关逃跑的敌人，大部分被红军围歼消灭在下洋、城关一带，其余敌人往莘口方向逃跑。

另一路往徐碧方向逃窜时，红军部队已抢先占领了高岩甫山头（今市体育馆一带）。这时，驻扎在沙县的国民党八十师二三八旅两个工兵营，全副武装赶来增援，敌人到碧湖后，抓了当地两个农民带路，走到碧湖小桥后，敌人将一个农民绑在大树头上，另一农民被打死在路上。

在徐碧，红军与赶来增援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红军占领高岩甫山头等有利地形，最后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连同往徐碧逃窜的敌人，除少数从河里游窜溜走外，大部分被红军歼灭了。

这场战斗中，红军缴获敌人枪支八百多支，机枪二十挺、迫击炮三门、子弹十万余发。敌二三九旅旅长被击伤，毙死团长一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惨重。

5月25日，红军来到沙溪西岸一带。5月26日，部队分头把当地土豪地主都抓住了，有长安的李某、列西的罗某等4个土豪地主，缴获粮食3万多斤。战斗胜利后的当天下午，红军在三元城关城南的太堡庙召开大会，把从当地地主、恶霸那里没收来的粮食、布匹等物资，都分给了贫苦农民。同时，在梅列方面，把抓获的200多名俘虏押到徐碧黄植旺家房前大坪上，召开了投降缴械大会，红军首长给他们讲了有关政策，部分白军参加红军，不参加红军的发给2个光洋的路费，让他们回家好好耕田。

5月27日，红军部队在列东、徐碧山头又驻扎了一夜。第二天分别向廖源、杜水、筠竹方向进发。

5月29日凌晨，红军挺进筠竹深坑岭时，在湖源山头驻扎。红军警戒部队率先发现敌军，敌军自莘口方向向湖源方向运动，前队约一个营，后续梯队约一个团。红军迅速抢占高地，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敌军，红军以56团担任正面主攻，55团、57团由当地党组织联络人陈上桔、陈有斗（筠竹村人）带路，分两翼包抄敌军，我军以3个团的兵力将敌军全部围歼。为56团带路的党组织联络人邓赐苏（湖源人）阵前牺牲。

沙溪河战役及深坑岭伏击战的胜利与当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周密部署，以及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据《红色中华》（1934年6月1日第196期2版）东方战地二十七日电：“敌刘和鼎纵队与卢兴邦残部重进永安后，企图构筑沙永间的封锁线，本月二十七日刘敌八十师，两营由沙县进至梅列徐坊（今徐碧）一带，我军向其猛攻，敌仓皇失措，两营人（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营）被我全部消灭，计缴步枪三四百支，轻机枪五架，子弹九万余发，俘敌连长以下官兵三百余名，敌伤亡和落水溺死的在三百以上，残敌向沙县逃窜。东方战地二十九日电：我东方挺进游击队在徐坊（徐碧）消灭刘敌二营后，继续前进，二十九日在湖源（沙县南百里）又遇到刘敌八十师之二三九旅，激战了七八小时，结果整个一旅全部被我消灭，计俘获人枪近两千，重轻机关枪数十挺，炮数门，其他军用品堆积如山，现正在清查中。”《红色中华》（1934年6月3日第197期2版）报道：“我东方军支队在二天内（五月二十七——二十九）转战百余里，消灭刘和鼎八十师的一旅两营，计俘获人枪各一千二百余，机枪二十架，迫击炮三门，子弹共十万余发，此外并获无线电一架。二十九日的战斗，敌二三九旅旅长负伤，毙团长一，营以下军官大部伤亡，这两次胜利给了刘（刘和鼎）敌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两场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游击战思想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的具体应用的成果。在粟裕将军撰写的《粟裕回忆录》中记载：“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敌人向江西方向增兵，我们的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点的运动战了，于是我们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山头，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这两场战役的胜利，牵制了福建方向向中央苏区的进攻的国民党部队，部分减轻了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压力，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红军在三元、梅列的强渡沙溪河战斗，不仅取得出色战果，还播下了革命种子，打下了群众基础。1940年，中共三元支部在三元县成立，领导营救三元集中营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1944年至1945年间，闽西北党组织和游击队及时开辟了四县交界的大焙坑村牛姆岭这个斗争据点，建立了交通站，成为游击队休整、学习、训练驻地，并在周边开展游击斗争。1950年1月，三元、梅列人民迎来三野261团某营，在三元、梅列人民和闽西北游击纵队、三元游击支队的配合下，实施了解放三元的战斗。

（本文作者系梅列区文旅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