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岳良
杨道明,1909年降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永丰区蕉溪乡隘前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杨成珊，母亲黄氏。杨道明有两个哥哥，大哥义明，二哥真明。杨道明10岁入小学，15岁小学毕业。为填补家中经济空缺，他只好在家中帮助父母亲干干农活，农闲时段做做鞭炮，以减轻父母亲的经济压力。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发动工农大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时年20岁的杨道明立即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工作中他积极主动，立场坚定，而且善于团结、依靠众乡亲，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拥护，同时也让上级领导喜欢、看重。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成为隘前村的村民代表，还被提拔为乡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他积极组织、领导农友们生产劳动，增产粮食，同时发动农友们捐粮、捐物，支援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一次次的反革命“围剿”，在创建兴国县为“中央苏区模范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932年，他当选为兴国县永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出席了兴国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他出席了江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省苏内务部长。此时，他年仅25岁。
杨道明在中央内务部工作才三个月，组织上突然通知他要立刻赶赴闽赣省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他犹豫了。他想他才25岁，斗争经历又不长，工作经验也十分欠缺，面对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闽赣省地域一块块丢失的严酷局势，他彷徨了。他向组织上请求能否另派工作能力更强、斗争经验更加丰富的同志前去。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连续找他谈话，大都是劝慰他不要害怕，勉励他要大胆工作，要在严酷的斗争中去磨练自己，以及中央完全相信他能够把闽赣省工作搞好等一系列鼓励的话语，同时中央领导还嘱咐了一些具体工作事项。总之，他觉得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已经铁定了，不可能更改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服从中央决定，并立马带领一批同志和警卫力量，策马扬鞭，日夜兼程从瑞金来到闽西北重镇，时为闽赣省机关所在地的宁化县城了。
宁化，地处武夷山山脉中段的东南向，是闽赣边闽西北重镇，它是福建省主要粮食产地之一。除县城和一两个乡镇地势较为平坦、开阔之外，境内山高林密，交通十分闭塞。在杨道明一批同志到达时，宁化似乎已经不如两三年前、甚至前几个月那番“风展红旗如画”，处处莺歌燕舞的气势了。展现在杨道明眼前的宁化县城这个刚迁入不久的闽赣省机关所在地却沉浸在紧张且有些慌乱的氛围中，相当多的人们心情浮动、焦虑，原先几条热闹的街面已显得有些冷清，来往行人稀少，且个个神色慌张。就是往来的行人中，大都是工作人员或指战员。全城商店大都大门紧闭，城内城外街面上仅有三两家由“合作社”开办的日杂店在开门营业。日杂店里的货物奇缺，几乎都是空货架。
由于我们党内极“左”路线造成的严重失误，宁化县周边尽管敌军重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千方百计的悄悄逃亡“白区”，甚至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也“反水”或逃跑了。国民党第36师宋希濂部以及敌52师卢兴荣部把宁化县——这个中央苏区仅存的像孤岛一样的县围得水泄不通。那些日子，敌人不断派入宁化县境内的特工也不时在夜间在宁化县城区放上三两枪，或发出数阵呼喊声，闹得宁化城区人心惶惶，气氛更为紧张。
面对这样的局面，杨道明和省委、省苏机关大多数同志一道格外镇静，从容应对。他以闽赣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油印了许多号召外逃或“反水”的群众，以至于干部回来宁化苏区的通告，并派人四处张贴，直至深入“白区”去散发。他还组织宣传员深入宁化城乡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同时，他接连召开县、区、乡苏主席会议，贯彻中央精神，具体部署“查田运动”的扫尾工作。他根据农事季节，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组织领导群众搞好秋收冬种，搞好粮食征购以及加强宁化苏区警戒，防止敌特袭扰等工作。为安抚军烈属，杨道明又主持召开了有数百人出席的优抚烈军属代表大会……
当时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苏区干部生活也十分艰苦。闽赣省苏干部每人每天只供应一市斤大米和八分钱菜金，从省领导到一般干部全都一个样，毫无个人特殊。在这里，每人每天只能吃两餐饭，即上午8点及下午4点各进一餐，一人一个饭包一碗没什么油花的菜，如此艰难度日。为了每月能节省几角钱给大家做“伙食尾子”零用，杨道明还不时来到食堂，一再吩咐总务人员要尽可能量入为出，尽量争取每天每人能节约一两分钱，以确保月底才有可能分点“伙食尾子”给大家零用。
为了解决物资奇缺的问题，尤其是食盐问题，杨道明还派出游击力量到沙县的夏茂、将乐的白莲等地搞些食盐等紧缺物资回来宁化供应群众。为了解决食盐问题，杨道明还不时深入到各乡间去检查督促熬制硝盐的作坊，勉励大家多多生产在当时可以代替食盐的“硝盐”产品。他还和一些区乡干部、群众到山上 去采集略带咸味的“盐科冇”（盐肤木）小野果来代替食盐。总之，他千方百计，尽力设法解决群众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了做好闽赣省人员游击以至外撤的线路等问题，杨道明又指派了时任闽赣省苏副主席的祝维恒率领一支游击队在宁化县东北向一带进行探索性游击。可是祝维恒他们离开后便再也没有音讯了。
当时闽赣省工作的困难局面让杨道明压力很大，然而让杨道明更为忧心的是省委、省苏和省军区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央指示，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闽赣省委、省苏合并为“闽赣省委工作团”，以便统一领导指挥闽赣地区的革命斗争。然而，闽赣军区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却不把省委工作团放在眼里，他们从不主动向省委工作团报告情况、请示工作，一些重大决策也不让省委工作团知晓，我行我素自干一套，完全独立于省委工作团之外。
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的宋清泉，是江西瑞金人，店员工人出身，约27岁左右，原是项英的警卫员，调“红大”学习一年多后不久便派来闽赣军区任司令员。他口才不错，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省军区参谋长徐江汉，湖北人，不上30岁。他原在西北军冯玉祥部，1931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在“红大”学习后不久于1934年冬派到闽赣军区任参谋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祜，湖南人，40岁左右，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他工作能力较强，会做群众工作。当时，闽赣军区下辖十二、十七、十八三个团，约七八百人枪。这三个团是原先闽赣军区主力调走后才以闽赣各地方武装力量改编的，因此大多是闽赣本地人。这三个团装备都较为落后，多为步枪，如“七九”等杂七杂八的。三个团没有一门炮，除有一个团配有两挺轻机枪外，其他就没有较好的武器了。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下，闽赣军区三个团兵力只好在宁化县境内或闽赣边一带进行分散游击与敌周旋。
1935年2、3月间，省委工作团还收到中央电示，要他们就地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等。当钟循仁传达中央指示后，徐江汉一伙竟满腹牢骚。面对着敌强我弱，困难重重的局面，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尤其是宋、徐、彭考虑最多的是赶紧撤离宁化，撤离闽赣区域，至于撤向何处？他们确也进行了一番争论。
杨道明认为宁化以及整个闽赣区域，有延绵千里的崇山峻岭，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更有着众多的曾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基本群众和地方基层党组织……杨道明曾经深入到宁化各乡村，他惊讶地看到农民们在山坡上挖出的地瓜一颗颗比碗还要大，产量十分喜人。他认为宁化土地肥沃的程度比他家乡兴国强得多，甚至不会比闽西、南更差。所以，当时钟循仁、杨道明等表示还是要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就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方略。然而手握军权的宋、徐、彭他们却执意把力量撤离宁化，撤离闽赣区域。当时，对撤离的方向也曾经争论了一番，杨道明等人认为撤向闽西，向闽西靠拢较为稳妥。然而，宋、徐、彭他们还是把大家引向闽中、闽南方向去了。
在撤离途中，闽赣军区武装力量除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之外，大都遭到强敌的伏击，部队损失过半，最后仅有三四百人了。1935年3、4月间，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的紫山一带。紫山系闽中巍巍的戴云山的一支支脉，山上长满了郁郁苍苍的树木，地形十分险要，然而这里毕竟是新区，还在他们来到之前，所有乡村的群众在国民党的宣传、威逼下，都躲藏起来了。加之语言不通，要找个群众了解情况都十分困难。这时，他们发现早已被仙游、德化等当地“民团”团团围住了，敌人对他们实行了诱降手段。面对如此情况，钟循仁等同志一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要勇敢、坚强，要努力设法坚持斗争。但是，这时的宋、徐、彭等人根本就听不进钟循仁等同志的半点意见。事实上，宋、徐、彭这些人投敌的决心早已经下定了，他们暗自商议以后，即派出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杨良生随仙游县民团派来的两个穿便服的人下山去了。当天傍晚，杨良生又回山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民团团丁，抬了一头大肥猪和一二挑食品。当晚，宋、徐、彭等人就把闽赣军区武装力量数百人的队伍拉下山投靠敌人去了。这时山上只剩下钟循仁、杨道明等省委工作团和二三十位不愿跟下山去的同志们。在这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钟循仁、杨道明等同志一刻也不敢在山上滞留，也立刻离开，走另一条路下山去了。
钟循仁、杨道明下山在一条河边找到一条竹排想渡过山下的大樟溪，结果被对岸敌人狙击，大部分同志失散。钟循仁、杨道明等七八位同志艰难地突出重围。这时，原先从赣东北苏区过来的五六位同志提出要回赣东北去，钟循仁、杨道明十分无奈，也只好同意他们回赣东北老家去，此时钟循仁、杨道明两人的心情十分沉重，可以说他们的前景已完全无望。他们俩都是江西兴国人，由于他们当时的政治身份，深知肯定是不能回兴国去自投罗网了，杨道明很早就清楚他兴国已没有家了，他的家早就给敌人毁了。在半年多前，杨道明就接到信息：敌人第五次“围剿”一进兴国时就把他的大哥杨义明抓去残忍杀害了。同时，敌人又把他的大嫂和他的妻子抓走强逼嫁给地主豪绅。当敌人二进兴国时，杨道明的父亲杨成珊被逼投河自杀，二哥杨真明被追杀得无处藏身，最后只好隐姓埋名躲入深山老林削发为僧。他家中所有财物、房屋也被敌人抢光、分光。此时，杨道明确实十分悲愤，也十分绝望，他痛哭了一场之后愤愤地从腰间解下那把已经不太好使唤的六轮小手枪，和从口袋里取出的“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木质圆形印章一起，狠狠地甩向远远的丛林之中，然后和钟循仁一道茫然地不知所向地进入密林深处。
起初，他俩来到秋垅进入“九座寺”，经寺庙里妙智法师指点，他俩来到“闇亭寺”正式出家。这时是1935年农历四月十八。
杨道明在闇亭寺改名“谢长生”，法号“馨扬”，钟循仁改名“黄家法”，法号“妙园”。此时，杨道明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且染上了肺结核病。肺结核病在当时是十分可怕的疾病，相当于今天的癌症。这对杨道明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肺结核当时并无良药，他只能根据医嘱，尽量减少劳累，平心静养。同时不间断地采服山林中的一些草药。经过较长日子的养护，他才慢慢地康复。
杨道明在寺庙里不时地想到过去，想到几年来如火如荼的革命历程，但他更多想到的是许许多多跟他生死与共、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闽赣省委工作团在紫山散失后不久，党组织也曾几度派员进入紫山一带寻觅钟循仁、杨道明等人的下落，但都因为种种的原因，始终未能找到他们。
杨道明进入寺庙之后，国民党也几度派人进入寺庙搜寻这些失散人员以及闽中、闽南地下党人员。1945年农历七月，永泰县警察局又派人进入寺庙搜捕他们。钟循仁见状早早地溜走了，杨道明被捕关在永泰、福清达一年之久，但他一直用“谢长生”的姓名与敌人周旋。
杨道明在永泰、福清关押期间，被敌人审讯了七八次。起初敌人一直说杨道明是“闽中游击队”的干部。这倒让杨道明心中有底了，所以他一直按原计划应付敌人的审讯。敌人一直追问杨道明的老家在江西兴国的具体乡村时，杨道明机灵地用兴国县的“谢”姓最多的“陈塘乡”去搪塞他们。敌人也曾发电报到兴国陈塘乡去查询，结果是陈塘乡外出姓“谢”的人确实太多了，敌人怎样使劲也核对不出他这个离乡的“谢长生”到底是谁？敌人抓不出杨道明任何疑点，无可奈何，把他转到福州伪高等法院，挨了些日子，于1946年农历五月在福州把他释放了。当然，杨道明能出狱，跟永泰、福州等地的佛教界人士大力保释也有很大关系。
杨道明被捕时，他非常庆幸钟循仁早早溜走，逃离敌人。杨道明想如果他俩同时被捕入狱，审讯时很容易出现两人的口供上有矛盾的地方而暴露出两人真实身份，引起的麻烦就大了。钟循仁逃离闇亭寺后便到闽侯雪锋寺。一年以后，他听说杨道明已经出狱，他立即从雪锋寺赶到闇亭寺与杨道明相见。杨道明出狱后先进入长庆下际寺，整整呆了30多年，直至1981年钟循仁去世，闇亭寺无人主持，杨道明才再次回到闇亭寺任主持。
解放后，钟循仁、杨道明也很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但每当想到闽赣省的斗争，他们心里就十分难过，内心感到十分内疚，同时也感到自己出家几十年了，还是“与世无争”、“清净”为好，也就不给毛主席、党中央“添麻烦”写什么信了。
改革开放以后，杨道明经组织上反复调查核实，最后被福建省政治协商会议增补为福建省政协委员，直至1999年5月14日病故于永泰闇亭寺，享年90岁。
（作者系宁化县档案馆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