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诗情铸国魂(上)——三明诗词发展历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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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辉

 

三明建市时间比较迟,面积也不大,全市只有2.29万平方公里,但它的所属县行政区划变化却很频繁,有必要先简单说一下。据记载,今三元区旧属延平府的沙县、永安县和汀州府的归化县;梅列区旧属延平府的沙县。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大田建县后,两次从尤溪共划入十五个都,永安也从尤溪划入四个都。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各县相继解放。尤溪、沙县、将乐、泰宁、建宁属福建省第二行政督察区(1950年3月改为南平专区),三元、明溪、永安、清流、宁化、大田、宁洋、德化8县属福建省第七行政督察区(1950年3月改为永安专区,10月德化县划归晋江专区)。1956年3月撤销永安专区,同年7月,三元、明溪合并为三明县,隶属南平专区,永安、清流、宁化、宁洋划归龙岩专区(同年撤销宁洋县,部分划归永安县)。1959年2月撤销清流、宁化县,设立清宁县。不久,三明成为福建省直辖的地级市。1961年撤销清宁县,恢复清流、宁化县建制,与永安同划归三明市。1963年三明市改为县级市,原明溪县属地析出恢复三明县。三明专区设立,辖三明市及三明、永安、清流、宁化、大田5县。1964年三明县复名明溪县。1970年尤溪、沙县、将乐、泰宁、建宁5县划归三明专区,同年12月三明专区改名三明地区。1983年撤销三明地区建制,三明市恢复为省辖地级市,市区设三元、梅列区。1984年永安撤县建市。了解这些情况,有利于理解不同县域记载同一个诗人的籍贯及其作品题材的属地问题。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唐诗是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是,三明地处东南偏远之郡,政治、经济、文化相对于先进的中原地区要落后很多。唐末历时二十多年的农民起义战争席卷了现在的陕西、山东、两湖、两广等十多个省份,福建省也是其中之一。晚唐著名诗人韩偓的“水自潺湲日自斜,尽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 尤溪县志》民国十五年版,编者加诗题《尤溪道中》)可见一斑,诗前原有小序“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农民起义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唐王朝,只顾小山头利益的军阀混战给地方百姓带来了苦难的生活。从现有的记载资料看,三明诗词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晚唐,除了文炬(后为僧,号慧日禅师)写过《过尤溪青印石留偈》(此偈今勒碑于尤溪南溪书院大门外,严格说这不属三明诗词之列)外,就是这位晚唐著名诗人、翰林学士韩偓了。韩偓(844—923年),字致光,号致尧,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兵部侍郎等职。清人纪晓岚曾评他:“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四库全书总目》)韩偓曾在《手简第二帖》自述:“偓今日衰迫情地,旦夕难胜。况又孤侄已下,兼与小男等四处分散。中夜往往惊叫,便达晓号咽。衰迈之年,不自堪忍。”据陈寅恪教授考证,韩偓晚年“离福州移居沙县,及本年己巳离沙县移居闽南尤溪、桃林、南安两次。而本年偓六十八岁,与自述‘衰迈之年’更相符合。”(《韩偓年谱》)

天祐二年(905年),韩偓从江西入闽依附闽王王审知。先后在沙县、尤溪等地寓居过一段时期。这段往事宋代李纲曾有明确记载:“尝道沙阳,寓居天王院者岁余,与老僧蕴明相善,以诗赠之。”(《梁溪集》卷十一《读韩偓诗并记有感》)唐亡后,他发现王审知向朱全忠献表纳贡,便坚拒王审知的任命。前面所引的《尤溪道中》便是那一时期写的一首绝句。除此直接揭露战后社会沉寂民生凋敝以外,还有劝勉启发友人的:“莫恨当年入用迟,通材何处不逢知。桑田变后新舟楫,华表归来旧路岐。公干寂寥甘坐废,子牟欢抃促行期。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怅沙堤别筑基”(《沙县病中赠郑左丞璘》),郑璘依附泉州刺史王审邽,亦即在朱梁朝为官,韩偓赠诗以劝其明悟为臣之道,为任之责,希望他能悬崖勒马。“半明半暗山村日,自落自开江庙花。数醆绿醅桑落酒,一瓯香沫火前茶。”(《偶成》)故乡远在天涯,回家无路;沙县郊外泊船,生活无定;聊以新醅浑酒,香沫火煎粗茶度日,就像山日半明半暗,又像江花自开自落,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那情景有如杜甫所说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寒食日沙县雨中看蔷薇》写殊乡冷节风吹雨侵,“通体全无力,酡颜不自持”,忧国伤时,醉里题诗,这种诗情可谓蕴蓄了《诗经》中的亡国之痛,“黍离”之悲。

著名诗人韩偓,被尊为“一代诗宗”。他写过不少委婉的艳情诗,譬如《已凉》:“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从外到内,含蓄写出了深闺少妇的寂寞和对爱情的渴望。但他的诗主要还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别是被贬出京之后,他对国家的命运更是忧思在怀,痛彻心腑:“中原成劫火,东海遂桑田。溅血惭嵇绍,迟行笑褚渊。四夷同效顺,一命敢虚捐。”(《感事三十四韵》)忠臣被逐,一语成谶。“是年唐亡,所云‘东海遂桑田’也。”(胡震亨《唐音统签·戊签·韩偓集》题注)《春尽》结合自然界的春尽委婉写出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悲:“惜春连日醉昏昏,醒后衣裳见酒痕。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入闲易有芳时恨,地胜难招自古魂。惭愧流莺相厚意,清晨犹为到西园。”还有“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安贫》)、“厌闻趋竞喜闲居,自种芜菁亦自锄。”(《闲居》)等,都反映了诗人在从尤溪到桃林场(今永春)后自种自收的安贫自适生活。

北宋初期,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文人能够正视当时社会现实,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向朝廷提出了厚农桑、减徭役、明黜陟、抑侥幸等改良政治的主张。企图以此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提出了青苗、方田、均输、市易等改革措施。虽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断,但是经济基础的改革,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产生。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大量催生了中下层阶级的知识分子。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郊上奏朝廷:“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版,第三册第7页)意思是说,科举考试的内容偏重于策论,朝廷更容易选拔到有政治头脑的实用人才。魏泰在《东轩笔录》写道:“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司马光曾引此言上书英宗,可见上层集团对文化的重视。赵恒皇帝的《劝学诗》更是众所周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各地重视教育,兴办书院。据传,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三明岩前就有翠云书院。《舆地纪胜》:“熙丰间侍郎张驾、祭酒杨时、左司谏陈瓘读书之所。”《万历重修归化县志》也记载:“宋熙丰间,侍郎张驾、祭酒杨时、左司谏陈瓘读书于此。”宋初科举与唐相似,而录用进士人数大大增加。这样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有机会参掌政权,加上印刷术的进步和交游范围的扩大,给诗词创作和交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两宋时期,三明诗人为数不少,著名的有陈世卿、郑文宝、林积、郑安道、周谞、陈瓘、罗畸、罗从彦、陈渊、张致远、邓肃、施常、吴虎、陈子文、朱熹、赵孟谦、俞丰、邹应隆等,以及在各县任职的朱松、宋咸、陈旸等。

宋代三明诗词主要反映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关注社会现实,抒发诗人劝诫世事、警策自己的情怀。特别是南宋以后,许多诗词更是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三明宋代诗人遵循古训,关注社会,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有一种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陈世卿(953—1016年),字光远,号豸山,生于后周广顺三年,南剑州沙县人。《永安陈氏宗谱》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雍公同次子野迁建州之沙阳固发冲定居。”沙阳即沙县,沙阳固发冲即今永安贡川。雍熙二年(985年)进士,历任恒州推官、静安军东川节度推官,因御寇有功,擢升秘书郎迁太常丞,太常博士。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为员外郎,不久以秘书少监知广州。他的子孙在北宋高中进士十多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士大夫世家”。大理学家杨时为之题联:“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朱熹题联:“一门双理学,九子十登科”“南闽理学无双仕,北宋忠贞第一家。”陈世卿自幼苦学,抱负远大,在登上淘金山的顶峰时高歌:“末覆一篑土,便作千仞山。一自登峋岩,培嵝视群山。”他的《劝农》:“奉诏叮咛劝尔农,各安田里莫欺公。人心若与天心合,天意还与人意同。稼穑艰难须着力,世途平易总为功。郊原雨过民情喜,共赏时和与岁丰。”奉诏劝农,是官员为朝廷担当的责任和义务,雨过惊喜盼望岁丰,更是知识分子关切民生的儒家情怀。他深知稼穑艰难,劝诫农人只有抓住天时才有天意的犒赏。陈世卿十分重视文化传家,苦心告诫子孙和族人多读书,辞家赴任不忘嘱咐:“思古堂前酒一樽,共谈时事出孤村。临期上马无他嘱,多买诗书教子孙。”他的儿子陈偁、孙子陈瓘都是诗人。陈偁(1015-1086年)官至知广秘书少监,曾任尤溪县主簿。他的诗传世的不多,《栟榈山》《题泉州万安桥》《重登罗浮》等写景生动,寓意颇深。陈瓘(1057-1122年)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第三名(探花),他深受祖父世卿、父亲陈偁影响,也有自觉“责己”的书生情怀。他的《自警六绝》《杂诗》等都明显反映了这一点,诗中以仲尼不废韦编、五柳先生赋无弦琴等自警,以忠信为己任,慎独能改,“忠信但将为己任,行藏中自有天知。”他的词《临江仙》《满庭芳》等都写得深情缱绻,世味浓厚,还融进了对时光易逝的感叹:“年年花下醉,看谢几番红?”“他邦纵好,终异乡关。”“年华,留不住,饥食困寝,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暇。”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皇祐五年(1053年)生于南剑州镛北龙池团(今将乐龟山龙池社区),他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有“闽学鼻祖”之誉。他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南归时,程颢送他说:“吾道南矣。”被尊为“程氏正宗”。他的诗今存240多首,其中爱国忧君、力主抗金是一个重要内容。“川合旌麾暗,风尘战血腥。寂寥归马日,目断华阳垌”“气吞沙漠尽,风荡贼巢倾。关塞长年戍,边尘几日清。”(《感事》)风尘血战,旌麾暗日,揪痛了诗人的拳拳爱国之心。闻战告捷,欣喜满怀,“早勒勋名”“春色乾坤”。

邓肃(1091—1132年),字志宏,号栟榈,宋时沙县人,谏官,入太学时正值东南贡花石纲,邓肃赋诗讽谏而被驱出太学。钦宗即位启用,靖康元年(1126年)赐进士出身。补承务郎,授鸿胪寺主簿。高宗时擢升为左正言,后遇李刚被罢相,他为李刚申辩而被贬回故乡。他仕途坎坷,但能坚持正义不屈服,在《南归醉题家园》中写道:“填海我如精卫,当车人笑螳螂。六合群黎有补,一身万段何妨?”可见他坚持正义的执著和不畏反动势力的英勇精神,只要对黎民百姓有益,他不怕碎尸万段!“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无日不春风”(《花岗诗四首》其四)“醉中我欲呼风伯,一扫阴霾齐九州”(《次泳王信州》)等诗句都表现了关注社会现实、敢为天下先的英勇精神。

其次,宋代三明诗词具有浓厚的忧国忧民思想,反映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宣和元年(1119年),李纲因上《论水灾事乞对奏杖》为民请愿被贬到南剑州沙阳(今沙县)。李纲虽然只当过两个多月的宰相,但他的政声永存于世。“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这种为众生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他的词也一样:“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歌沈玉树,古寺空有疏钟发。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兵戈凌灭。豪华销尽,几见银蟾自圆缺。潮落潮生波渺,江树森如发。谁念迁客归来,老大伤名节。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高楼谁设。倚阑凝望,独立渔翁满江雪。”(《六幺令·次韵和贺方回金陵怀古鄱阳席上作》)他遭受贬谪,仍然借金陵怀古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慨和挫而弥坚的抗金决心。邓肃的“门前又见马如流,兵革纷纷几时休”,已经充分反映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连续不断的战争的厌烦。稍后的邓柞,字成林,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金人入侵,宁死不降,毅然弃官归梓,“从来忠信任风涛”,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坚贞的文化品格。

朱熹(1130—1200年),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原籍徽州婺源,生于尤溪。绍兴进士,积极主张抗金。他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和乐律都有一定的贡献。他强调“天理”和“私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服从天理,放弃私欲。他从事教育五十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又在于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诗现存一千一百四十八首,内容包括社会活动和生活经历的各个方面,成就也高于同时期的其他道学家。近代文学家陈衍教授认为:“晦翁登山临水处处有诗,盖道学中之最活泼者。”这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的《感事》:“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土,尝胆念君王。却敌非干橹,信威籍纪纲。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先写听到淮南大捷金兵逃窜的喜讯时的感奋,再写对以身殉国的烈士的尊敬和对朝廷励志匡复中原宏图的赞美,献计献策,焦灼彷徨,感人至深。还有《感事再用回向碧间旧韵二首》:“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同样充满爱国之情;“早知烦汗马,悔不是留田。”直接抨击主和派的和谈误国,同时批评朝廷忽视屯田实边而仓皇应战的失策。“借箸思人杰,摧锋属少年。”诗人感愧自己没有办法捍卫国家,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在诗词创作的同时,朱熹的诗词评论也不可忽视。他论诗能从全面来考察,重汉魏而薄齐梁,说李白的诗是自然之好,陶渊明的诗平淡中有豪放,杜甫的诗可取者多,陆游有诗人风致。当然,“朱熹以道学家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以义理为根本,文章为末务,自然是周、程以来道学家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游国恩 王起等《中国文学史》第三册 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版)

第三,宋代三明诗词着力描绘三明山水以及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了诗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这方面内容的诗词数量最多,也更能反映诗人的创作水平。陈渊(1075—1154年),字知默,枢密院编修官,曾任守监察御史、右正言。他的《秋夕》《晚行》《铅山》《春晚书事》《月夜江行》《九日登庄楼》等诗,都能通过山水风光写出自己的经历感受,如“时序悲秋里,乾坤醉眼中”“望云心自远,采菊兴谁同”“衰榆弱柳未经霜,已见飘零片片黄”等诗句,极为清新流畅,不落俗套。杨时的“混沌凿开幽窍远,巨灵分破两峰青。云藏野色春长在,风入衣襟酒易醒”(《咏玉华洞》),写出玉华洞的优美景致,让人感到游洞悉心、流连忘返之趣。罗从彦的《静亭》、张致远的《溪声》《古渡》、邓肃的《送春》《庐山》《戴公岭》《浣溪沙》(雨入空阶滴到明)、邹应隆的《登七宝峰》、朱熹的《立春大雪游天湖》《九日登天湖》《武夷棹歌》等,都能在描绘山水风光中融入自己的人生经历,倾注自己的独特感情,可谓“登山则情满于山”(刘勰)之作。

第四,宋代三明诗词中咏物诗占有相当的比例,描摹物态,借以表现诗人的处世态度和抒发改变人生的独特情怀。张致远的《乔松》:“老干交枝铁曲蟠,莫言辜负大夫官。霜林叶尽雪花落,看取擎天万丈寒。”欲知虬龙老枝的傲霜斗雪之劲,待到漫山黄叶飘飞之时。还有他的《老杉》《修竹》、邓肃的《梅》、朱熹的《山茶》《梅》《红梅》《咏红白莲》《山馆观海棠》《次韵秀野早梅》等,都能在描写各种物的特征中映射人生经历和处世思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也。

第五,宋代三明诗词具体反映了诗人的独特生活和真实的内心情思。如陈瓘的《自警六绝》《杂诗》《卜算子》《临江仙》《满庭芳》等,道尽“天意人难阻”“谁识醒时是醉乡”的独特感悟。杨时的《县斋书事》三首其三:“身名于我两悠悠,形影相忘懒赠酬。拟把一竿沧海去,飘然清世一虚舟。”表现了诗人不求功名,淡泊名利的高洁情趣。朱熹的《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齐山》诗),前者系临安罢归后所作,阐述人生祸福相依的道理,赞赏范蠡功成勇退的豁达,也表达了自己道学主张难以实行的激愤之情。后者系晚年被打成“伪学魁首”后所写,抒发诗人在身处逆境时的凄凉心境,但他不怨不悲,表现了通达洒脱的宽阔胸怀。这里需要指出,写自己读书的经历感悟是常见的题材,罗从彦和朱熹写过同题绝句《观书有感》,罗诗重在揭示方法,朱诗重在阐明效果。

第六,宋代三明诗词也保存了一些题贺酬唱之作。陈瓘的《答瑞岩湛老》《寄觉范长沙》《减字木兰花·赠广陵马推官》、陈渊的《次韵范济美秋雨感怀》、邓肃的《和邹宣教》、冯梦得的《题玉华洞》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诗大都属于应酬之作,较少社会现实意义。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说:“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宋代三明诗词也是这样,名家高标,在创作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概而言之,大致有以下几个艺术特点。

第一、重视社会现实,扩大诗词创作的题材,政治仕途、军事抵御、旅途经历、参观访问、乡野生活、友人唱酬、读书感悟,感情波澜,可以入文也可以入诗。与整个宋诗相似,比唐诗的写作范围更广了,几乎全方位地反映了诗人所面对的生活,大到国家前途命运,小到山径细草落叶,都能在诗词作品中反映。这从陈瓘、陈渊、邓肃、朱熹等人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第二、北宋诗坛反对西昆体,追求通俗自然的诗风,三明诗人也是这样,多白描,少隐曲,以实写为主,追求诗的语言气势。如杨时写观潮:“涌云噫气声怒号,万马驰车随霹雳。低昂上下如桔槔,顷刻性命如鸿毛。赉囊负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艘。因思羊肠盘九坂,攀援蜀道愁狖猱。人生触处有万险,岂必此地多风涛。”(《过钱塘江迎潮》)把眼前的浪潮和想象中的险境结合起来,让人如闻其声,如历其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印象。再如“衰榆弱柳未经霜,已见飘零片片黄”(陈渊《秋夕》)、“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陈瓘《满庭芳》)等,都具体形象,寓意自明。但也有的通俗过头流于直道,较少形象意趣,譬如“意重财自劲,气刚语还直。毁誉不挂怀,行坐颇自得”等。

第三、能够成功地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寓情于景,托物抒情,增强诗词作品的形象意趣,使诗作更加耐人寻味。用拟人的如“看云石上无佳著,唯有白鸥知我闲”( 张致远《竹槛》),“不顾冬残自在妍,笑将疏影弄婵娟”(邓肃《梅》);用夸张的如“霜林叶尽雪花落,看取擎天万丈寒”( 张致远《乔松》),虚实结合相融的如“白云来去自闲闲,锁断千山与万山”(施常《谒徐仙祠》),用双边比喻的如“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朱熹这首小诗虽然带有唐朝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的痕迹,但模仿中有创新。谢枋得在《千家诗》的注解中点出双边比喻的本体和喻体:“此诗文公因观书而见义理之高明,犹水之澄清而洞照万物。问渠何其澄澈光明如此,则谓有源头活水周流。”(《千家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详见拙作《〈观书有感〉浅说》(载《世界汉诗》2008年第2期)。同题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手法相同,但远不如第一首塘水明镜,光影徘徊的形象美感。

第四,宋代三明诗词能够把现实和想象结合起来,深化了诗词作品的意境。郑安道赴好友朱乔年(朱松)宴赋诗:“老夫歌既醉,拄杖月中还。”醉后拄着手杖,唱着歌在月夜中回家,把平常的生活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吴䢛的“仙人昔炼丹,嶙嶒一卷石。俯视直千寻,凌空高百尺。两水落沧州,滔滔渺无极”(《炼丹台》),把传说中的梅仙董山董真人炼丹之所,写得缥缈不知所自,格外引人深思和向往。

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三明诗人有资料简单记载的有两百余人,《三明历代名人诗词选》(三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7年7月)就收录了124位诗人793首诗词,其中宋代的有13位。《尤溪诗词选注》(黄清奇编)选有宋代诗人24家。外籍在明任职的官员朱松、宋咸、陈襄、陈旸、郭祥正、赵善括、尤袤、刘宰、王迈、胡仲弓等均有诗名。如朱松的诗各体皆备,题材广泛,以五律、七绝最为可读。宋咸的《桂》、陈襄的《寄李惟肖》、陈旸的《咏龙都宫》、邓肃的《戴公岭》《黄杨岩》、胡仲弓的《尤溪山中》等都流传甚广。

 

                                  

元朝是蒙古族在中国建立的一个特殊王朝。在文化上,蒙古统治阶级一方面接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又保持着他们原有的民族文化习惯,他们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疯狂奴役和迫害汉族劳动人民。因此,汉诗的写作内容必然反映了同情民生疾苦和抵抗民族压迫的忧国忧民思想。三明这时期的诗词不多,题材大多也局限在身边生活琐事以及赠答题贺方面。

泰宁诗人黄元实(?—1353年),字廷美,天历中(1329年)授郡文学,多所造就,当道荐于朝,不就归。至正中(1352年)民变,官府令元实议讨伐,乱民掩至遇害。黄元实工诗,著有《廷美集》。现存诗稿的题材多是写景咏物之类。譬如《苏堤杨柳》:“杨柳青青夹岸垂,含烟带雨总相宜。苏公十里湖边树,谁遣东风一夜移?”《映水桃花》:“桃花一树含春色,不傍名园傍水涯。为爱清溪时弄影,风流别是武陵家。”平常的题材,白描的笔法,明白晓畅,表现了诗人对春天对桃花的热爱和赞美。《斜阳牧笛》《细雨渔蓑》《水暖浮鸭》《夜枕溪声》等大致与此相似,不再赘述。

郭居敬,字仪祖(据《日本抄本郭居敬〈百香诗选〉》署名“延平尤溪郭仪祖居敬选”),出生年月不详,元代延平路尤溪八都人。以孝闻名遐迩,史载“性孝笃,事亲左右承顺,备得其欢心。亲没,哀毁尽礼,尝取虞舜以下二十四人孝行事迹,序而诗之,以训童蒙。时虞集、欧阳玄欲荐于朝,力辞不就,隐居乡里,以处士终。”他的二十四孝诗颇为感人,但《郭巨为母埋儿》《王祥卧冰求鲤》等不可取,我们今天应予以摒弃。他有《百香诗》绝句101首,全部以“香”字作结。其中《画》《洗砚》《渔舟》《鱼》《蜂》《牡丹》《采莲》《春宵》《红叶》《冬夜》《风》等写得形象生动,耐人回味。譬如《红叶》“满林翠锦染新霜,几片飞来入画廊。曾与深宫寄秋怨,御沟流出一联香。”深秋霜染,红叶飘飞,不知进入多少诗人画家的笔下。它能长期引人深思于佑、韩翠苹那“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的美丽爱情故事。一片红叶题诗试探:“流水何太急,神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竟然很快得到回音:“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这故事未必真实可靠,但说得有眉有眼,打动了无数有情人。“扫除炎暑作清凉,意气飘飘远奉扬。几度广寒宫里过,桂花吹动满天香”(《风》),“清似夷齐立首阳,平生高卧傲风霜。若教汉简留青史,多少人留姓字香”(《竹》)等,把现实的真和想象的美较好地结合起来,有一定的诗情感染力。《画》无声有色,风过凤竹带梅香;《鱼》嬉游镜塘,吞得胸中墨水香等都写得清纯自然,活泼可爱。因为限于“香”韵作结,有些句子有重字之嫌,如“只爇梅花一瓣香”“斜插梅花一剪香”“担头斜插一枝香”“减却梅花一半香”等。

据《中国典籍与文化》中的《日本抄本郭居敬<百香诗选>》记载:在明为官的河南蔡文卿、常州卢可及、长乐黄文仲等都写过《题百香诗稿》,赞许郭的新吟,月明丹桂,乾坤清气,百香“诗中字字香”。

此外,据明万历《南溪书院志·卷四》记载,礼部佥事赵承禧《谒南溪书院》、廉访副使汪文璟有《题南溪书院》等诗,千古溪南,凉风乔木。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尤溪一中退休教师、三明市诗词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