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奕杰

“循良”王国脉

翻阅民国本《明溪县志》，清康熙年间归化（现明溪）知县王国脉的名字和事迹，不期然屡次连珠炮似地映入眼帘。竟至令我眼睛发热，想要仔细看个究竟。

这个归化康熙年间的“知县事”、“邑侯”、“大令”王国脉，决非平凡角色。

王国脉康熙十八年刚到任，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人人觉得热。一上任，就把不法首犯绳之以法，使吏治井然，“甫下车，廉一二违法奸首，即置之法，庭署肃然”。以后又廉明办案，好像包公再世，屡断冤狱，“而最详慎者，无如词讼一事，不惮谦以处己，虚以下询，平反至再，绰有大循吏风”。

王国脉最突出的事迹是解决了归化县康熙年间里甲抗交税赋的难题。归化部分乡村里甲其时抗交赋税，只说是因“时军兴后，十室九空”，不很明了，大概也是“寇贼”一类的作乱所致，于是人民生活艰苦，乡间里甲联合起来抗交赋税，这对知县来说是很棘手的事情。但据县志记载，王国脉处理得很有智慧。他不采用武力威胁、刑讯逼迫、抓人杀人的做法，而使用予民休养生息，使乡民逐渐恢复信心和提高缴税能力，自愿地去交纳税赋。先是严禁乡里自办团练，等于既解除乡村地方武装，使村民放下武器，没有能力武力抗税，又减少了乡村自办团练的费用，后是对抗税者放松了捉拿和诛杀，使乡民重新树立信心。果然，不多久，乡村里甲自动恢复了交纳税赋。这一件事，明溪县志王国脉的传里是这样写的：“乡民联甲保聚从逋课。遂乃一面严团练之禁，复一面稍弛逋课之诛。未几而纳课者顿形踊跃。”

在具体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王国脉不仅做得非常细致，而且有胆识、有魄力，富有创造性。“明代旧例，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推丁多之户十人为里长，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凡十户。其钱粮由里长催征。”但是“长民者”只督里长，不管里甲里的情况，历年拖欠与现年未交的，由里长负责，因此“十排拖欠，累比现年里长，卖妻鬻子者不可胜数”，里长因负责交纳税赋而负连带责任致破产者不可胜数。王国脉革除这个不合理的做法，不再由里长“赔累”负责，而分摊由各甲自主交纳，“康熙二十年，邑令王国脉设为分比十排之法，万民赔累之苦，方始永除”。

王国脉还解决了不遵循实际情况变化，死板按原定户数交纳税赋的官僚做法。每一里甲里，经过若干年后，原定户数有所消长，一里不再是一百一十户，一甲不再是一十一户，有的多得多，有的少得少，有的灭户，如按固定户数交纳，就出现赋税不公。“每有一里长名下，甲户俱全，几及百烟者，亦有全无一户一烟者。更有倚里长而需索无休者，亦经王邑令申请上宪，裒多益寡，秉公均匀。一里长名下约以二十七八烟为准。自均匀后，始无偏亏之弊矣。”王国脉采用减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平衡各里甲，使税赋得到平均，达到一定公平正义的境地。

王国脉于缴纳税赋或曰地方经济管理上很有办法，在地方民生建设上也多有建树。刚上任不久，就做到让归化“五月市”重新繁荣起来。归化古来有“五月市”，原在城东街，“清康十八年七月七日，城隍庙毁，街市荒凉，邑侯王国脉捐资重建。二十年，落成。”“庙宇维新”后，王国脉“召集客商”“倡为城隍胜会，集货贸易”，“捐资”、“召集”、“倡”、“集货贸易”，足见王国脉对“五月市”作出了多大的努力，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王国脉已在300多年前搭了“城隍庙”的台，唱“五月市”的戏，而且按县志载，达到了“五月市”的重新繁荣，“以夏五月为城隍诞会，开市贸易，远迩聚观。”

再是健全县治设施，“布政司，在西清街。明成化七年，县令郭润建。万历三十八年，知县周宪章重修。清康熙十八年。知县王国脉再修。……按察司，在西清街。明正德十年，知县杨缙建。万历四十年，知县周宪章重建。王国脉重修。”“县署……明成化六年，改为县治。……四十三年毁，知县曾迁重建。清康熙十九年，知县王国脉重修。内计正堂三间。”建县治设施，便于地方治理。再后是坚固城池和关隘，保卫明溪。“康熙十三年，闽省变乱，人民逃入山谷，贼众屯县，城楼、垛铺毁坏殆尽。二十年，邑侯王国脉捐资重修。”“铁岭隘，在县东北三十里之铁岭。形势高峻，岭顶有隘楼，与将乐县分界处。前因流寇毁坏，清康熙二十一年，知县王国脉捐资建复。”再是建设社义仓，“康熙二十年奉文设社义仓，知县王国脉捐资，倡率里民创社义仓于察院司废址。”建仓备粮于灾荒时用于社会救济。……王国脉在任期间，民生建设如此多多。

王国脉还致力于文化建设。先是建成明溪龙湖儒学。明溪县儒学原在县治西清街，多次在县治内改迁，后遇寇毁，“康熙十一年，知县黄易始详请就龙湖龟山祠改建大成殿，仍立祠祀龟山于其右。殿左为崇圣祠，祠前为明伦堂。龟山祠右为名宦、乡贤二祠。厨库、学门咸备。门外二坊，额曰‘龟山所生地’，曰‘倡道东南’。二十年，知县王国脉成之。”前任知县黄易倡建儒学在龙湖龟山祠，最后成之却是王国脉。从此形成了明溪县有县儒学和龙湖儒学的状况，以致“惟建学龙湖后，因距城较远，仍将西清街旧庙照原保存，俾官绅朔望便于谒圣。丁祭亦分春仲在城学，秋仲在龙学举行。”虽则如此，归化官绅和儒生，仍仰慕宋代大儒杨龟山遗泽，仍以杨龟山的家乡龙湖儒学为正统，县儒学反而成了义学。“惟清例一邑不得有两儒学，乃改称旧儒学为义学。”后来，为维持儒学开办，王国脉又捐资置了学田，“清康熙……二十二年，知县王国脉捐置学田六亩。”再一件文化大事是于康熙甲子年带头增修了归化县志。

王国脉兴“五月市”，修县治，固城池，坚关隘，建义仓，成儒学，置学田，修县志，诸多过眼可见的建筑和业绩，是否是要为自己升迁和“名垂青史”建立“形象工程”？诸个“形象工程”中，除没有说明建设资金来源的寥寥几项修县治、建儒学、修县志外，其它多项都记有王国脉首捐倡导或捐资建的。如此无私的攘助，能说王国脉是要一直用自己的钱一直往自己脸上贴金吗？可以肯定，王国脉是真心实意，做官一任，以私济公，替民谋福，为民办事，确见王国脉的恢宏襟怀。走笔至此，传里关于王国脉的其他事迹，如“秉性醇厚，杜绝苞苴”，正派不搞贿赂，如“倡积谷”、“赎回掠卖妇女，所费动盈千百”等，宁信其有了。

王国脉可谓归化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地方官之一，他的工作真如传里所说的：“真所谓恩威并济，超轶前后，堪垂永久者也。民至今犹讴思之。”

“暴令”王国脉

然而，后来又看到另一篇文章，就是转载在《明溪文史资料》第五辑上的，归化乾隆年间进士李镐写的，对王国脉几乎持全盘否定，认定明溪县志里所载的王国脉大多是虚言假言，实际上的王国脉，乃是一个“暴令”。    

着笔最多的是对王国脉断案廉明的否定，文章活灵活现地说王国脉“词讼则贿赂公行，一决于胥役万立如之手。每坐堂，立如必侍其旁，以手摸面，则签下矣；以手指鼻，则夹讯矣。时民谚云：‘有打无打，有夹无夹，但问立如伯。’盖归语打、夹、伯音韵皆相近也。有控于上者辄多费，请下立毙之。尝自谓‘费尔邑钱，毙尔邑民，若我何？！’”简直是糊涂至极，根本不会办案，只会收受贿赂，一切案件的裁断取决于那个叫万立如的胥役，还谈什么“不惮谦以处己，虚以下询，平反至再，绰有大循吏风”。完全否定了县志所载的王国脉“洞悉利病，知无不为，秉性醇明，苞苴杜绝”的道德品质和“大循吏”风范。

该文对县志里记载的王国脉其他好事，也一并予以否定。这其中有解决里甲抗税之事。这篇文章说：“其申详分征之法，偶从孝廉原公所请，此犹纣以西伯去炮烙，民稍得免专责之累耳。岂遂除锢弊而大称便乎！乡民联甲御寇，原未尝逋课，特大当诛求无厌，有未克悉应者耳。至摄于国脉之威，则靡不惴惴供命，非前顽而后良也。”王国脉治理里甲抗税不交的办法，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且只是解决了一点皮毛之事，“民稍得免专责之累耳”，实际上乡民未交税赋，只因为联甲御寇，倒反是王国脉“诛求无厌”，乡民无不“惴惴供命”，以至“闲考故老传闻云：归邑之害莫甚于现役大当，而现役大当尤莫急于王国脉。夫斥之曰王国脉亦深恶痛绝之词也。按国脉恃家巨富，性傲刚狠，其时现役里长死于追呼敲扑者百有余人。”归邑故老对王国脉都感“深恶痛绝”，他因迫交税赋弄死了里长百有余人，这与县志里记载的王国脉以创造性手法，予民休养生息，渐渐交了税赋的说法大相径庭。“催科惨酷，若此其甚！”文章倒是说王国脉是个不察民情、不体民瘼、使用暴力迫害不交税的人的“暴令”。

大体上否定的事还有这一些：“虽有文庙之修、学田数亩之置，岂足以补厥过乎？夫吏莫重于廉，政莫要于宽，国脉之贪暴若此，区区建城隍义仓，捕游兵动盗，抑末矣。至于修葺城池原销国课，更何足道哉！”修文庙、置学田，补不了过；建义仓、捕游兵动盗，只是做了末等的事；修城池，用的是“税收”，不是他捐资重建的，不足道也。

该文还说出了一件归化县志里所没有记载的事，“且吾闻其与进士萧公忤也，则凿去水尾文峰诸石，谓足以阻邑中文运，而抑萧公仕路，醇明安在？谦虚安在？”说王国脉因与萧姓进士的个人矛盾，借故“凿去水尾文峰诸石”，以抑制萧姓进士的为官之路，王国脉骄横专制，强奸民意，擅自非为。

该文最后是对王国脉带头纂修康熙甲子归化县志的否定，说王国脉热心修县志，是另有所图，就是要在县志里，弄假成真，以良代恶，为自己留下好名声。“况举贪暴而列于《循良》，是相反而相乱也，可乎哉？今幸有故老可质，得以伸其办（似以‘辨’字为对，笔者注）而黜之，垂之后世，传闻既邈，将有面然误入于‘名宦’者矣。”大家要警惕啊，不要为县志迷惑误认为王国脉是好官而请入“名宦”。是什么原因县志会这样记载呢，因为王国脉是知县，有权力为自己在县志里谋得好名声，执笔者不得不为之也。“考是志乃国脉督修，或执笔者出于不得已之为。然后有修志者，愿芟去此条，毋姑留以贻误后人也。”还告知后之修志者，要去除县志里有关王国脉的记载，以免“贻误后人”。

也就是说，从这篇文章看来，王国脉，却又是一个“暴令”。

亦真亦假王国脉

王国脉是“循良”，还是“暴令”？

不能完全否定李镐的这一篇文章。李镐，归化清乾隆年间进士，本身亦是读书人，君子，趋圣贤之道的人，还当过晋江、长汀等地的县级官吏，深信“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何过责之深也？”怎么还能在这一篇文章里有违自己的道德良心，对王国脉抹黑污蔑，假如真是如此，其心机何在？已不可考矣。而从康熙王国脉任时到乾隆李镐中进士时，刚过了50多年，李镐写这篇文章时，大约还有故老可以调查，可以对质，李镐不会乱写的。文章说王国脉粉饰自己，最理屈之处，乃是这本康熙年间的归化县志是王国脉所督修，身为县令，其手下写志的人不得不为王国脉歌功颂德了。如此说来，李镐说王国脉是一个“暴令”，有一定的真实性。

李镐的文章里对王国脉完全否定的事，只有对其品质、办案和凿文峰诸石这三件事，解决里甲抗税难题，说只是解决了皮毛，修文庙、置学田，建义仓、捕游兵动盗，修城池，纂县志，大体也是否定的，然而这否定之中也就有了一定的肯定，毕竟王国脉有做了这一些事，只是做得不像县志里所说的那么好，如“除锢弊而大称便乎”等。这对一个封建官员来说，已是负起责任、忠君爱民、难能可贵的了。

归化县志载王国脉于“康熙十八年升任”，说明在此前，他并非“知县”这一级别的，而是由下级擢升任归化知县的。到他的下任已是“康熙二十五年莅任”，如这中间没有别的知县遗漏的话，他“在位”归化知县达七年。归化历任知县长者近十年，短者不足一年，他的这个任期算相当长了。他可以在知县任内，为归化长远思索，静心干事，做出一些治绩。

他进了名宦祠：“入祀者：……推官王得仁，知县郭润……王国脉，共十五人。”王得仁是平“沙寇”邓茂七的主要将领之一，郭润是归化县首任知县。王国脉成为归化县历史上十五人受祀在名宦祠里最有成绩的官宦之一。

王国脉修县志，依他自己说的，也是遵循志例，相当严谨。据说王国脉乃“古蒲之名德世家”，即山西蒲州的世代读书为官之家，他对修志之重视，也就不以为怪了。还对修志提出了基本的和严格的要求，这就是要“切实”和“美扬”，谆谆教导参与写志的人：“日与诸同人寝食其中，因戒之曰：‘文过其实，或失之诬；美而不彰，则非奖励。’于是严其条例，杜绝行私。一节可取，虽微必录，涉及疑贰，宁阙勿从。”修志要“严其条例，杜绝行私”。王国脉“延聘士绅设局编纂。维时因陋就简，凡三阅月而志书告成。”增修完毕，归化县儒学教谕周步新对王国脉增修的县志大加赞赏：“我清定鼎以来，其邑之废坠待修举，残缺待补救者，亦复何限？而乃以古蒲之名德世家均翁者来莅兹土，雄才大略，利尽兴，弊尽除，纂修所载，厘然毕具。苟非运际升平，邑有循良，乌能从容搜辑，相与有成，虽然宁第时与遇之幸哉！亦斯邑之福也。”后来民国本的《明溪县志》，也对王国脉修的县志予以肯定，说较前志“杰乎大观”，成系统，有贡献。

民国本《明溪县志》记载，归化人还为王国脉立生祠，“吕祖祠  在县前坪天一坊右。为感县令王国脉德政而建。王令谦让不居，以己系与吕纯阳同日生，改祀吕祖。邑人因设王令禄位于其中，仍置田二十余亩，永为祭祀之需。勒在石碑并载志内。今废，仅存遗址。”王国脉不让归化人为他立生祠，改为祀吕洞宾的吕祖祠，但归化人仍把王国脉的禄位放在吕祖祠里，可见王国脉为令期间，归化人对王国脉还是首肯、赞扬和感激的。归化人为他立生祠，这大概是王国脉是循良的雄辩的理由之一。

王国脉不是一个为官狂，治理狂，冷血动物，理性机器，还是一个有情有理有趣的人。虽然在明溪县志里看不到王国脉的诗文笔墨，风貌行迹，但从他为县志所写的序以及和本地文人的优游酬酢里，也可见王国脉的才情品味。本县人、曾任泉州府学、永春县学训导的岁贡魏百龄有诗入明溪县志艺文志，《重九同王邑侯登塔集灵英寺》，记载了他和王国脉重阳登集灵英寺塔的感受：“木落风疏鹤唳霜，吏情闲淡况高凉。凌云塔势回东嶂，隔水松梢挂夕阳。山色阅秋增指点，枫容玩世自丹黄。萸囊醉系岗光薄，踏月归来兴浩茫。”这首诗不仅是魏百龄的感受，也是同登者王国脉的感同身受。王国脉于治理之余，也留闲淡之时，登高赋情，抒怀兴致，眼见夕阳西下，秋况高凉，而形势雄壮，轮廓苍凉，任两人指点玩世，品味感怀。直至入夜，踏月归来后一派心情舒展，雄心更定。

王国脉错就错在，他在自己主持修的县志里，把自己的好处写得太多进去了，免不了为后人所怀疑和垢病。然而，大概从现有这两种文献资料上看，总体上，王国脉，应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封建官吏，况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王国脉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只看从哪个角度上看人了。

总之，我所能看到的关于王国脉的文献资料，只有这两部分了，一好一坏，难断真假。也许历史上真实的王国脉，如烟如雾，遮蔽无现，难理头绪，再也无从知道了。

（作者系三元区委党史办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