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

明末清初，福建宁化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抗租运动，成为闽西抗租运动的肇始，其领导人叫黄通。

黄通是宁化黄氏后裔，根据史料记载，宁化的黄氏多是从邵武和平迁居过来的，他们公认黄化为宁化黄氏一世祖。黄化的父亲黄峭山，生于唐懿宗昭圣惠孝皇帝咸通十三年 (871年)，18岁考上进士，官至五代后唐工部侍郎。在朝为官时，黄峭山最大的抱负就是“复唐”，在感到复唐无望时，35岁的黄峭山弃官归隐邵武和平。黄峭山先后娶妻三房，生儿21个。黄峭山自归隐乡间几十年间，目睹社会变更，政局动荡，让他常觉兵燹之险，倍感多子聚居之危，难于发展。于是在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自己的八十寿辰宴会上，黄峭山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命各房仅留长子在身边尽孝送终，其他十八子各自信步天下，择地而居。

黄化是黄峭山第九个儿子，字惟枋，号从章，生于五代后梁癸酉年(913年)。时年38岁的黄化遂遵父命，即领家室徙居到了汀州府宁化县石壁龙下里的黄茶洋（今宁化县济村乡古背村）开基立业。年深日久，黄化后裔遍布闽、浙、赣、粤、桂、黔、川、滇、鄂，并远播港澳台、东南亚及各大洲，人口逾五百万，黄化成为宁化黄氏开基始祖，被后世尊为“客家黄氏始祖”。

黄化在宋初中第十九名进士，曾官任左御史、广州刺史等职。一生任职多地，共纳妻妾九人，生了二十个儿子。 黄化致仕后，回到宁化养老，殁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享年78岁，与妻刘氏合葬在水茜龙门岗留朱坑，也就是现在的宁化县河龙乡的明珠村。根据2020年庚子年首修的《黄氏化公宗谱》记载，黄化与刘氏生子三人，名曰：道、迪、逵，这三子就是宁化黄氏二世祖。第三子逵，又名仲三，这个被称为万六郎的逵公，其生殁葬却失考。从极少的资料记载来看，逵公的传承世袭为逵公—大红—体元—滋公—立公—保公—圣泉—胜郎—敬山—通甫—子肇—德荣—道昌—彦和—邦文—七保—正治—嘉台—允祚—维现—时韬—茂试。到了宋徽宗时，宁化黄氏第八世圣泉公由石壁龙下里的黄茶洋（今济村乡古背村）迁到宁化城关的仁和坊。在翠华山脚下聚族而居逐渐形成了以黄姓为主的一个村落，称为黄家坪。黄家坪在现在的宁化实验小学一带。圣泉公也由此成了黄家坪的开基始祖。

在宁化城关黄氏发展到第十七世彦和公时，他携家族于明成化年间迁入永丰里的留朱坑（即今宁化县河龙乡的明珠村），与黄化墓葬地所记载的“水茜龙门岗留朱坑”是同一个地方。清康熙年间李世熊编纂的《宁化县志·疆界志》提：“宁化自唐来，乡里无所考。宋制则以乡统团，团统里”，留朱坑就在县之北五十里的永丰里。

留朱坑与江西交界，山高水长，路隘林深，是个自古就有36坑46窟之说的小山村。全村居民一色姓黄，几乎都是宁化黄氏后裔，他们在此繁衍拓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凡又安宁的生活。但因为明末清初这里出了个黄通，率领佃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租运动，使得这个处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小山村受到外界的瞩目。

黄通的祖辈原是宁化城关黄氏大户。清《宁化县志》载，“通本在城巨族”，因家族纷争，“始与其族构不解”，其祖父举家迁往留朱坑。黄通的父亲叫黄流名，有八个儿子，黄通为长子。

黄通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出生于留朱坑的社下（今宁化县河龙乡明珠村社下村民小组）。对于黄通，在清史上，由于阶级立场和倾向，他是以寇贼的面目出现的。但对于留朱坑的黄氏来说，几百年来黄通的故事口口相传经久不衰，而且将他刻意神化。

按照流传下来的说法，黄通自幼霸气十足，力大如牛。幼时读私塾，先生出对“鞭打学生手”，黄通脱口答道“刀砍霸王头”，把个先生惊得面如土色。有一回黄通与小伙伴在门口下子母棋，输后不服，随手将一块磨盘大的棋盘石抛到屋后面的山垄田里。这块棋盘石至今还在社下的一丘稻田里，上面刻画的棋盘依旧清晰可见。2009年，日本高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吉尾宽和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等到宁化收集明末清初闽西抗租运动史料，在当地村干部的带路下，还特意去稻田里找到了这块棋盘石。森正夫在其《民众反乱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以明末清初福建省宁化县的黄通抗租反乱为例》一文中，还特别提到这块棋盘石。

据说黄通本可官位显赫，只是其祖母死后，风水先生替黄家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曰“将军地”，位于黄通故居对面的半山腰，地名叫屋场坑。“将军地”后群峰叠翠，前视野辽阔。风水先生断言七七四十九天后黄通祖母坟头将开金花，福荫子孙，黄家必出达官显贵，要求若应验得重金酬谢。果然四十九天后，坟头开出一朵金花，黄通之母毕竟妇道人家，恐风水先生所索酬金不菲，半夜将金花藏起，在坟头插上一株野草。风水先生知道后连叫可惜，留下一句话：“你骗得了我骗不了天，那就出个草寇吧。”风水先生一语成谶，黄通果真成了一介草莽英雄。

至今在离黄通故居二里许的山路坎下，有一匹石马，历经数百年，依旧熠熠如生，惟妙惟肖，当地村民都说这是黄通坐骑的化身。此间还有一个传说，此石马每当夜幕降临，就会现身，跨省过界到江西石城的上柏场吃庄稼。上柏场村民几经蹲守，一路跟踪才发现是此石马作祟，大伙既惊讶又气愤，便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用铁錾将该石马右下颌凿去一角。不料黄通的坐骑流血三天三夜不止，得知是上柏场村民所为后，黄通大怒，带领部下在上柏场上游拦河筑坝，欲水淹上柏场。在这关头有一得道高人途经上柏场见此情景，掐指一算，告知村民如三天内有小孩出世，将其洗澡水倒入坝内，其祸可解。如未有婴儿出世，那就赶快逃命。果然，第三天上柏场一婴儿呱呱落地，村民按高人的指点将婴儿洗澡水偷偷倒入堤坝内。顷刻，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堤坝轰然倒塌，将正在筑坝兵丁淹死大半，黄通元气大伤。

而真正让黄通扬名的是他领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抗租运动，他开创了闽西抗租运动的先河。据统计，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一百年时间里，闽西佃农进行了9次较大规模的抗租运动，并以黄通领导的规模为最。

从资料来看，黄通领导的抗租运动是佃农和地主之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闽西在明中叶以前，“士则崇儒重道，民则尚义奉公，男耕女织，各安其业，婚姻丧葬，邻保相助”。至明中叶后，闽西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志称“景泰以来，岁频饥谨，俗渐浇漓，讦讼繁兴，逾越法度，乡俗顽梗，弗率教化。”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佃农和地主的矛盾冲突初露端倪。至明末清初，随着地方政府的瓦解和社会政治的混乱以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佃农的抗租风潮开始出现。当时宁化地主收租时用大桶，二十升为一桶，称“租桶”，而出售粮食时却用小桶，十六升为一桶，称“衙桶”，多进少出。据清康熙年间李世熊编纂的《宁化县志》载：“盖吾邑以二斗为一桶，凡富户租桶有大至二十四五升者，比粜米则仅一十六斗，沿为例。”而田主待佃客尊倨少恩，收租时也是“纵容豪奴悍仆，如虎如狼，成群结队，恣意胡行。一到佃户债主之家，先索酒食，饕餮醉饱，方逼银钱。倘或无献或献不如数，不论布帛粟菽，鸡鹅猪鸭，举凡室中所有，罄掠一光，甚至锁缚拷打，辱及父母妻孥”。地主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经济矛盾越来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佃户“苟全存活而不可得”，为了保卫身家性命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反抗，自发的抗租现象时有发生。

平心而论，作为一介乡野之夫，黄通对当时政权更替并没有多少认识和关注。当时黄家人丁兴旺，黄通有八兄弟，在留朱坑一带有一定的势力，让人不敢小觑。

而真正导致宁化抗租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明，黄通的父亲黄流名从留朱坑回宁化县城祭祖，与族人发生口角，死于非命，引起的纠纷。

黄流名当时与距留朱坑五里许的中宜地为霸一方的李留名、李简以及水茜半寮的宁文龙交好，结为死党，这些人都是地方豪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夏，他们与江西石城县温氏为争名夺利成为仇敌，趁人不备，率一帮恶徒闯入石城温氏家中连杀十人，手段凶残，令人发指，在石城轰动一时。县志载“石城民控告三院，诸司道各行郡邑严缉”，无奈这伙死党在当地有很强的势力，隐蔽性强，让这伙杀人犯逍遥法外。是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知县徐日隆奉三院文，率民兵到中宜地捉拿李留名和李简，但李留名不甘束手就擒，气焰嚣张，率手下反杀前来缉捕的民兵孔扬和贾伦两人，公开拒捕。徐日隆没想到当地地主豪强的势力如此强大，一时束手无策。推官宋应星自告奋勇，单枪匹马前往中宜地，说服李留名只要到县衙投案自首，就能免于处罚，保证李留名无事，将李留名骗到宁化缉捕入狱。随后经过一番周折，才将黄流名、李简等死党捉拿归案，会审后，差人解送江西赣州岭北道。

但当时正值明朝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政治混乱，李简、黄流名等的地方势力不可小觑。特别是李简，通过大肆行贿上下打点，将自己的罪状撇得一干二净，最终，岭北道陈士奇只将李留名一人坐罪，而黄流名和李简被释放回宁。在这一场轰动石城的杀人案中，只有李留名一人当了替死鬼。

李简回来后，不思悔改，变本加厉，纠集死党在宁化北片一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一时民怨沸腾。徐日隆没想到李简如此嚣张，大怒，重赏捉拿李简死党的布告贴满城乡。百姓深受倡乱之害，纷纷自发起来报告李简死党行踪，联合起来将各村跟着李简倡乱者绑缚送官，一时李简死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被缉拿殆尽。黄流名因躲藏于留朱坑，山高林密，加上留朱坑皆为黄氏族人，相互包庇，成了漏网之鱼。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改国号为顺治元年，黄流名等作乱时过境迁，官府无暇顾及。宁化城关黄氏族人大多了解黄流名的底细，厌而远之。但黄流名不以为然，觉得官府都拿他没办法，更加肆无忌惮。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明，黄流名从留朱坑回宁化城关祭祖，在黄氏祖堂吃清明时，豪横依旧，言语嚣张，《宁化县志》描述他“鹰眼枭声，犹雄视其族。”族中有一个叫黄振的人，性格强悍，看不惯黄流名目空一切，在酒桌上两人发生争执，最后大打出手。黄振年轻，将黄流名揪头撞在桌角上，黄流名顿时血流如注，倒地身亡。在一起吃清明的黄氏族亲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虽然大家都厌恶黄流名，但出了人命，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措。过了许久，有人才出主意，放火烧毁祖堂，伪装成黄流名是因失火被烧身亡现场，掩人耳目。

在留朱坑的黄通，迟迟不见父亲回来，跑到县城一打听，得知父亲被烧身亡，顿觉蹊跷。通过多方打探，方知父亲是被杀身亡，顿时怒火冲天，收敛了父亲的骸骨，直接埋在黄氏祖堂遗址上，还扬言要用黄振的脑袋祭奠父亲。杀人犯黄振知道黄通人多势众，心里顿时虚了三分，还没等黄通找上门来，就跑到县衙去投案自首，被收押入狱。黄通跑到县衙告状，要求杀人偿命。县衙的官吏都知道黄流名品行不端，早有恶名，表面不说，心里却都庆幸黄振杀了这个恶人，于是将此案一拖再拖，迟迟不作判决。控告未得到及时解决，加上城中黄氏族人又偏袒黄振，黄通大怒，自此与城中黄姓大户结下深仇大恨。杀父之仇未报，黄通耿耿于怀，回到留朱坑后，将凡是城中黄姓族人在留朱坑附近的田产，全都占为己有。而且还一不做二不休，以留朱坑为据点，占据周围村寨，自立为王，招兵买马。为了召集号令村民，在谋士黄居正的谋划下，提出废除“租桶”改为“衙桶”的主张。县志称：“通思大集羽翼，乃创为较桶之说，遂倡谕诸乡，凡纳租皆以十六升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皆罢。乡民欢声动地，以其利己也，相率归通惟恐后。”黄通的“较桶”之说，关系到广大佃户的切身利益，深得佃户拥护，一时应者云集。

黄通借机串联周边各乡，派人在交通要道广布哨卡，把各乡孔武豪强者任命为千总，乡之丁壮悉听千总所拨调。黄通如遇紧急情况，则通令千总。千总率各部，不一日就可将田兵召集起来。黄通所掌控的各乡里，互相关联，打官司也不再诉讼至衙门，全由黄通决断。黄通批示给各千总，由千总自定收取诉讼费用，公然打出和官府作对的旗号。

黄通的所作所为，让地主和佃户的矛盾愈发尖锐，相互仇视。城中一些大户会同黄氏族人将黄通之父黄流名的坟墓掘开，挫骨扬灰。黄通得知，怒火万丈，扬言要进城报杀父之仇。那些长期被地主大户剥削压迫的佃户此时扬眉吐气，又有仇富心理，也巴不得进城泄愤，时时怂恿黄通。黄通摩拳擦掌，命人打制刀枪，做着攻打县城准备。黄通的所作所为，自然让城关一些地主大户心生不满，但凡黄通辖地生意之人到城关做买卖，都被孤立相困，不与之交易。城中地主大户所为，更加激怒黄通，你不让我的人进城做买卖，我就让你城里人没饭吃。他派人四处设关卡，只要有人贩米进城，就不让通行，否则全部给予没收。弄得宁化城关百姓叫苦连天，对黄通的作为都十分气愤。而城中有个别无赖被黄通收买，将城中情况偷偷告知黄通，使得黄通对城中布防及城中富户住址都了如指掌。

清顺治三年（1646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黄通率田兵千余人，一路奔袭，半上午从北门突入宁化县城，全城惊慌失措，争相逃命。那些佃户对城中地主大户及平时有积怨者展开疯狂报复，杀仇掠富，到处杀人放火，寿宁桥南岸一带的园馆几乎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县志载，黄通率田兵“杀其族衿黄钦镛，并侄黄招，掠殷产百数十家，自巳至申，乃撤兵出城。”

田兵撤退时还拆毁北门城墙10余丈，抬回佛郎机炮二门。佛郎机是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欧洲的一种火炮，能连续开火，弹出如火蛇，又被称为速射炮。当时是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的，明代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所以就将此炮命名为佛郎机炮。黄通一战成名，一时声威大震。

七月初三，巡道于华玉领兵从汀州到宁化。一开始，于华玉对黄通作乱并不当一回事，迟迟没有讨伐之意。深受黄通祸害的城关百姓十分不满于华玉的不作为，晚上将砭斥于华玉的榜文悄悄张贴在城墙之上，第二天一早，围观者甚众，纷纷指责于华玉尸位素餐。于华玉得知，也不以为意，任由人议论。到了初六日，于华玉率兵出城，在翠华顶三官庙驻扎，然后派人执他的令牌到中沙找到黄通欲招降。想不到黄通不买账，当着来人面砸碎令牌，率领田兵数百人气势汹汹朝宁化城关蜂拥而来。当时于华玉正和署县通判朱墀在三官庙前的树下对弈下棋，根本没想到黄通会杀进城来，毫无防备的于华玉逃跑不及，被黄通抓个正着。而朱墀被田兵捉住后，被剥光衣服，百般羞辱，砍伤他一条腿后，让他裸身逃命。而县衙诸吏顿作鸟兽散，争相逃命，一时全城人心惶惶，提心吊胆。黄通命手下将于华玉绑缚到中沙，直到8天后，署县通判朱墀与城中各绅衿筹集一千五百两白银，委托黄通同族交好黄洪及邑民张宝，带上赎金前往中沙赎人。黄通拿到赎金后，才将于华玉放回。

清顺治三年（1646年）农历八月十八，清兵入闽，至九月，宁化县降清。十月，清将田国泰以剿匪为名，率200清兵至宁化。得知清兵到宁，黄通一边派人到城关打探消息，一边命部下严守各路关卡，不可轻举妄动，还组织田兵在留朱坑西面5里许的山头大肚嵊建立防备工事，山寨四周全部为山石垒就，总长五六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作为凭险据守的踞点。此时正值政权更替，黄通对时局不明，下令部下不可轻举妄动，田兵活动有所收敛，宁化邑内得以暂时平静下来。

到了农历十一月，汀州知府李友兰来宁化，写了亲笔信派人前往中沙招降，并许诺黄通只要归顺清廷，便让他担任宁化守备官职。守备为城市镇守武官，管理营务，职撑粮饷，为正五品官，黄通心动，遂与李友兰礼尚往来，“馈送如平交”。当地流传说，当时李友兰曾以一筐土一斗金试探黄通，黄通毕竟是一介草莽，见钱眼开，要金不要土。李友兰心中暗喜，即授黄通以宁化守备一职。黄通也大肆向李友兰行贿，提出要由他自行任命各地千总。李友兰因得了黄通诸多好处，便默许黄通。黄通于是就自己签发任命书，指派自己的亲信心腹担任各地千总。每当黄通签发的任命书送达时，当地一些大户以及溜须拍马之人，就会敲锣打鼓，举着彩旗到担任千总的人家里祝贺，那排场和热闹与受封朝廷命官没有什么两样。而那些千总拿到任命书后，扯着大旗当虎皮，为了私利，又偷偷买来假的任命书，送到外乡给有钱人家，一份千总任命书卖几百上千两银子不等，中饱私囊。一时买卖千总的官札十分火爆，清流、归化、泰宁、永安、沙县的乡下村落，“千总令旗，往来如织”，谁也分不清真假。就连黄通自己都搞不清手下究竟有多少千总，有多少兵丁。一介草莽靠造反起家，竟然如此风光，这是黄通自己都没想到的事，不免踌躇满志，洋洋自得，唯我独尊，似乎整个宁化都成了他的天下。

但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黄通因为做人过于狂妄反送了自己的性命。这事还得从其父黄流名说起。黄流名当年曾与李留名、李简、宁文龙这些地方豪强结为死党。宁文龙在宁化水茜一带是一霸，一直有“反清复明”意识。黄通容貌丑陋，县志称其“貌寝戚施”，宁文龙很看不起他。当黄通羽翼未丰时，对宁文龙敢怒不敢言。等到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强盛，渐渐就不把宁文龙放在眼里了。按理，宁文龙是黄通的叔伯辈，但黄通叫他直呼其名，甚至有时叫他“宁贼”，而且在许多场合扬言“何物文龙，敢与我抗行！”公然与宁文龙叫板。当地有人就悄悄把黄通的言行告诉宁文龙，还说黄通众兄弟欲趁时局未稳，图谋整个宁化，而且已经有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

宁文龙当时是宁化北部豪强，对黄通的所作所为早已看不惯，再加上黄通成了清廷守备，更为宁文龙不齿。被人一挑拨，心里就有了除去黄通之意，暗暗派人打探黄通的行踪，寻找杀机。

清顺治四年（1647年）农历四月十六日，踌躇满志的黄通带着其弟黄允会及几个亲兵出巡，到宁化东片的泉下、乌村巡查一番后，当晚宿在距乌村五里地的下埠村。黄通的行踪被宁文龙探知，早有除去黄通而后快的宁文龙杀心顿起。派他的侄儿宁泰宇带着80人悄悄从水茜经杨城、城门赶到下埠村。趁黄通酒醉酩酊大睡时，一声吆喝，蜂拥而入，将黄通乱刀砍杀，并将黄允会擒获。

黄通被杀消息很快传到宁化城关，深受其害的百姓欢天动地，额手称庆。黄通被杀后，各乡千总也成了无头苍蝇，顿作鸟兽散，至此绝迹。

黄通死后，其族人将他草草葬于留朱坑的南坑龟岭，一说埋的是黄通一只脚，一说埋的是黄通一只官靴。对于黄通的死，当地至今还流传这么一种说法：黄通武艺高强，有九牛二虎之力，一般的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更别说要取他性命。只是黄通是虾公精出世，不能见红，那天晚上在下埠村下榻时遭人暗算，在酒中下了药，大醉不醒，全身发红。虾公全身发红，那就是死到临头了，所以黄通脑袋被砍了都还醉死在睡梦中。

六月初二，副总兵高守贵率骑兵几百人到达宁化，驻扎在城外，要求每户百姓负责供养一名清兵，宁化百姓养兵从这时开始。到了十七日，汀州知府李友兰、总镇于永绶率兵从汀州再入宁化。二十四日，两路清兵浩浩荡荡开往中沙，招抚黄通旧部。李友兰恩威并施，将黄通的亲信，作恶多端的千总陈亢、江丹、张驴、黄仲等及黄通的谋士黄居正就地诛杀。对伪千总马文、吴坚俊以及黄通的兄弟黄允会等一帮兄弟，则网开一面，全部招抚，为其所用。据《黄氏族谱》载，黄通八弟黄允素于康熙四年钦授湖广提镖左营游记，壬子年升直宣府怀朱参将，赐“怀远将军”。

黄通死后，曾留下一个头盔、一把官刀和一尊土炮。据河龙乡明珠村上了年纪的人回忆，那头盔又重又大，常人戴上，只能露出脖颈，母鸡能在里面孵出一窝小鸡。而那把官刀重达120斤，原存于黄氏祠堂，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村里两个妇女抬到中沙乡炼铁了，真是可惜。

黄通领导的抗租运动经历了两年，便告失败。虽然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亦正亦邪，但他领导的抗租运动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深受广大佃户的拥护，开创了闽西大规模抗租运动的先河，这一事实是不可抹杀的。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供职于中共宁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