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善群

1935年5月19日，我出生在广东汕头，然而，这个出生地和出生日是否正确无误，也只是记忆罢了。因为很小被卖，经过二道人贩子，才转到最后的买主——我的养父养母刘振兴和夏炎女。

1935年，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要剿灭共产党，内忧外患，兵燹四起，民不聊生，真是生不逢时，一落地便恶梦缠生。

我家原来在汕头市内开了个小中药铺。在朦胧的记忆之中，我懂事没多久，可能中药铺倒闭了，父亲到乡村当别人中药店的伙计，我也跟着去。凭地理环境的记忆，可能是潮州的某一农村。五、六岁时，随父亲回到汕头。一家人住在一条小弄的平房里。小弄口上，是一块很大的坪，有三棵很大的桂圆树，大坪就在大街旁。当时家里有父亲、母亲，二位姐姐和我，共五人。也不知父亲靠什么去挣钱养活一家五口，母亲生病了，大姐姐跟一个当兵的走了。（图为小学时代的刘善群）

一个黑暗的夜晚，听到隐隐约约的枪炮声，第二天起床出门，看到满街的日本侵略军。汕头沦陷了。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全家靠米糠和地瓜叶维持生命。一次，二姐不知为什么惹母亲生气，“饭”也不给吃。二姐饿得难受，上街去乞讨。讨得一点大米，装在一个破碗里，捧在手上，因为饥饿体弱，一路跌跌撞撞，摔倒在地，又逢刚下过雨，讨得的大米连碗一起丢在水窟里，弄了半天，才把大米和垃圾一起捞起来，回到家中，没顾上把大米中的杂物全部清除，便下锅熬粥。待粥熬好后，二姐先装了一碗颤抖着双手送给母亲，自己只剩下一点点。看到此情此景，我哭了，姐姐以为我要吃，就把那一点的稀粥端给我，我说：“我不饿，你一天没吃东西，你吃。”她酸着鼻子一口喝掉那一点。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永不消失的烙印，如今记忆犹新。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老师布置了“记一件记忆最深的事”为题的作文，我在一节课中，写了九页作文纸，把这一段故事记下来，而老师只给了60分，还批道：“是否从哪里抄来的？”我看到批语后，生气好几天。   

日本侵占后，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饭都没有吃，那来的钱给母亲看病！不久，她就离开了我们。二姐姐也不见了。当时也不知她是跟人逃生去了，还是死了，还是被卖了。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天天吃米糠和地瓜叶，有时，慈善机构也设点赈粥。我去讨过几次，每次给一碗。（图为1939年6月21日，广东汕头市区北部，日军机关枪手朝市内射击。）

父亲有三兄弟。大的，也就是我的伯父，有一大家子人，但日军侵占后，不多久，便一个个饿死了。小叔老大也没成亲，独自一人，也饿死了。三家人，就剩下我们父子，实在难以度日。记得有一天因为饿，我一直哭，父亲为保全我这条根，下决心把我卖掉。父亲对我说，有人带我去有饭吃的地方，以后可以写信回来，也可以回来。我实在是饥饿难忍，也不知道是让我去什么地方，有多远，便点头答应了。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人，叫我日后要写信回来，便匆匆去了。当天晚上，那位女人（人贩子）让我吃了一顿大米干饭。第二天领我走。当时幼小，也确实不知是怎么回事，只知有饭吃就好了。但是渐渐地感觉离家越来越远，走到一个郊区的山岗上，（可能当时当局也不准贩卖人口，或者要过税，因此不能在当地上船，而是要越小路，到别的小码头上船），回头看看远离的家乡，好像觉悟到什么，哭了，哭得很伤心，一路上一直想如何能逃跑回去。但一个小孩如何能逃脱大人的管制？！她把我带到一个小码头，上了汽船，逆水而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下船，住在一个不小的集镇上，可能是大埔老县城茶阳。关在楼上，不能下楼，饭也得在楼上吃，怕我逃跑。有一次在楼上发现一缸腌的碱橄榄，肚子饿了，偷了几个吃，后被发现，挨了一顿打。在这里过了一、二个月，女贩子又把我转卖给一个男的，从此，又跟着男的人贩子走，没有船坐，只得走路。同路的除了人贩外，还有几个比我大的孩子，可能也是被贩卖的。我们走了好些天，才到了宁化，住在城外道士街（后来认出的地点）一个客店，关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过了几日，我被一个小脚妇女买走了。就是我的养母夏炎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是邻居。被带着徒步走到淮土乡的淮阳村。这便是我的新家。养母曾生过一个孩子，死了，没再生。我到这个家时，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孩，后来却成了我的妻子。   

后来知道，淮阳村有不少从广东来的男男女女，都是抗战期间逃难被卖来的。我的邻居罗××是广东大埔人，另一个不知何地，长大后当兵去了。还有几个妇女，其中一个住在半街，石灰弄对面的一个店铺，已结婚，我上小学读书都要经过她家门口，没几年，她死了，死后有邻居偷偷告诉我，她说我是她弟弟，我天天在她家门口经过时，她总是站在门口看我，但又不敢认，不敢讲，怕挨打、被关，所以一直忍着，直到死去，还不敢相认。我听后很吃惊，天下竟有如此巧事，老天要把我们姐弟弄在一个村，又要残酷地拆散，让她早离人世，真是太残忍了，太捉弄人了。我冷静地想，一直想到如今，认为是有可能的巧合。因她比我大，同时又比我早离开广东老家。大人比小孩记忆较好，大认小一般比较容易，而小孩特别在几岁时，大人离开几年，可能都全忘掉，所以尽管我天天经过她家门口，也知道她是广东人，但从来未注意她。而且她家做米粉果卖，我可能都去买过，但丝毫没注意她的举动。听说她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死后焚化了，也没有什么坟墓，所以我长大后，也没办法找到她坟墓去辩认，去烧一炷香，此事也感到十分遗憾和内疚。   

淮土这个家，是个典型的农户，养父刘振兴，是一位老实农民。小时也读过书，但到头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他耕了一辈子田，但一不会犁田，二不会插秧，别的农活做的非常细心，很爱护农作物，我还在读书时，回家也帮助做些农活，有时锄草，不小心把豆苗锄掉，如果被他看到，他二话不说，锄头棍便从后面打过来，你只好忍气吞声，埋头干活。

1944年，我已经十周岁了，才去启蒙读私塾。1945年进淮土小学二年下期，1949年小学毕业，小学读了四年半，成绩在中上。那时候读书环境很差，家里做豆腐卖，也开小客饯，还耕田，劳动力只父亲一人，我虽然年纪还小，但早上要放牛，带书去看，有时还要割草。晚上也还得劳动，如为做豆腐的大豆脱壳，有住客时还得帮忙烧火做饭，待家杂做完后，才能点上油灯做作业、复习功课，如此四年半读完六年制小学，而且成绩不坏，还读了一些课外书，总算可以自慰。小学期间经常与同学一道上山砍柴火时，有个较大的同学会讲一些故事听，有时听着迷了，就会想找书看，但是小学没有图书馆，很难借到，一次看到圩上有卖《三国演义》，于是同一位同学商量二人共同把它买下，都看完后，再各人一半分开保管。他同意了，但我没有钱，便在母亲身上想办法。卖豆腐到了晚上，就要清点钱，一般都坐在灶前清点，我帮助整理小钞票，趁母亲不注意，便从中拿一点装进自己的口袋。这样积累了一些时日，基本凑齐了，才把书买下。当时这套书价是二十一银毫，我出十银毫，那位出十一银毫，这算是自己出钱买的第一本书，利用放牛的时候或者假期下雨无法上山砍柴之机把《三国演义》这本古典名著看完。   

1949年小学毕业，能否继续上中学是个问题，不是怕考不上，而是家里不让，一是经济困难，想要我在家帮忙耕田，二是怕读书后跑回老家。我想读书的心愿如火燃烧，觉得没书读，比死还难受，于是拼命闹，拼命争取去考，最后还是争取到了。去禾口考了道南中学，又去县城考了省立中学（现在的宁化一中）和县立中学（初级师范学校），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记得当时要去县城考试，还向人家借了一套学生装穿。去上学，要注册费，要一套童子军装，还要伙食费，如何筹集又是一个难题。父亲既无兄弟又无姐妹，要请人帮助、资借也没有办法，最后想去做点小生意，希望赚到入学所必须的费用。再三的要求下，母亲给了我两块银元，于是跟着同村的大人一道去江西横江圩买了几十斤花生和梨子回家，同样跟着大人跑了六十里路，挑到县城赶八月十八的庙会，碰巧，这一年却没有搞庙会，货没有卖多少，次日又挑到丁坑口、安乐赶圩，没有卖完再挑到曹坊赶圩，结果还是剩下几斤梨子回家，正好绕了一圈，走了二百多华里，花了六七天时间，最后，不仅钱没赚到，连老本也赔上。做小买卖靠卖得快，价格好，再加上短斤少两才有钱赚，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孩不会也不敢耍秤头，加上折腾了六、七天，住宿费、税收和管理费，亏是肯定的，回到家里，还好父母亲没有怎么责怪，在他们看来，也就是付学费得到一次锻炼罢了。但是入学的费用仍然没有着落，开学了，仍然呆在家里。道南中学的廖老师登门动员，最后免了童子军服，算是上学了。   

入学了，当时解放军已经渡江南下，摧毁了蒋家王朝，正往南挺进。8月13日福州解放，9月30日，石城县地主武装头目周寿松带领一个团及家眷溃逃到禾口，他们前前后后自上午至下午在禾口寻找驻所，不少都要进学校，但学校坚决拒绝，没有一兵进入学校。学校总算平静。次日清晨，师生照常到操场集合升旗（青天白日旗），有几个解放军进来，叫我们把旗降下，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抬头张望时，才注意到后山有不少的解放军，架着许多枪，枪口都对着我们学校。事后知道，周寿松溃军逃窜禾口时，解放军四野一一四师四三二团一个连追在后面，周部知道后有追兵，便连夜逃往方田，解放军也是晚上开进禾口，原以为周部驻扎在道南中学，所以把中学包围起来，天亮后，才知周部逃往方田，所以也随着进军方田。当天在方田击溃了周部，解放军也随即撤回江西。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总的印象是身材魅梧，纪律严明，态度和蔼，军威十足。

宁化解放了。

历史由此掀开新的一页。现在的孩子都过着幸福的日子了，怎么能想象旧中国的孩子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我要用苦难的童年经历告诉孩子现在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作者系宁化客家研究中心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