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建国
长期以来，三元境域只有打铁、弹棉、裁缝、豆腐加工等手工业作坊。始于北宋止于明初的回瑶陶瓷制造业应是三元工业的发端。至清中叶列西造船业鹊起，享誉沙溪流域、闽西北地区。1936年三元境内第一条简易公路延永公路通车，陆路运输逐渐兴起。抗日战争期间创办的三元第一家私人电厂发电，是三元现代工业的雏形。而商业活动可以追溯到更早，明中叶三元开始形成固定的圩场，迄今至今日圩场仍是乡村农民重要的商品交易形式。与福建沿海地区比较，处于内陆腹地的三元工商业的发展总体缓慢，但也有一些能工巧匠、商业巨贾，写下光辉的一页。
圩 场
明朝成化年间，三元境域就有了固定圩场。至民国时期，还有莘口、吉口、忠山、星桥、杜水、岩前、列东、列西、沙坪9个圩场以及沙县杨光（今梅列区洋溪乡）圩场。每个圩场一般按农历5天为一个圩日，三元境内基本上天天有圩，集市贸易辐射到明溪县梓口坊、沙溪、胡坊、紫云，大田县铭溪、广平，沙县湖源，永安贡川等地。农民多以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等价交换，或者先出售自己的土特产，然后再购买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专业商贩则运来盐巴、布匹、京果、百货销售。其中忠山设圩最早，“星桥前面十八寨，星桥后面十八坑”，计36个大小村寨居民，唐代就有农贸交易，元代形成圩场雏形，圩场的兴起对形成“忠山十八寨”历史起了重要作用。而莘口圩场规模最大。莘口位于杉溪（薯沙溪）与沙溪汇合处，因盛产杉木，古称“杉口”，处于沙县与永安水陆交通的中间位置，是永安、清流、宁化、明溪等县物资集散地。明朝嘉靖年间建成码头。渔塘溪（黄砂溪）航道上溯黄砂、岩前、吉口、梓口坊、沙溪等村，抵达明溪县城西。1930年至1949年，江西、广东、浙江和本省福州、闽清、上杭、长汀等地在莘口定居达320多户，近1000人。他们设“江西会馆”“福州十邑旅莘同乡会”“鄞江旅莘同乡会”，互相帮衬，发展事业。闽清人90多户、360多人定居在莘口城边街，当地人称为“闽清街”。他们以撑平头小船在渔塘溪航道搞运输的居多。全盛时期，莘口有商店和服务行业130多家，包括农副产品转运站、客栈、酒馆饭店、京果店、日杂店、布店、米店、中药店、裁缝店、棕棉店、理发店、打金店、打铁店、香烛店、肉店、豆腐店、酱园店以及牛圩（卖牛）、猪摊（卖猪崽）、鱼摊、杂物摊，还有工匠（大木匠、细木匠、桶匠、泥水匠等）、码头搬夫和算命、道士，此外还有戏班2个、鸦片馆3家、赌馆4家、妓院2家，外来娼妓20多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都有。
每到圩日，河面百舸争流，圩场人头攒动。小小街道人山人海，10多家客栈饭店客满为患，40多家小吃摊食客蜂聚，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被誉为“小上海”。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后勤部在莘口镇沙阳村办第六服装厂，为抗日将士制被服，工厂设染布、剪裁、缝纫、制衣、纽扣5个车间，分设5座古民居内，有工房102间，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仓库设在翁厝大院。最多时工人近千名。
造 船
列西罗氏大厝是造船世家。从清乾隆年间开始，至民国期间，延续300年。罗氏大厝造船选用杉口（今莘口）老杉木、碧溪桐油、岩前石灰、贡川船钉等上乘原料，主要做货船，大的货船可载货上万斤，船员六七人，货船曾抵达福州。中等货船载货三五千斤，上跑永安下至沙县。小货船载重两千斤，作为本地莘口、台江、城关、列西之间的交通工具和渡口渡船。抗战期间，制作的平头小船（俗称“老鼠船”“棺材船”），是莘口闽清船工在黄沙溪的主要运输工具。三元、列西等地停泊在河中的水力碓（碾）米船，又多出产于罗氏大厝。三明城区第一座浮桥——列西浮桥，更是罗氏大厝经典之作。
清乾隆年间，列西青年罗起鹏到江西拜师学艺，学到造船技术，回家乡开办船厂，把技术传授给5个儿子。世代相传，传至今日“植”字辈已九世。1938年，省政府迁到永安。作为抗战省会北大门的三元，地位彰显，而沙溪河隔阻使城关、列东与白沙、列西之间联系困难重重 ，往来只能靠小船摆渡。1940年初，省保安处长黄珍吾出于军事需要，请人设计一座浮桥架设在列西、列东之间。教育长许国均、梅列乡乡长林思泉负责工程实施。保安处从福州马尾运来两条大铁链，造30多只小木船作为浮台。造船任务落在罗氏大厝。罗氏祖孙三代齐上阵，只用两个月时间，40条木船造好。6月，列西浮桥建成。两条大铁链固定横接两岸，木船两端系在铁链上，铺上五六寸厚的杉木板，行人通过浮桥抵达彼岸，摆脱了摆渡之苦。但遇到大水，须将浮桥断开，以免木船被冲走。1941年春，沙溪河发洪水，浮桥木船被冲到斑竹溪。洪水过后，重新安装浮桥，恢复交通。之后半个世纪，即使在1958年第一座永固性大桥列东大桥建成之后，列西浮桥仍默默坚守岗位，不仅为促进两岸交通繁荣，为三明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为三明建设者永恒的记忆。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三明拍故事片《泉水叮咚》，选择列西浮桥做外景地，让许多国人见识了它的风采。 1990年梅列大桥竣工通车，列西浮桥完成使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发 电
1938年5月，福建连江人林步坚将40匹马力木炭机、2300伏45千瓦日本产发动机设备及锯木设备安装在三民镇（城关）圩尾庵（观音庙），创办三元第一家发电厂，这是三元县现代工业的发端。当时以燃烧木炭为动力，以220伏电压直接供电，总共只安装40盏电灯，用户都是国民党三元党政机关、官员和一些商人。1940年10月，发电厂扩展了锯木、碾米两项业务，白天锯木、碾米，晚上18时至23时照明，电灯用户增至100多户。申请照明的用户不断增加，发电厂却无力扩大经营。而且照明时间仅5个小时，即使安装了电灯的用户家中，依然要储备蜡烛、洋油灯。普通老百姓安装不上，电费也出不起，还是点麻油灯、松油照明。县政府门口安装一盏电灯忽明忽暗犹如鬼火，却吸引许多群众观光。
1942年木炭成本升高，发电厂亏损严重，无法维持，林步坚欲将电厂就地出让，国民党县政府趁机压价，三元商人慑于官员压力无人敢买。长汀人曹玉霖、卢新铭等人的“长汀县光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后迁往长汀，三元第一家私人电厂倒闭。不久，三元县政府与省保安处联合出资83万元，购置一台18匹马力蒸汽机、一座卧式锅炉及一台7.5千瓦直流发电机，仍安装于观音堂内，设厂发电，名为“三元县电厂”，恢复照明、锯木、碾米业务。因负荷不匹配，电机常发生故障，而政府机关、达官贵人的电费难收，电厂只有依靠碾米来维持。电厂经理陈秋阳，既不懂技术，又不善管理，日夜沉湎于打麻将，并将省田赋管理处代理加工的谷物肆意挥霍，任职不久，电厂便亏损30多万斤粮食。案发后陈秋阳负罪潜逃。1943年，县政府聘请魏树桑为工程师，魏实行科学管理，使电厂正常发电。魏为人正直，得罪了某些官员，受反动势力迫害被投入监狱，出狱后愤然辞职，电厂又日渐衰落。之后，由于三元县县长频繁换人，其任命的电厂经理亦三易其人，在风雨飘摇中维持到1949年，国民党溃退，电厂只剩下一堆破铜烂铁。
1939年，列西也创办一家私营“公训电厂”（又名梅列电厂），厂长王有源也是连江县人。该厂是随福建省保安司令部从连江县迁来，设备有45马力单缸卧式木炭机、煤油发生炉一套，配美国GE公司出产的25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并备有一套锯木设备。设备比三元电厂更先进。
电厂设在盐仓巷（现溪边巷）罗志坤家。每晚18时至24时发电照明，用户以保安处官兵为主，同时有几家商店和几户居民。开始经营情况良好，不久由于法币贬值，官兵拒交电费，电厂入不敷出，工人领不到工资纷纷离开。保安处仍强迫发电，否则抓人、破坏设备。王有源之妻面临破产，愤而自杀。保安处乘机与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徐肇基勾结，以6万法币强行购买价值6万银元的电厂全部资产。
此时，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从湖南迁到福建长汀，旋又迁至梅列。因照明需要，校方高薪聘请三元电厂魏树桑，帮助解决梅列电厂技术难题，因而引起徐肇基等人与校方争夺电厂案。官司打到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处，顾批示警官学校以129万元购买电厂。于是电厂易主改名“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福利委员会梅列电厂”。
1944年6月15日晚，为纪念黄埔军校20周年校庆，警校二分校举行文艺演出，有人破坏电厂电机而停电。魏树桑再次被扣押，经总务处长何思源说情才于释放。发电机经两个月的修复后重新发电。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主任陈玉辉带领警官学校部分学生去江浙接受日本投降，副主任胡福相率领警官学校台湾训练班全体学员赴台湾接收，警校二分校因新校址未定，其他教职工、学员仍留梅列待命，电厂继续供电。12月下旬，警校二分校迁往广州，电厂于12月31日停止发电。1946年，电厂又以300万法币卖给他人，机器设备被拆往他处。梅列电厂不复存在。
服务业
1917年，邓祖遂家族创办“新兴客栈”，不久，黄宗汝也办起“兴隆客栈”。1940年省府迁到永安后，经过三元的旅客增多，晋江人庄晏治在三元汽车站附近开一家“三友旅社”，这是三元第一家旅社（过去三元只有小客栈），虽然只有几个床位，却是三元旅社服务业的鼻祖。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三友旅社”和2家客栈合并，扩大规模，改名为“大众旅社”。1958年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伊始，10万建设大军云集三元县，大众旅社床位紧缺，一床难求。旅社工作人员想方设法，因陋就简，增加床位，在红印山公路边再建一座旅社，客房25间，床位164个，开展综合经营，创办食堂、澡堂、理发店，增加推背、修脚服务项目。1974年，市政府投资在三明大桥（城关大桥）兴建一座五层楼，将大众旅社迁此，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床位226个，更名为“三元宾馆”。还是供不应求，旅社从自有资金中调出5万多元，在五楼平台加盖285平方米两用室，既可做会议室，又可增加100多人住宿，并租借隔壁粮食局仓库做厨房。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区大小旅社由四五家发展到18家，旅社业面临激烈竞争。三元宾馆坚持“方便、安全、舒适、卫生”服务理念，推行文明用语，开展规范服务。全新的设备、优质的服务，赢得南来北往的旅客称赞和信任，获得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称号，被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集体”、国家商业部授予“全国商业先进企业”光荣称号；历任经理程英娣、张留福，先后获省五一奖章、省劳动模范称号。
旧三元的服务业，福州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福州人的“三把刀”：厨刀（餐饮）、剪刀（裁缝）、剃刀（理发），几乎包揽了三元城乡。他们大多是抗战期间福州沦陷前后离乡背井，辗转南平、沙县来到三元安家。说到三元餐饮业，不能不说“矮金菜馆”。何某金是长乐人，解放前就在城关中山路开餐馆，因为长得矮胖，人称“矮金”。他自己掌厨，所做的菜色香味俱全，名誉三元、列西。他的妻子是个高大壮实的女人，做采购、洗菜、端菜、洗碗等前台连后勤工作。夫唱妇随，为人乐善，生意一直不错。食客没有预定，吃饭时就没有座位。如今60岁以上的三元人，没有不知道矮金的。1945年，福州人郑勳，人称“福州伯”，在三元城关“体圣公祠大厝”（今三元夏商百货）租几间民房，开办“红星照相馆”，结束了三元人照相要跑到沙县的历史。之后他的长子郑梓钦和次子郑梓良子承父业，成为三元照相业老前辈。在彩色胶卷发明之前，他们用手工上色，很受顾客欢迎。1971年城关大桥建成后，照相馆迁到桥头，改制成“国营友谊照相馆”。三子郑梓敬，笔名巴桐，1979年从三明移居香港，2006年又移居美国加州，系知名旅美华文作家。
城关青年路有3家裁缝店。抗战期间，最早来三元的裁缝师傅柳朝泉，在青年路安家，前店后宅。后来他的表弟吴乾煜（老三明人叫他“莺妹”）因逃壮丁来三元投靠表哥。接着蓝守谦来了，也开一家裁缝店，他们都是福州人。他们手艺好，量身定做的衣裳做工精细，严丝合缝，最受顾客欢迎。不仅是中装，也做西装、嫁妆、寿装。解放后公私合营合并为缝纫合作社。
理发店、钟表修理店、刻印店的师傅，基本都是福州人。1958年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开始后，人口激增，服务业生意非常好。福州台江区刻印社几个师傅来到三明，租中山路一家小门店，成立国营三明刻印社，为众多三明企事业单位和群众雕刻公章、私章。当时政府机构和企业名称变动频繁，刻印基本靠手工。几名师傅日夜操刀，赶刻公章，忙得不亦乐乎。
公私合营后，旅社、照相、餐饮等行业都加入三明市饮服公司。
商 业
唐代，忠山十八寨已形成很有规模的村镇，有固定的商铺和圩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开始萌芽，忠山姜姓、范姓等一批具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以当地竹、笋、菇、炭等土特产销往闽、赣、江、浙，又将外地的花布、盐巴、海产干货、日用品带回家乡贩卖，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开始新一轮的忠山十八寨建设。这应该是三元最早的商人。
三元物产丰富。抗日战争前，每年产木材2万立方米，笋干2万担，还有茶叶、土纸、桐油等土特产。其中以莘口出产的“闽笋”最为著名，远销上海、江浙及东南亚一带。著名商人有城关邓纪于（商号“金吉恒”）、邓际和（商号“王昌忠”）、邓善如（商号“金吉如”）、邓俊鹏、李景扬、邓增喜、邓际清，列西罗伊华、罗敬光、罗日葵、黄道行、黄步山，列东魏兆民、林章灿，莘口揭朝顺、揭升顺、揭延祯、邓家进等。这些木、笋巨商，来往与上海、苏州、福州，在上海、苏州设“沙永会馆”，在福州设“延平会馆”。会馆设有客栈、仓库，既是贸易业务机构，又是互相帮衬、联络感情的场所。仅笋干一项，年交易金额达200万块光洋以上，有的年份，木材经营还超过笋干。
三元商业发展较快是在抗战时期。此时，上海、苏州沦为敌手，厦门、福州相继沦陷，三元木材、笋干生意一落千丈。但由于永安成为抗战省会，三元得以建县，军警特机关入住，江苏学院迁至，人口骤增，刺激了消费，城关、列西、莘口空前繁荣。1941年三元成立京果、国药、酒业、木材、笋干、民船6个同业商会，协同商家有序经营，避免互相倾轧。
抗战胜利后，一批老商户、新发户随省属机关到福州经商，首批邓绍乾等10人集资100股，每股2两黄金，开办“敦泰商行”于上杭街，综合经营木、笋、菇、纸、茶油等土特产。接着，邓象义、李布周、邓衍庠等30多人筹募200股，每股黄金1两，开办“三元商行”于下杭街，专营木材。又有邓哲夫、陈祥增、林幼石等筹集2000两黄金，开办“永泰祥商行”，除了经营土特产，还搞代购代销，收手续费3%—5% ，同时放贷给小商贩。这些商行，利润颇高，不仅大分红利，购置商行房地产，还发展股份、扩大投资。这是三元商人在民国最辉煌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治腐败，兵匪横行，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商行内部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谁都不能逃脱破产厄运，商行陆续破产，邓绍乾自杀身亡。
除以上商户外，三元以中小商业为主。抗战胜利后，全县中小商户280多家，涵盖京果、糕饼点心、布匹百货、日杂、屠宰等行业。随着物价暴涨，经商艰难，一批小商户倒闭，商业凋零衰落，落下“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的民声。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三元区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