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衍森

随着兔年元宵节的逝去，刺耳的鞭炮声骤然稀疏下来，浓重的年味也渐渐地在人们心中消散。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却难以退去，而且有愈加思念的感觉，不断地激起脑海中的涟漪，叫我难以忘怀，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乡愁吧！乡愁表现在哪里呢？童年的感受最为强烈与鲜明。

（一）吉祥的期待

回忆起“过年”，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的诗句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为什么我会立即想到这首诗呢？这与我的童年经历及成年后的职业有关。我终生从事的职业是教师,所以一说到过年，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首诗。我不但教学生读懂这首诗的含义，而且用自己对这首诗所吟咏的物象、意境和情感有亲身感受，尤其用“新桃”与“旧符”的寓意来感染学生。

记得我幼年四五岁，也就是我刚懂事的时候，妈妈总是在每年岁暮的“扫厝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大搞家里的卫生，她说这是过年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卫生搞好后，最终以家门的布置妥帖为结束：（1）小心翼翼地在家门口两根门柱上贴上一副新对联;（2）贴好新联后，轻轻地关上门，取下门后挂的桃枝，双手虔诚地换上一根新桃木，紧接着在挂新桃木后的板面贴上一张绘有钟馗画像的神符。至此，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笑咪咪地对我说，“扫厝”终于完成了，神祗菩萨会保佑我们全家在新的一年中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万事如意。我听后亦十分高兴，因为我也会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从此，“扫厝”、“贴春联”和“挂桃木”的印象便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恍如就在昨日。屈指数来，距今应有近七十年了。其后，随着我的年龄逐渐增大，“扫厝”的任务就慢慢落在我身上了。应当指出的是，当年的我，自己也高兴做这件好事，心里想，事关全家一年安康吉祥的大事，不是我去做，那叫谁去做呢？

“扫厝”活儿是件又苦又累的事，说是一两天要搞完，其实要干好几天才能完成：（1）首先必须到山上劈好黄竹，捆成数把，做“扫厝把”备用，因为一把肯定不够用；（2）要备好驱邪用的“新桃木”，临时抱佛脚绝对是不行的。所以快过年时，我便会在下午放学后，四处窥视哪里有桃树，然后偷偷地劈一二根选用。此事要找适当的机会下手，要保证不会被其主人发现而误事，因为桃树一般是有主人的，主人家是不会允许别人偷劈桃枝的；（3）清理锅台是最累的活，特别是那根又大又高的砖砌烟囱，最难打扫，必须上红印山找一根长而细的竹子才行，否则长度不够不能用；（4）因当时的房子都是年代久远的，而以木、泥、砖瓦等为主要建材的老屋，都已破落不堪。屋顶黑黑的瓦片，因为时间久了便长满青苔，加上鸟雀、老鼠类不断的窜行，时常会漏雨，弄得屋里烂汲汲的，充满难闻的霉臭味，让人恶心不已，打扫而起来挺费劲的。地面虽然有青砖铺就，然而也因年代久远，早已成为碎块，凹凸不平的，连扫地都很困难；墙壁都是木竹结构编成，面上涂的是黑泥和白灰，经常会因受潮而剥落；加上鼠类与蟑虫类的破坏，即使粘贴上报纸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便是旧纸全部撕掉，再重新贴上一层报纸才行；厨房更不要说了，由于当时烧的燃料是草木类，所以厨房显得格外乌黑油腻，脏兮兮的，有时吃饭时上面还有脏兮兮东西，甚至小蝙蝠落下来，令人食欲顿无。为此，一年一次的“扫厝”就显得格外必要和小心。开始打扫时，头上须戴上草帽，嘴及鼻子要蒙上毛巾，否则脸面就变成黑人。三元俗话说得好：“一天看早晨，一年看年头”。旧年年底进行彻底的大扫除，不仅寄托了人们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更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年诸事更上一层楼期盼。那么，扫厝累点、脏点又算什么呢？

房屋打扫得干净，焕然一新后，“人”自身的换“新”也要进入“备年的议程”：全家男女老小，都要根据家里经济条件，提早购买好新衣、新帽和新鞋等，静候大年的到来，当然，这项内容已超越“扫厝”范围了。是啊！当年岁末“扫厝”习俗，至今深深地铭记心中。

（二）饱甜的滋味

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在当年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过年时节“物”的备办尤为重要。三元家乡的民俗中，尤以备好“米”和“糖”最为重要，其次便是家禽、酒水类了。在我的印象中，首先要备好的是“粳米”、“糯米”、“黄豆”和各种糖类，这是重中之重。因为过新年就意味着要“饱”和“甜”，没备好这几种东西，有什么资格谈“过年”呢？。在我们三元这一带，最重要的节俗主要是三个，即民谚所说的“苦年恬节乐中秋”。何谓“苦年”，因为过大年的节庆时间最长，寓含既要送走旧年，又要喜迎新年两大意义。更重要的内容是，亲戚之间还须互请，美其名曰“年酒”，换句话说，“年酒”质量的好坏，就是你一家门面的体现，来不得半点马虎。上文说民谚“苦年”的含义也在这里。苦年，就是苦于年的意思。因为旧时乡民很穷，过年必须还债，交租，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是地地道道“鬼门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白毛女》中所揭示的苦难，便是这个主题。那时有多少人家，到了年关，躲债的躲债，卖子鬻女的变卖，实在走投无路的，甚至寻了短见，杨白劳的故事旧三元也屡有发生，所以称之为“苦年”。

自然，作为小孩的时代的我们可不理解这些，对于新年的临近我们总是美滋滋的：学校可以不去了，没有作业的负担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很快就可以吃到又甜又香的“米粿”、糍粑和鸡鸭鱼肉了，一想起这些，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小孩们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家里什么时候开始“粘糖米”和“糖豆”。所谓糖米，就是宛如现在的“酥糕”类的食品，由糯米花与麦芽糖制成；所谓糖豆，也是麦芽糖与炒黄豆做成的。都是现在孩童眼里普通的食品。而那时候，可是一年才能吃一次的最佳食品。母亲们偷偷的制好后，都会装进蜜饯瓮和油箱里。为什么说是偷偷的呢？因为怕孩子偷吃掉，而过年时，就没东西招待客人了。为此，“糖米”碾压并切割成块后，母亲们就会偷偷藏入“美孚”油箱里，防止孩子们暗中偷吃掉。可能读者不知道“美孚”二字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旧时洋人卖给中国人煤油时装的方形铁皮箱子，我自今也没弄清楚当年每家每户，是怎样弄到这样镌有“美孚”字样美式油箱的，而当时的孩子的心目中，它就是“甜美”的象征。

“糖米”、“糖豆”、“糍粑”和“米粿”等食物确实是旧时小孩过年所期待的美食。

（三）红包的诱惑

旧时小孩盼过年，心目中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想来现在的小孩是不知道的，那就是珍贵的“红包”。

也许你会哑然失笑，嘿！不就是那么几块钱么？用得着盼过年么？我的回答说，是的，因为你不了解当年的生活。旧社会就甭提了，且说解放初期，也就是我们的儿童时代，要想在自己的口袋里有几分钞票，那可是相当富裕的家庭。想当年，一日三餐能吃上白米饭，就是很不简单了。说起粮食，当年粮票与粮证影子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而粮证中的毛主席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的警言，至今熟能成诵。而这些票证，也只有居民户口的人家才有，而农户是没有的，因为他们是自产自销，政府是不予供应的。写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疑问，你不是写“红包”吗?那与过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三元，原先是个小乡镇，属沙县二十二都，1940年才成为一个小县，人口稀少，住民基本上是务农的。解放初期，虽然剥削阶级打倒了，但生活水平总体还是偏低，所以小孩身上基本没有所谓的“零花钱”，能填饱肚子就好了，有钱买零食可是天方夜谭了。但是，到过年时节就不一样了：无论家庭穷富怎么不一样，每个家庭的小孩总会得到不少的红包，所以过年期间，小孩就喜欢紧跟大人屁股后面颠跑，特别是到亲戚家拜年，这样就能得到不少的“红包”。顺便告知大家一下，当年的“红包”有多大呢？你可别惊奇，小的只有“贰角”，甚至是“壹角”，大一点的也不过是“五角”左右。可是，我们小孩们可高兴得眼光发亮呀!大家经常定时聚集、合计，看谁的袋子里“红包”钱数多，比一比高低；钱数多的孩子兴高采烈，钱数垫底的孩子垂头丧气，随后大家便撺掇钱数多者，拿出一角钱来，到路旁小贩处买椎椎果（一种小野果子）吃，而后便玩起跑跑抓游戏来。父母亲对于“红包”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其一：很注意亲戚红包的钱数，因为是要回礼的。人家包多少，自己包给对方也要对等，不能相差太多，否则会失礼，让对方看不起；其二，春节过后小孩就要报名上学，红包须留来当学费；其三，过年花费了很多钱，容不得小孩乱花钱。

但是，红包毕竟藏在小孩口袋里，而且每年只有这么一次，我们这些小孩亦有伎俩偷藏一些。至于多少，那就看谁的本领大了。我们小孩有了些零钱，你可痛快了：可以买些玻璃珠珠打打，赌输赢看手气；可以买一副扑克耍耍，看看运气；买一盒象棋走走，掂量自己的才智；甚至可以买几张电影票，得意地请好朋友看看电影……总之，这种美好的时光，基本上只有在过年得到“红包”后，才能实现。

总之，过年的记忆，特别是儿时的期待、向往与乐趣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难以忘却。现动笔写出来，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的后辈能了解前代人是如何生活、学习、成长的，而了解当年的儿童对过年的期待及乐趣，正是最好的窗口。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三明一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