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书 清
我下乡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全国人民在各行各业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在我所在的大队“农业学大寨”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1、改造山垄田
当时廖原生产队有几处山垄田是烂泥田，成年男子一站到田里，马上会陷到裤裆那么深，个别地方还会陷到腰间那么深。在村头小路靠近廖原岬的边上，有一坵极深的烂泥田,大队决定对这坵烂泥田进行改造。据说这一坵田是三年困难时期村民偷偷开荒形成的，常年积水。有的时候因为烂泥田里的水长年排不出去，表面形成铁锈色，所以这一类烂泥田也叫做“铁锈田”，廖原生产队这样的“铁锈田”还有许多。廖原生产队所要改造的这一坵烂泥田已经荒废多年了。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全队动用大量人员改造烂泥田。队里的几次农田改造工作，我都有响应号召积极参加。农田改造首先要排干烂泥田中的积水，然后动用大量人力，将田里的表面烂泥移到旁边放好，发现有出水的泉眼，便在泉眼的周围用大口径木材铺底，再在木材上铺盖上大量野草，最后再将烂泥回填。结果是田里的铁锈水排干了，泉眼的水却不能再淹到田里了，由于没有水，后来这一块田还是被放弃了。2009年我再到村里时听村民说，开放以后这一坵田分给了X家，由于种植时不保水，他也放弃了，没有种植任何农作物。现在放在那里长草，据说草倒是长的很茂盛。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据说当时就有人持不同意见，但是党支部、下放干部、贫下中农管理小组决定的事，谁也不敢公然反对，以免被戴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按照上级的指令，我们在当知青时没少干过。
2、推广插秧机、收割机等先进农作技术
1972年开始在廖原大队进行“农业学大寨”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推广插秧机播种的先进经验。插秧机是手动式的，由当时三明市城关公社农机站生产。手动插秧机的原理是：人工驱动，插秧机上的转轮跟随人工手动的频率，带动秧苗盘上的拨叉把秧苗推送插到田里。原来在水田里培育的高稻秆的水秧苗就不能用，这种水秧苗一放进插秧机秧盘就东倒西歪，插秧机的拨叉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第二年开始搞温室育秧，但是温室里育出来的秧苗参差不齐，再加上农田里的土块没有全部碾碎、耙烂，秧苗落地之后没有全部插到泥土里。再则田地有深有浅，秧苗栽到深的地方就会漂在水面上。当时的城关公社农机站设在现在三元区城关中山路，据说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推广插秧机技术在插秧中常常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插秧机手将插秧机朝前推进，插好的秧苗有时会被跟进的插秧机手踩坏；如果人在插秧机前面倒退着走，则人走后留下的脚印很深，有时根本就不能把秧苗插进去，大部分秧苗就会漂浮在水面上。这时候紧跟在后面的老农民就会赶紧过来补栽秧苗。我经常会被安排去挑秧苗，一部插秧机通常要三个人来操作。一天下来也插不了多少的秧田。听见农民悄声用本地话在说：“本来只要十几个工分的活，现在却要四五十个工分。”廖原村山垄田占村里可耕田地的百分八十以上，只有很少的阳面田，而这其中只有两坵比较大的阳面田适合推广插秧机播种。为了整理这两坵大田供给第二年插秧机播种做实验，头一年冬天生产队花费了一百多工分的劳动力进行农田改造。当时在廖原村大队部上看上去的大坵的阳面田，是临近廖原村的中村公社草洋村和列东村的田，因为解放前，廖原村的绝大部分村民都是这两个村地主的佃户，这两坵阳面田是解放以后廖原村村民才分到的。
3、收割的时候推广先进的收割技术
所谓先进的收割农具，就是用一块硬质木板，开成喇叭口形状，两边并排插着许多锋利的齿状刀片，木板的后方部位下方斜插着一根木柄，木柄的下半部三面用每边各三十公分宽、四十公分高的木板围着。收割时节前三天到一星期，先把田里的水放干，农民们说这是“烤田”。开始收割时，先由农民用镰刀把在田里成排的稻谷割开一个口子，随后推着收割工具的那个人，再把收割机对准要收割的稻丛，一般并排只能推割两排。勉强被“割下”的稻子，就躺放在木柄上钉着的小盒子里，待到小木盒满了，跟在后面的副手就过去把稻子抱到打谷机那边去脱粒。这种人工收割农具，虽然可以适当减少农民们割稻子时候弯腰的程度，但是过了不久，刀片钝了，只好停下来更换刀片，如不及时更换，有时会将扎根较浅的稻丛连根带泥土一道拔起。属于试验阶段的刀片质量很差，一个上午要更换二次以上，每天要更换刀片四次到五次。刀片经过四到五次人工俢锉以后，就得再送到城关公社农机站修理。第一年我所在生产队只拿了四块大小不等的农田来做收割实验。充当收割手的农民说：“我还是用手工收割更自由一些”。经过后来仔细测算，原来往年用一百个工分的劳动力可以完成的任务，现在至少需要一百八十个工分的劳动力来完成。再加上插秧前的准备工作，例如头一年冬季农田改造、收割前放水“烤田”，农具检修等等工作，实际上是达不到“快”的效果。但当时谁都不敢说出来，否则“阶级斗争”就会临到他的头上。
在廖原大队推广人工收割工具一共试验了两年，后来就放弃了，总共据说花费了三百多元的零件费。有一个铁路中学下乡的学生是安徽省人，这位学生说，在他们老家这种收割工具，是用来割麦子的。后来总结经验时得出结论：因为他们北方田地平坦，加上麦子是连片生长的，所以这种人工收割机用于收割麦子是很好使用的。而我所在大队大部分是山垄田，为应付“农业学大寨”勉强整理出来的几坵田地势并不平坦，况且稻子是一丛丛生长的，稻秆的底部没有麦秆的粗壮，再加上收割农具还处在试验推广阶段，所以不能取得预想效果。最后上级领导定调子：“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
4、抛秧技术
后来不知从哪里又学到一招叫做“抛秧栽种法”，于是在廖原生产队又雷厉风行的干起来。具体做法是把秧苗掰成平时插秧的株数，朝田里抛去，要求抛的准，抛的整齐。这样的做法方便了半劳力和儿童劳力，他们可以在山上和山边的小坵田里抛撒秧苗，那无非就是站在田埂上，稍微弯腰就可以把秧苗抛到田里，况且山间的农田最窄的地方只能栽种下一丛秧苗，因此那些半劳力小社员领受的任务很快就都能够完成。
而在阳面大坵田这边抛秧的场景就热闹了。因为没有固定谁作为抛秧手，有出工的知识青年都跑去田里学抛秧了。包括农民在内几乎都参与到这一场“抛秧竞赛”中来。有抛得准的，有抛不准的；有真的抛不准的、有故意抛不准的。还有的抛到人的身上面，就像是儿童在戏耍一样。还有的知青不小心踩到新修整好的田埂上，摔倒在满是泥水的秧田里引来满田人的笑声。事后有人发牢骚：嘻嘻哈哈学大寨、费工劳神效益差。不过只能在背后偷偷地说，否则就会被戴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帽子被批斗，成分不好的人或平时被干部看不惯的人会被抓到公社“学习班”，在那里会享受到“文革”期间的那一套批斗“牛鬼蛇神”方式方法。我刚下乡的时候，在陈大公社陈墩村就有办一个学习班，专门“教育”那些不听大队干部指挥、管理的人。在廖原大队插队的庄同学和陈同学就被抽调去看管“学习班”的人。他们二人是专科学校毕业的，属于高学历，据说在当时属于“干部编制”，所以他们被抽调去看管“学习班”的人。陈同学退休时享受正处级干部待遇；庄同学退休时享受高级讲师待遇。
当时的效益差是指，1969年我大队年终收益结算时十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一角二分，也就是说一个正劳力一天的收入只有一角二分钱。所以家庭子女多的人也有年年超支的，但是到年终虽然分不到钱，口粮还是要分给他们的。
有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没有去上学，或者小学才读了几天就停下来到田里参加劳动，因此他们被称为“半劳力或者儿童劳力”。所谓“半劳力”是以整劳力十个工分为评分标准换算的，他们一般每天能被评上三个工分到五个工分。而大人们的工分都在十分以上。最高的可以评到十五个工分。知识青年的最高工分上限是十个工分。“儿童劳力”是指不到八岁的小孩，开始参加田间劳动时没有给工分，一般二三个月后也会给他们工分。这些被称为“半劳力或者儿童劳力”的小农民们，他们一般在八岁到十岁之间。他们可以跟着大人一起挖田里的稻茬、帮忙队里放牛、帮忙挑少量的秧苗或者肥料到田间、为大人们挑开水、帮助大人们回家或者到队部拿农具等等。还有的小孩在大人使用牛耕地的时候，跟在大人后边，将大块的烂土疙瘩，用锄头挖开，以便耙田的时候更方便一些。他们身上背着装泥鳅的竹篓，碰到犁过的田里跳动的泥鳅，顺手就把泥鳅抓起来放在竹篓里，有时候运气好的一天能抓上一小碗，回到家里用自家大灶上的余火在大锅慢慢烘干，就成了佐餐美味，在当时的农村，再没有比这种劳动更能让孩子们高兴的事了。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三元区民歌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