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清

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有的地方把地瓜当成主要口粮。由地瓜衍生出来的地瓜制品有地瓜片、地瓜丝、地瓜粉，还可以酿造地瓜烧白酒。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地瓜渣也可以充饥。地瓜这种食品在困难时期帮助许多家庭的人们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三明市粮食局印制的发给每家每户作为购粮食凭证的粮食供应证，第一页就印着毛主席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

地瓜也叫番薯，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红薯原产于南美的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一带，我国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现为菲律宾的吕宋岛经商，发现了红薯不仅产量高，而且美味可口，便引种回国。红薯则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中国广泛种植，遍及各地，成为我国解决温饱的“救命瓜”。

“民以食为天”，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供给。成年居民每月定量24斤口粮，儿童定量12斤；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内勤人员定量28斤；重体力劳动者（建筑单位装卸工）每月工种粮37.5斤、其他重体力劳动者的工种粮最高的有45斤（例如伐木场一线采伐工、化机厂铸造车间铸造工、钢铁厂炉前工等工种）。城市居民虽然有基本的粮食保障，但也得量入为出，丝毫不敢浪费。计划经济年代，各家各户根据所在地所属的粮站购买粮油制品，以当时三明市区内，下洋到城关片区共设有下洋粮站、城关粮站（文革期间改成东风粮站，现三元区城关粮贸大厦所在地）、城南方向的上阳粮站（“文革”期间改成朝阳粮站）、白沙粮站、富兴堡粮站；郊区的另有中村粮站、莘口粮站、岩前粮站、星桥粮站、吉口粮站，这些郊区粮站同时还兼具有收购农村上缴公粮等任务；之所以在这些乡镇设立粮站，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有伐木场，在这些地方设置粮站可以方便伐木场工人、家属购买粮食。

按照属地原则，我家属于东风粮站供应点。粮站如有供应粉干、面条、面粉（俗称标粉和精粉）、米片、面片都会在前一天或更早的时间贴出通知，第二天一早需要购买的人会早早地自觉排队等待开门，人们拿着布袋、脸盆、篮子、油桶依秩序进门掏出粮证登记、缴钱、开票，然后根据所购买品种到不同的柜台凭票称领米面、油等食品。上世纪60年代初，塑料袋并未普遍推广使用，有到粮站买米的人不慎米袋漏了就赶紧脱下上衣，用衣服兜着，人人都知道“粒粒皆辛苦”。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为了解决一些家庭人口粮食不够的矛盾，三明市粮食局组织人员到外地采购优质地瓜来供应三明市场。地瓜在各个粮站销售，要扣粮食定量，1斤粮食定量可抵扣7斤地瓜，根据地瓜质量每斤地瓜5分钱到8分钱不等。有人经过精心计算，3人以上的成年人家庭最为合算，3个成年人每月有定量粮食最少72斤，拿出24斤粮食定量可以购买168斤地瓜，每天有5.6斤的地瓜和1.6斤（48斤÷30天=1.6斤）的米可以维持生活。地瓜买回家以后要小心翼翼地保管，放在陶制的水缸里，严盖密封，主要是严防老鼠。没有霉变腐烂的地瓜是不用削皮的，将地瓜洗干净，无论是蒸干饭还是煮稀饭，地瓜都是很好的主要原材料，有时在煮好的地瓜稀饭里掺上几叶青菜，加上盐巴酱油，就是“极品”的咸香稀饭，既解馋又充饥。我回城参加工作后下班回家，如果饭还没有煮熟，随手拿块洗净的生地瓜啃也是有滋有味的，下午上班时，顺手拿块地瓜边啃边走到工地，既充饥又解渴，不亚于吃鸭梨、菠萝、火龙果。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正在长身体，父母又是体力劳动者，为了弥补粮食定量不够，我家每个月都会买些地瓜混着大米掺和着煮地瓜饭或者瓜粥，“味道好极了”！现在向儿孙辈的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有人认为是编的故事。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三元区民歌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