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烩 阿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溪县八字桥乡后曲村有三样东西远近闻名：稻田养鱼、杂交水稻制种、母猪饲养。当地人自豪地把它们称为后曲村的“老三样”。
提起稻田养鱼，《尤溪县志》（1989年版）对后曲村有着这样的记载：1983年，尤溪县水技站派员在后曲大队搞稻田养鱼试点，利用单季稻田养鱼103亩，产量116.5公斤，平均亩产1000.9公斤，养鱼田的稻谷产量平均比上年增加二成。《尤溪县志》还提到了时任后曲大队支部书记吴上蕴，稻田养鱼1.5亩，亩产鲤鱼15公斤、草鱼种27尾，稻谷产量比上年增加四成多。吴上蕴已去世多年。笔者见到了他的儿子吴绍昌，现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他对稻田养鱼有印象，记忆最深的是，在每坵田中间挖的一个坑塘，大致呈四方形，长和宽约1.5米，深1米，坑壁贴着木板（以防止泥土滑落），好像给鱼搭了个窝。田水较浅的，有时还不能把大尾鱼完全淹没。大尾鱼在稻禾间觅食，无法舒展开来，只好扭摆着身子，颇为费力地游动。有了坑塘，鱼就有了一个舒适的家。鱼从外边游入坑塘，如同融入大海，享受到了自由自在的畅游快乐。抓鱼的时候，村人把田埂挖开一个口，把水排干，有的鱼陷在泥土里挣扎，大部分鱼迅速游向坑塘。村人只要把坑塘里的水舀了，就可以把鱼全部捉拿，一尾也不会遗落。(尤溪县八字桥乡后曲村，原名厚福，旧属二都，解放初期更名为“后曲”。该村位于尤溪县西南部，距县城约43公里，离乡镇所在地约3公里，是乡镇平坦低洼地带，省道308线贯穿全村，交通便利。)
早在民国时期，后曲村就有了稻田养鱼。这里有一个习俗，叫“吃新”。吃什么呢？一碗新米饭，一尾新鲜鱼。每年新稻收成之后，大概是农历八月吧，人们把新稻晒干，碾出一些新米，先煮上一餐。吃之前，盛上一碗，先供在厅堂案几之上，烧炷香，敬上天，敬祖先，感谢上天赐予的风调雨顺，感谢先人保佑的平安健康。这鱼呢，就是稻田鱼，与水稻共成长，同收获。
笔者曾经在建宁县伊家乡红军基点村笔架村采访，佐证了我市清朝末期就有稻田养鱼的历史。据笔架村原党支书柯荣宗介绍，当年他的爷爷柯邦环任隘上乡苏维埃主席时，就陪同毛委员上高岭里窠的一个山坳里吊脚楼看望了陈纲烈士的亲属。老辈人记得当时毛委员在高岭做客农家时，就品尝了当地农妇熏制的稻花鱼。伟人踏看了高岭农人养殖在梯田中的稻花鱼，用浓重的湖南腔风趣地说：笔架高岭的熏鱼要是再加点辣子，就更好下红米饭了。（后曲村辖后际（漈、积）、上洋、下洋、廖村4个自然村，有吴、郑、蒋、王等姓氏人家久居繁衍生息。五个村民小组，常驻人口约223户、838人。村里海拔680米，土地总面积约7763亩，其中竹林面积约3664亩，林地面积约3673亩，耕地面积仅占426亩。）
每年开春，卖鱼苗的就会如期出现在村里。他们从闽南一带挑来卖。鱼苗细小，像蚊子，按尾卖。育秧之际，撒了种子，也把鱼苗随水泼了出去。拔秧插秧之时，鱼苗长到了二三指宽，从秧田里捞起来，分散到各坵田里去。有人也学着育鱼苗，比如后际自然村的郑绍梗，挖了一口池塘，在清明前后，放进几尾鱼种，浇些粪便，扔几扇蕨类叶片，本地话叫“木鲜蕨”，学名叫珠芽狗脊。过些时日，鱼卵便如黑芝麻一样，粘附在叶片上。再过些时日，便孵化成了鱼苗。不过产量有限，不足以成为买卖的生意。本地人把鱼卵叫作鱼籽。育鱼苗，叫bua鱼籽。bua是指哪个字呢？我们猜测着，怎么也找不准贴切的字。
上世纪七十年代，省农业厅派来一名技术员，叫布宏春，二十多岁，在后曲驻村有四五年时间。他知识丰富，手脚勤快，对稻田养鱼也很了解，并作了一些具体指导。在田间开几条水沟，四五十公分宽，通向坑塘，也称鱼路，使鱼的来去更加顺畅，也更加安全。天上飞的老鹰，有时会俯冲下来，把稻田鱼叼走。跑进稻田的鸭子，也会不客气地把鱼吃掉。有了水沟，这鱼一旦遇到危险，便急忙奔向水沟游往坑塘，方便逃脱。水沟、坑塘的出现，意味着秧苗只能插得少一些。不要紧的，水稻的间隔大了，稻子成长的空间也大了，长得更高更粗，产量还更多。这鱼在稻禾间左冲右撞，特别是稻穗抽花期间，很容易让花粉掉落，成了鱼的口福。因而，也把稻田鱼叫作稻花鱼，大多为鲤鱼、草鱼，也有鲫鱼，普遍都有一二斤重。
郑清备说，田中坑塘是个聚宝盆，不仅藏着鱼，还是个泥鳅窝。他出生于1973年，当时十来岁，最喜欢到坑塘抓泥鳅。把厨房里的笊篱偷偷带去，用它来捞泥鳅，捞上来的是烂泥，泥水漏去后，滑不溜秋的泥鳅，多得数不清。但是，这个笊篱平时是用来捞饭的，沾了烂泥，很难洗干净，也很难去除鱼腥味，免不了被母亲责骂一顿。后来就改用土箕，一土箕提上来，冲去烂泥，收获的泥鳅有二三斤之多。
那些年，农田刚刚包产到户，县里免费提供鱼苗，家家户户提着桶去领鱼苗，都想多分一些，再小坵的田，也要放几尾鱼苗。秋收时节，并不把鱼全抓了，更多一些留在田里，等到过年时再抓，好让年年有“鱼”。人们走亲戚，随手提上几条鱼去，也很风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使用化肥施肥、化学农药治虫越来越频繁，稻田养鱼逐年减少。到了今天，已不复再现。洋面田成为了特色种植基地，出现了鲜切花、辣椒、无花果等规模化种植。有些山垄田无人问津，一两年不耕种就成了荒田。有的田变成了菜地，有的田变成了鱼塘。比如郑建平，我在他家喝茶时，他告诉我他的田还养着鱼。他带我去看。在他家房子右边，有个田垄，叫下坑垄，有三坵田都蓄了水在养鱼，最上面一坵最大，就是郑建平的。他在田里投放了六七十尾鱼。平时割些草扔进去，不去怎么管。过年时放水抓鱼，大的有五六斤重，大多有二三斤重，自家留一些，给亲戚送一些。（1996年5月25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到后曲村调研，2019年后曲村被列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是八字桥乡唯一一个没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行政村。后曲村先后获得“全国计生协工作先进单位”、“三明市先进党组织”、“市先进团组织”、“生态村”、“县级文明村”等荣誉。）
养鱼的田长的是制种的水稻。当时的后曲，还是县种子公司的杂交水稻制种生产基地。听郑起哲讲，后曲村的制种有基础，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成立了农科队，由郑起哲负责，在县农业局工作人员驻村指导下，开始进行水稻品种实验田种植。尤溪县汕优63稻种，最早就是从这里出产的。1978年，郑起哲作为农技员代表，出席三明市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当过后曲村委会支部书记、主任，然后调入八字桥乡农技站当农技员，下村指导水稻制种和农业生产。(图为后曲村的原野)
相对于一般水稻种植，制种收益更好，一斤种子可以换十斤稻谷，一百斤稻种价格比普通稻谷高二三倍。后曲村家家户户都乐于参与。虽说一年只种一季，但也非常辛苦，精耕细作，准确施肥，防治病虫害，以及割叶、剥苞、赶花、授粉等各个环节都不可马虎，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且得全靠手工操作，尤其是剥苞，必须一穗一穗剥开来，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每天从早上5点干到9点，从下午3点干到天黑，而且是全家出动，男女老少齐参与。郑腾乐当时上初中，期间休学一年，跟随家人参加制种劳动，因为吃不消这种繁重的体力活，第二年自觉回到学校，从此更加刻苦努力学习，终于考上大学，摆脱了农村生活。在2021年村两委换届中，他当选为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从一名法院干部变为任职村干部，回到家乡为乡亲服务。
也就是从那时起，后曲村不仅培育谷种，养稻花鱼，还引进再生稻的种植技术，农科队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一条是非常关键的词：绿色稻谷。
因为能适合稻花鱼生长的稻田，是不能施用农药、化肥的。喷了农药，撒了化肥的稻田，就灭绝了泥鳅、田螺，稻花鱼更活不了了。（图为后区村的新鲜事宣传栏）
那些年，后曲人的日子也比其他村过得相对好一些，娶媳妇也比别的村容易，很多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田里忙制种，家里养母猪。每家每户至少都养了一头母猪，同时养了两三头菜猪。每头母猪每年产崽两次，一次十来头，养到三五十斤，用板车拖着，前往八字桥、管前等附近圩场去卖。人们靠养母猪赚的钱，给小孩交学费，为家里添置日用品。全村公认养的最好的，首推吴上堆和他的妻子王春花，当时养了两头母猪，每次产猪崽十二三头，比别人家产得多，关键在于养的过程中比别人家更用心，比如上山挖来中草药，和猪骨头一起熬汤，再喂给母猪吃。比如冬天寒冷，置上一个火盆，使猪圈保持一定的温度。对猪崽也是细心照料，长得精神，个头俊美，上市之前就被预先订购。他们养的菜猪，又肥又壮，每头有四五百斤重。靠着这个养母猪，给五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他俩已80多岁，不再养猪，却坚持住在老房子里，种了很多冬瓜和南瓜，单冬瓜就长了几百个，很少拿去卖，经常送给人家吃。他儿子吴绍友在八字桥乡政府上班，同事喜欢吃就让他装一些随车带走。一同事回到城关，又送给邻居，从一楼送到七楼，把邻居们的夸奖和感谢带回给老吴。老两口听了，开心得乐不可支。
郑腾乐有个堂伯郑起辉，叫“阿形伯”，养母猪有一手，相猪崽更有一手，在八字桥一带，很多人都认识他。村里养母猪的，所产猪崽，多来求他帮忙卖，甚至把整栏猪崽都交给他卖，经他出售的猪崽有几千头。他的相猪崽术颇为神奇，经他一看，就能判断这猪崽日后能养多少斤，上下相差无几。买猪崽的人喜欢找他，相中之后把猪崽买下，给他几块钱，算是答谢费。卖猪崽的人，见他说了一番好话，做成了一件生意，高兴得很，也会给他几块钱。他就凭着这一特长，赚钱养家。因为父母去世早，他弟弟郑起基从小跟他生活在一起，是他供着读书的，郑起基成为村里最早吃上国家粮的人，先后供职于尤溪法院、永安监狱。（图为再生稻丰收景）
后曲村还有养母猪的吗？有的。她叫杨晓玉，从新阳镇南芹村嫁过来的，二十多岁时丈夫早逝，执意留在后曲，靠养猪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十几年前还建起一座全木房子。她的坚强毅力和吃苦耐劳，让后曲人敬佩，无不啧啧称赞。她年过半百，孩子都已成家，并在外面买了房子，她却继续呆在后曲，坚持老本行，把母猪下的崽留着自己养，每一批都有几十头养殖数量。她大概是后曲村最后一位养母猪的人了吧。
说到稻田养鱼和再生稻，不能不提到中科院院士谢华安。谢华安，1941年生于闽西地区，毕业于龙岩农校。1972年冬，他从五七干校被调入我市沙县的三明农科所工作。当时，正逢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组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抽调农业科技工作者，他幸运地作为福建省协作组成员被派往海南，开始了育种生涯。1998年以来，谢华安团队在尤溪县开展再生稻技术攻关，先后7次刷新再生稻季单产世界纪录。其中，麻洋村百亩示范片，2000-2013年14年平均亩产为1324.01公斤（再生季平均亩产495.63公斤），最高产量田块平均亩产1448公斤（再生季平均亩产549.23公斤）。（图为谢华安在尤溪县再生稻示范基地（右一））
根据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1980年冬，谢华安培育出恢复系“明恢63”。第二年，“明恢63”和不育系“珍汕97A”杂交，培育出“汕优63”。“汕优63”成为杂交稻中的明星，谢华安的人生轨迹就此发生巨变。可以抵抗严重稻瘟病，这是“汕优63”的杀手锏，解决了第一代杂交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缺陷。此前培育的杂交稻，一旦遇稻瘟病，常常颗粒无收。质量好，适应力强，大面积亩产第一个突破600公斤……集诸多优点于一身，“汕优63”迅速扩张。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多的种子，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一口气创下了杂交水稻推广速度、年种植面积、累计种植面积、增产稻谷总量四个全国之最。中国的水稻生产有过两次飞跃：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选育和推广矮秆品种，上世纪七十年代选育和推广杂交水稻良种。在第二次飞跃中，在将杂交水稻从实验室大面积推广到全国各地过程中，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杂交水稻一度遭到“三不”非议：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此说法一出，《人民日报》随即登载了袁隆平的来信：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汕优63”就是最好的例证。1985年，“汕优63”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1987年，“汕优63”获福建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汕优63”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因为“汕优63”，谢华安的职称评定一路顺畅：评副研究员时破格，评研究员时免予论文答辩；因为“汕优63”，他也获得了迅速的职务晋升，从三明农科所所长直接升任福建省农科院院长，一下由副处级跳到正厅级，直到2006年卸任；因为“汕优63”，他当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汕优63”，他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是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汕优63”之后，谢华安还培育过多个杂交水稻品种，但影响力都不及“汕优63”。在以谢华安人生经历为主线的报告文学《神农》一书中，谢华安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该书于2000年出版后，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科协、福建省农科院等单位曾联合举办座谈会，并邀请新华社、中新社、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等19家媒体记者参加，他被树为农业院校和农科单位工作者的学习榜样。
再生稻具有节本增效多产粮的优势，近年来，南方9省区市借鉴推广福建经验，其中四川种植460万亩，重庆150万亩，且逐年增多，再生稻已成为南方稻作制度和秋粮增收的新增长点。
（本文作者丰烩系自由撰稿人，阿慧系市文化和旅游系统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