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宗 辉
三
(上接《三明文史》第十五辑)明代初期，朱元璋在政治上建立高度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封建统治集团一方面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一方面对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控制的手段，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规定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统治者布置文网使得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误而得祸。统治阶级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明成祖还命胡广、杨荣等编《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学生员”必读之书，并制定了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考题限朱熹注《四书》和宋儒注《五经》之内，格式、字数都有严格限制，谓之“代古人语气为之”。这就大大束缚了文人的活跃思想和诗文的创造性。嘉靖以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诗文以唐宋名家当典范，被称为“唐宋派”。他们对三明诗人的影响不大，对散文写作似乎更有影响。万历以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社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特别是张居正为相时，加大改革力度，清查丈量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的新税制，大规模兴修水利，南方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这时继“唐宋派”而起的“公安派”进一步反对复古，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文学主张。这种文学主张对三明的诗风有一定影响。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严重束缚了文人的思想，但是录用人员的逐渐增加在客观上促进了三明文坛的繁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台阁体”的盛行，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实为陈陈相因，平庸无味，只是歌功颂德而已，但在三明特别是尤溪歌颂朱熹、谒访南溪书院的诗文大大增加。这些诗词虽无实质性的创作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地方诗坛的气氛，扩大了诗词写作的队伍，不仅当地文化人积极投入写作唱和，而且不少在明为官的外地人也以此为斯文，唱酬题贺，不少还要写成组诗（具体参见明崇祯版邓一鼒主编《尤溪县志》、万历《南溪书院志》以及民国十六年版《尤溪县志》等）。左派王学王守仁、汪艮、李贽等猛烈攻击程朱理学，揭露程朱理学的虚伪面目，怀疑传统的封建教条，公开提出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否定圣贤权威，坚决反对个性束缚，主张男女平等。此后，三明各地诗词颂君颂圣的风气有所收敛。
由于统治者实施高压政策，明代三明诗词的主要题材为游览参访、山水风景、咏物抒怀等。从现存的资料看，主要诗人有邓文铿、严九岳、陈源湛、罗明祖、曾侗、黄文梯、赵献、赵昌麟、赵璧、田顼、蒋秉铨、郭启逢、郭麟、张显宗、赖世隆、裴应章、叶元宝、李于坚、裴如甲、伍晏、郑维凯、黄琛、李春熙、丁之贤、朱国汉、李嗣元、江日彩等。
明代三明诗词重笔描绘三明风景名胜，也不忘美丽家园的山山水水，抒发诗人热爱家乡、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邓文铿（1360—1427年），字德声，明代永安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擅长诗词，为官廉洁，累官茂名知县、高州知府、湖广布政使司、刑部主事、佥都御史等。他的“一湾漱玉涵春色，两涧清流长翠苔”（《桃源活水》），用漱玉含春比桃源涧水，引人联想；陈源湛，字醴泉，万历恩贡，广东和平知县，高州、梧州通判，政声文名兼备。他的“悬崖高削千寻玉，幽壑寒生六月秋”（《桃源洞口》），千寻高崖削玉比飞瀑，六月寒秋状涧壑清幽凉爽。曾侗，字良中，明代沙县人，少时有神童之称。成化十九年举人，工诗文，任梧州司理有政绩，升象州、绵州知州。他的“挂褐僧归云自在，淘金人去水空流”（《游淘金峰》），写出了淘金山的云飞林幽，山清水秀。郭启逢，字际时，号鹤峰，明代大田人，少聪慧，八岁能诗，初授江西抚州府通判，后升湖广荆门州审理，有政绩，人称其诗“硬语盘空如生龙活虎，又如千岁之松高百尺”。他的“山花野竹平桥舞，远近人烟草树齐”（《春游前溪》），写出亲近自然的山野人家自得其乐的生活状态。李于坚，字不磷，明代清流人，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曾任两浙学道，涉猎经史百家，著有《西河草》《吴草》《楚草》《燕草》《遁园草》《酒花草》等。他的“石漏藏云古，山醒积雪多”（《寄答友人游玉华洞》），写出玉华洞的深幽迷离，用语形象有趣。裴汝甲，字符剖，明代清流人，博通古今，官至大学士，有《招隐堂诗》一卷。他的“韵高时点缀，意到共逍遥”（《游玉华洞》），纯用白描，如一幅写意画。伍晏，明代清流人，弘治乙酉（1489年）举人，曾任职平州，为人刚正不阿，遭执政嫉恨，弘治间实录郡守礼聘修志，清贫如洗。伍晏生平善经史，乐工词。他的“亭亭屹立青天外，疑是池阳九子山”（《登七峰岩》）、“星疏水国河图出，月印潭心太极浮”（《观澜亭》）等，把七峰岩的高耸，观澜亭的巧构，轻轻一笔就勾画出来了。这些诗抓住各个风景名胜的特征，用饱蘸感情的笔描形绘色，又形象生动，深刻表现了诗人对家园对祖国美丽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这类诗继承了魏晋以来山水诗的一贯传统。
其次，描摹物态，从物性上感受世道人生，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怀。如严九岳的《春思》：“鸟有怀春日，人有伤春泪。鸟声枝上啼，人泪尊前坠。”《杜鹃花》：“一出闽山恨转蓬，名葩落寞笑春风。数年阔别惊看汝，恍对雷坛万树红。”前者以鸟比类，写自己的伤春落泪。写得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后者寓情于杜鹃花，万树艳丽迎春，唯有名花落寞，此景是诗人的眼中景，此情是诗人的心中情。杜鹃啼血，名仕伤春，自古皆然。郭奇逢的《梅》：“玉骨冰肌绝点脂，直从根拔到柯枝。春风独布花如锦，写出孤山格外诗。”以高洁的梅花隐喻人生，从根到枝冰清玉洁，多少花儿迎春开放，而梅花却无意争春，冷眼傲世，表现了诗人的高洁志行。郭麟的《云庄》、伍堣的《东华咏蝉》、郑维凯《云台》等都属于这一类。嘉靖年间任尤溪知县的钱贞有一首《丹溪》：“半空烟霭千山雨，一径松风六月阴。远树依依横落照，闲云冉冉伴幽禽。”形象刻画了丹溪的清幽美丽，烟雾茫茫，闲云冉冉，哪怕是六月暑气，松风徐徐的山径也是清幽凉爽的。
第三、受到公安派和左派王学的文学思潮影响，三明诗人的思想逐步开放，他们把旅途及其见闻感受作为诗词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如李春熙（1563—1620年），字皞如，号泰阶，明代泰宁人，万历戊戌进士。初授南直太平府推官，端州司理，有政声，升南京户部郎中，忠君爱国，品行耿介，著有《元居集》。他的《苦行》：“有剑愁山鬼，无舟问要津。皇图应自泰，不敢压风尘。”《浩歌行》：“豺狼当道阻关梁，长绳不系鸟飞疾。十载风尘一梦间，形疲无药驻朱颜。”旅途艰辛，肯定在其中寄寓着诗人的人生况味。丁之贤，出生年月不详，字德举，明代建宁人。他是一个平民布衣，从崇祯时民变起，他匹马走贺兰山，出长城，访古战场。李自成攻陷长安，他脱身南归，受汀州王将军器重召至幕下，并赠以婢女。王将军调离后，他家贫如洗，连写诗的纸张都无力购买，后人集有《绥安二布衣诗》。他的《移家早发洪广营》：“蚤发移家远，驱车出塞城。寒鸟栖不定，别马冻犹鸣。月色侵裘冷，霜华拂剑轻。行行已十里，天尚未黎明。”在一个冷月银霜的寒夜，移家远行，寒鸟惊霜，凄风侵裘，走完十多里路，天还没有发亮，形象地反映了移家旅途之艰辛。
第四、结合地方文化特点，开辟城区及近郊景点，并组织诗人写作诗词，唱和交流印刷，甚或勒碑永铭。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初步繁荣，县城和集镇开始改造，譬如尤溪县拓宽衙前街（宣化街），全线铺上石板石块，疏通水沟，并用宣宗的年号命名为“宣德街”。众人推举田濡（字博润，号梅坡，正德间授处州卫经历）牵头在历代八景的基础上讨论增补为“尤溪十景”（原诗参见明崇祯版《尤溪县志》卷九）：双峰挂日、二水明霞、东岩虎啸、西泽龙潜、玉溪青印、金鲫湛泉、牛岭耕烟、龙台钓雪、狮麓春云、虹桥晓月。这些诗反映了地方文人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介入，通过县志、书信、景点勒碑向外扩展宣传。那情景大致类似于当代社会的景观工程。譬如田濡的《狮麓春云》写县衙：“伏狮春未分，亭午云犹拥。晚风吹不起，寒压山城重。”位于伏狮山麓的县衙，面临青印溪和尤溪河的交汇处，春冬之时，到了中午还处在云雾弥漫之中，整个山城都显得寒冷。他的《虹桥晓月》写得更为形象生动：“连卷双彩虹，倒影明镜里。天风泠然来，吹月坠江水。”以彩虹喻桥，以明镜比水，写出青印溪上玉带虹桥的清幽美丽环境，后面两句更是活泼有致，一阵山风吹来，水波荡漾，月亮在水波上起伏晃动，景象十分迷人。永安的桃源洞口、梅岭层峦、走马岩，沙县的淘金峰、凤凰山、太史溪、吕峰山、洞天瀑布、獬豸山等，都有当地诗人的创作。
此外，万历时期的李贽公开主张男女平等，自择佳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9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三明诗词有了爱情诗的写作，但公开于世的诗还是很少。现存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明祖和景翩翩。罗明祖，生卒年不详，字宣明，号纹山，明代永安人。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他有两首词《长相思·秋恨》《鹧鸪天·闺情》都是写爱情的：“南天秋，北天秋。一样杨花两处愁。夕阳吹满楼。江东归，河东归。到海应传言信稀。腰肢减几围？”从春到秋，从秋到春，一天天一年年都是在愁思中度过的，因失望而愁得人瘦腰细也没有音讯。颇有衣带渐宽人憔悴之情状。后一首写道：“云暗重闺柳暗墙，眉桃鹦鹉不须防。缠绵细尽从前意，紧急仍催后约商。腮贮泪，臂留香，巫山云断九回肠。今朝略足平生愿，点滴花心浪漫装。”由从前的缠绵细尽到后来的贮泪断肠，失望悲凉之至。情感经历写得比较大胆的要数建宁的景翩翩。景翩翩生卒年不详，字惊鸿，号三妹，有美色，原籍苏州，清兵入关时，她随父母南逃途中失散而沦入娼门，后由建宁丁长发赎出为妾，不幸受尽虐待，自尽而死。她博通经史，能诗能画，诗作凄凉悲愤，反映了一个下层知识女性的不幸命运，以及与黑暗社会的无力抗争。她有《散花吟》传世，今存诗有《休洗妆》《泰宁病中》《寄友》《送张孝廉》《闺情》及《宿红桥记梦》（五、七律各一）等多首，这些诗几乎与她的情感经历有关，但大多反映的是凄凉悲苦之情。譬如：五律《宿红桥记梦》：“梦境还堪忆，红桥约可疑。岂因填鹊至，重与牵牛期。落日穿帷净，凄风入夜悲。无端枕角上，薄命诉峨眉。”梦后对爱情的失望、凄苦之情跃然纸上！“望断支机应化石，愁填鸟鹊未成桥。”无奈凄清，悲凉痛苦，让人读后有“至亲至疏夫妻”（唐李冶《八至》）之感。
在写作艺术上，明代三明诗词比起宋元时期更成熟了。首先，诗人将人生世相的品评融入具体的景物中，思想情感表现得比较含蓄委婉，因此诗味更浓。譬如邓文铿的“几树孤高凌顶上，数重青翠接云端。金枝带雪连烟锁，玉叶漫山和月寒”（《梅岭层峦》）。梅岭高山，树梢耸云，雪还没完全融化，青枝已经摇曳。表面写梅岭春信之早，其实是要表现“举头先得一枝看”的人，一年之计在于春，贵于走在春的前面！严九岳的“何事天公相见妒？乌云剪碎掩嫦娥”（《通州官署中秋有赋》），“数年阔别惊看汝，恍对雷坛万树红”（《杜鹃花》），其中的乌云、嫦娥隐喻着官署中不同阶层的人，天公也应该有双关之意，杜鹃花和万树红花也不会是纯写自然界的花，都有现实的比类意义。张显宗的“人情苦乐知多少，月色光辉总一般”（《对月追怀》）、“夜来风雨太无情，人意爱花天意不”（《题梅花》）等，揭示人情苦恨，失意才是常态。
其次，修辞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呈多样化。在此之前，除了像朱熹等书香世家之外，一般诗人在一首诗里写法比较单一。到了明代，当地知识分子的大量增加，写诗条件优越和交流机会也大大增加。从各地官府署衙的发展看，诗联是明代官府文化最基本的形式。“能造者其必诗”，从北京故宫到各地宫署府衙的文化张扬，自然透露了时代官场的文化气息，公事之余，官员不管是有感而发还是附庸风雅，总是喜欢游历名山胜水借景抒怀，在反复的写作和交流探讨中，诗艺自然也会得到一定的提高。诗作修辞等手法的运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譬如清流赖世隆的诗就比较熟练地运用了双边比喻：“淡若纱笼金翡翠，浓如水浸玉芙蓉”（《南极白云》）、“泛泛柳荫轻似叶，招招兰浆疾如梭”（《北渡孤舟》）。伍晏在诗中用借喻：“红树晓闻金翡翠，白云秋叠玉芙蓉”（《登屏山》）等。
第三、重视诗的内部章法结构，精心布局联章长诗。明代三明诗人律诗数量普遍增加，以《三明历代名人诗词选》（政协三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选入八个清流诗人51首诗为例，其中古体诗2首，绝句7首，律诗42首。这些律诗的颔联颈联对仗都颇为讲究。从已选的李于坚两题五律组诗看，《忆磊园山居》《寄答友人游玉华洞》分别为14首和21首。游一个溶洞一气写下二十多首律诗并非易事。此外，在明为官的林咸、林华春、陆观德、曾咏、黄如松、梁廷钦、邓一鼒、蒋之芳、钱贞、张世举、王之庆、官贤等都有不少诗作。
随着诗词文化的快速发展，这时期三明各县楹联创作也十分活跃。每逢年节或喜庆活动，县衙、书院、学校、商店、祖祠、寺庙、民居、路亭等都张贴对联。譬如尤溪县衙大门联：“道先正己，志在安人。”一副短联，引领了城乡的文化潮流。朱熹的“鸟识天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漳州开元寺书舍、福州西湖均有此联），借“鸟识天机、鱼穿地脉”告诫晚学珍惜时间，借助前贤著述向深处钻研，获取自己的学习所得。由于对联与诗词的创作和应用范围有异，需要另文阐述。
四
满清入关建立清朝后，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引起全国各地的抗清武装斗争。除了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外，民间的抗清运动也风起云涌，前仆后继，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的民族气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杜濬、钱澄之、归庄、申涵光、吴嘉纪、屈大均等都是抗清的一代名士。东南沿海和广西云南的抗清斗争坚持很久，西南抗清直至康熙元年才失败。而郑成功领导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一直坚持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这种爱国精神对三明诗词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影响。
满清统一全国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在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措施，封建经济有所发展之后，整个社会逐渐恢复了繁荣的局面。但是，经历过晚明的社会混乱，再加上清朝统治者文化上的黑暗统治，科举制度沿袭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扩充录用名额，规定纳捐制度。严禁文人结社，大兴文字狱，极力压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抗。顺治以后，明令禁止文人结社，雍正以后，更是定例究查，文字狱之祸超过历代统治者。
清代三明诗词的题材首先就是反映抗清斗争的民族正气，反映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刘宗枢担任尤溪知县。他兴贤劝学，创办书院，革杂派，备军器，建构演武亭，开辟跑马场，建桥修志，美政颇多。他的“弦鸣霹雳惊鸿影，笔走云烟散玉笺”（《东园构小亭习射》）、“忽闻临界传金柝，为把吴钩笑未休”“颦鼓声停解战袍，如云猛气更添豪。控弦直落云中雁，行至营中醉翠涛”（《练乡兵四首》）知县一边积极备战，训练地方武装，一边以诗志之。他也很自豪，兴致何殊春夜会，风光不异醉翁篇。建宁诗人徐显璋在厦门，闻知澄清海巫有感而发：“百年海巫庆澄清，螳臂犹传郑氏兵。折戟沉沙磨洗尽，暮涛空卷战场声。”（《厦门偶感》）面对天下动乱不安的形势，三明诗人自然忧思在胸：“客思笳吹动，乡心雁带还。夜长浑不寐，起看月钩弯。”（黄梓庠《客中感怀》）黄梓庠（1872—1900年），字杞良，号澹庵，清代永安人，光绪丁酉（1897年）拔贡。负文名，嗜金石学，戊戌（1898年）廷试不遇，感愤时事，庚子（1900年）春卒。他的古体诗更是写得摩拳擦掌，愤惋勃发：“我生伤时每痛哭，青山泪落秋风多。急于请缨苦无路，中夜起坐将如何？男儿牅下事讽诵，人间岁月空蹉跎。有时愤惋忽勃发，七尺自脱雄刀磨。相视知君有同志，侧身天地能狂謌。健笔动惊鬼神走，怒气直把风云诃。入世所贵在大用，否则终日纷纷酒颜酡。安用中原惯驰逐，南船北马快如梭。”强烈表现了诗人急于奔赴战场杀敌的英勇精神和请缨无路的极端愤慨。（《为智皋兄题扇》）“书生已叹疲戎马，幕府何当洗甲兵？”（曹振懋《庚甲过厦门书感黄荫亭》）晚清诗人黎景曾在《旅怀》中写道：“酒未沾唇心已醉，睡难安枕梦偏痴。”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匹骏马，厮杀疆场：“誓化此身成骏马，嘶风万里迅奔驰。”尤溪十二都（今联合）秀才林正仲（1840—1907年）赠副贡，他的《秋兴二首》期望停戈息战，向往和平生活：“但期兵解干戈息，岂意声闻鼓角忙。世事升平如可卜，好将杯酒答苍穹。”在这一点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得到了继承，我们在黄梓庠和黎景曾的诗里，仿佛看到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的弓弦剑影，仿佛听到了他们报国无门的愤怒呐喊！
第二、清代三明诗人激于正义，同情民间疾苦，许多诗词以反映农民生活贫困和乡村破败为题材。诗人经历过社会的动荡变化，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不能不面对生活现实，不能不面对家园的破落。明遗民李世熊和“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是这方面的代表。李世熊（1602—1686年），字元仲，号寒支道人，明亡后，他隐居山林，累征不出，富有民族气节，生平推崇六经诸子百家，弥不贯究。其文深沉峭拔，雄伟凄厉，有《寒支初集》等传世。他的《闻说马上俘妇》：“人似明珠马似龙，裹鞭遥指杏花中。市边帘舞香迥酒，骑后胡催骤入风。飏罩半枝金杏粉，垂裾一派石榴红。汉家画史今如在，再榻明妃控玉骢。”军阀混战，百姓困苦不堪。骑兵浩浩荡荡不但吃喝掠夺，而且霸占民女，如果看到年轻貌美的还要俘获携带军营占为己有。诗人描写社会现实，表现了对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封建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他的诗不管叙事、咏物，还是写景都寄寓了自己关注社会实际、同情民间疾苦的感情。譬如《读书》《古松》《舟山九龙》《走马灯》等。
黄慎（1687—1770），字杂懋，号廮瓢山人，清代宁化人。雍正间布衣，老画师。侨居扬州，与郑板桥友善，为“扬州八怪”之一。他的画形象怪特，缥缈逼 真，诗词情感真切，气魄浩方，有《蛟湖诗抄》传世。郑板桥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墨竹图题诗》）的名诗。黄慎的诗更是直接反映了他亲身经历的苦难：“天地降以灾，厄我灵椿伤。母也守残疴，午夜历冰霜。我年一十四，两妹相继殇。幼弟在襁褓，失乳兼绝粮。是时薪如桂，盗贼起年荒。天地晨昏黑，日蚀尽无光。”（《感怀》）诗人自己的苦难如此不堪，涕泗滂沱过日。他也不忘同样遭受不幸苦难的同胞：“宅是人何处？秋山剩夕阳。竹根穿冷灶，松鼠坠空梁。寂寞伤今日，流离老异乡。但余文字在，点点泪成行。”（《过绥安丁布衣旧宅》）诗人描写“竹根穿冷灶，松鼠坠空梁”家破人亡的无限悲凉现实，表现他“点点泪成行”的极大痛苦和悲愤，有力控诉了黑暗的满清封建王朝。他的《杂言》小诗以牛犊和老鼠的比喻曲折地揭露了统治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他的《述怀》《旅怀》《归里》等都或隐或显地反映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人民遭遇的苦难。
康熙年间在尤溪担任知县的李埙心里一直牵挂着民艰，在诗里多有反映：“欲绘民艰达九重，无缘能步监门踪。闲来静对伏狮坐，岳立难移愧此峰。”（《望伏狮有感》）吴宜燮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宰尤溪，进士，出示严禁溺女恶俗，严禁久停亲柩而不下葬的陋俗。他的《戒溺女歌》写得正气高扬，气势磅礴：“燕雀爱其雏，日夕不忍离；猛虎犹抱子，依依哺乳时。岂腼然人面人心而反不如禽兽之仁慈？劝吾民，听吾歌而猛醒，抚清夜而寻思，自今以往长相保，勿相遗，共承天地福无涯。”以燕雀、猛虎作反衬，警戒乡民不再溺女。十八年后在尤溪担任知县的焦长发关注民生，兴办学校，建构奎阁，在职时极力劝农：“好趁风日佳，荷锄东西曲。驱犊犁深清，插秧匀净绿。行看庆有年，明昭邀神笃。”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永安诗人陈云龙十七岁随伯父到香港经商，二十九岁返回家乡。途中艰难跋涉，写下大量诗词。他的《小除日书怀》写了慈母盼儿回家过年的情景：“眼穿慈母闾前望，游子他乡尚未旋。”他的《贫士叹》写出对“米瓮空空底可谋”的穷人的同情。还有《听农人论剪辫事》的提心吊胆，但愿“免将缧绁向头穿”，世道最先为诗人所道破，道学的面纱最先被诗人所解开。
第三、清代三明诗词扩大了写景的题材范围，他们的诗不再限于写三明本地的景观，也不再限于写纯自然的山水风景。从《三明历代名人诗词选》中可见，吴嘉谋的《谒武侯祠》，刘安善的《游西湖》，朱仕玠的《湘中曲》，徐显璋的《金铙山》《卢沟桥》《厦门偶感》，王光宇的《舟次延平》，杨瀚的《楚中送家叔归里》《大姑山酬客》，晚清黄曾樾更是游遍大江南北，他有《钴鉧潭》《龙门》《游北海》《建康杂诗》《北宁道上》《湘黔道中杂咏》《昆明烟翠山庄》，连青的《徐州渡黄河》，伊光媚的《香港即事》等等。诗词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题材的扩展，首先是三明诗人仕途的扩展，文人交游的增多，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三明诗词的思想内容，反映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画面。
乾嘉以后，诗坛避开社会现实，大兴考据之风。这对三明诗词影响很大。各地又颂君颂圣，为朝廷粉饰太平。譬如尤溪包括邻县官员大写文公祠、韦斋古迹、南溪书院、毓秀亭、尊道堂、活水亭等，当地诗人也趋之若鹜，诗联唱和虽多，或卖弄风雅，或跟风追势，或文字游戏，但翻来覆去没有实际创作意义。
在清代三明诗词中，不管是诗人还是诗作都是历代最多的。《三明历代名人诗词选》清代作者64人占全书总数124人的一半以上，尤溪桂峰蔡氏一个村明清两朝登科510多人，他们在福州编印《桂峰存古诗集》清代作者也占历代的一半有余。比起前代，清朝三明诗人的创作意识大大增强。他们针对社会现实，有感而发，写出自己心中的真实感受，或揭露鞭挞，或忧思感叹，或关注同情，大多是作者自主自觉的创作行为。三明诗词体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等时代文学先驱的主张：“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黄宗羲《诗历题辞》）
其次，由于作者运用各种诗法渐趋熟练，写作能力不断提高，这时产生了不少同题组诗。各地八景、十景诗的联章叠唱，重大事件的联环题贺，都反映了诗词写作技巧的成熟。宁化诗人黎景曾从不同角度写梅花，有《咏梅》《红梅》《早梅》等多首，清流诗人伍嘉谋写东华山、九龙舟行，一题达十多首，并且写得各异其趣，摇曳多姿。建宁诗人张际亮（1799-1843年）的《花地》写得蕴蓄隽永，耐人寻味：“素馨无力泣秋风，剩粉零香怨草红。多少玉颜亡国恨，笛声吹尽夕阳中。”在明为官的李埙、严祖环、林衡、刘樑、刘绪、杨毓健、费应豫、朱骏声、朱敦淳等都留下不少诗词。
清代三明文人诗创作已经成熟，各种题材都能入诗，各种体裁都有成熟的诗，民间山歌也发展迅速，各县大多乡村编有山歌集、喜事好话唱本等。前者如《十孝顺》《十劝郎》《戒贪》《戒盗》，后者如《辞母》《嘱弟妹》《开箱》《入洞房》《闹房》《上梁》《乔迁》等等。举一个实例：“手县（同“悬”）锁匙响叮当，六亲大小看嫁妆。绫罗绸缎箱箱满，夫妻和合百年长。”这些唱本虽然还比较粗糙，吉言道喜，未必尽合实际，方言口语，不顾声调韵脚。严格说来还不算近体诗词，但在乡村的移风易俗、活跃喜庆仪式的场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
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就对腐朽黑暗的清王朝的政治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五十年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政治文化运动，在诗坛实质上就是“诗界革命”。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敢于面对现实，直抒己见。这对近代（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三明诗词有一定的影响。建宁诗人谢家树（1858-1934年）就是一个代表。他号米渊闲客，却性情刚直，一生清贫，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军阀混战，他回家隐居，成立坐花醉月轩吟社，能诗善书法。“满清蓄发复垂辫，残杀纷纷剧可怜。二百余年长抱恨，者番豚尾一齐捐。”（《剪辫》）他把辫子贬斥为丑恶的猪尾巴，把剪辫作为向统治者斗争的一种手段。
这时期三明诗人也不少，但有的从晚清走来，已在前面作过介绍，有的诗事活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下面仅举不同阶段的诗人为例。黄梓庠（1872-1900年），字杞良，号澹庵，永安人。廷试不遇，感愤时事，卒时年方二九，诗作颇为可读。“客思笳吹动，乡心雁带还。夜长浑不寐，起看月钩弯。”（《客中感怀》）“鼓角传声频叹息，干戈误国在徘徊。重洋入寇终流毒，满目疮痍剧可哀。”（《智皋兄台湾戎幕感事》）“急于请缨苦无路，中夜起坐将如何？”（《为智皋兄题扇》）。黄曾樾（1898-1966年），字荫亭，永安人，留法文学博士。学识渊博，擅长诗词，先后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督学、交通部秘书、福州市长等职。他出席过埃及“万国邮政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有著述多种。他的“壮志欲随秋叶减，客愁渐逐晚凉深”（《夜读》），“老母何方可避兵，乡愁入枕梦难成。民穷贼胆谁能恤？世变天心独不惊”（《不寐》），都表现了他厌恶世事混乱、追求社会安定和平的思想。他的《北宁道上》《湘黔道中杂咏》《离家》、谢家树的《剪辫》《秋思》《杨仁轩都戎嘱题小照》、邱嘉彩的《授田宅给侄子万英》《题株林庵》、陈承箕的《出京口占》《自遣》、李宜男的《三月三日踏春行》《春日登楼》、释严白的《读史》等就是这一类诗作。这些诗或直接或曲折揭露社会现实，忧国忧民，一腔正气！语言通俗明白，抒发了作者的真实情怀。
近代三明诗人较少纯客观去描摹自然山水、虫鸟花草，而更多地在思想内容上关注社会现实，反映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在语言上明白晓畅，接近口语。如陈承箕的“家有菜根常自足，身无文采计难谋。干戈为靖苍生苦，徒使英雄葬古丘”（《出京口占》），提倡耕读传家，不怕吃苦，反对给社会造成灾难的战争，渴望社会安宁。朱日章的“山称仙境产名茶，一到清明便吐芽。纵是武夷岩上品，芬芳也要让兰花”（《咏兰花茶》），借咏兰花，赞颂了做一个芬芳高洁的普通人的可贵。王殷卿的“万里好风春试笔，一轮明月正悬天”（《居榕记事》），情感明快，气势豪迈，但也有比较不注意运用诗词写作的艺术技巧，显得比较直白浅俗，不够含蓄隽永。
“千古文人同杼轴，一丝抽尽一丝连。”正像清代诗人蒋际丰所写的那样，三明诗词历经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历代诗人队伍不断壮大，诗词作品不断增多，诗词写作艺术也渐渐走向成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清石蕴玉）我们继承三明诗词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取其中的艺术精华，深入社会生活的底层，努力创作现代诗词、广泛交流、认真总结、不断提高，让诗词在新时期的三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尤溪一中退休教师、曾任三明市诗词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