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 胜 龙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 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一向被尊“程氏正宗”、“闽学鼻祖”。“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的杨时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杨时造福于民的故事
浏阳赈灾。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杨时任湖南潭州浏阳知县事。绍圣四年(1097年)春至秋季,浏阳旱情十分严重。杨时积极组织赈灾,并同意灾民缓交赋庸调,等来年无灾时再交。湖南漕使胡师文以“不催积欠”为由弹劾杨时,哲宗皇帝看了此奏章,便下旨革去杨时浏阳县知县事之职,并令杨时留在浏阳催收积欠的赋庸调。杨时逝后,浏阳百姓建“名宦祠”祭祀他。
杨时在浏阳县任知县事。他了解到,有的官吏借官卖酒业,竟经营起风月场所,还美其名曰:“与民同乐”。杨时怒斥:“此最为害教”,“夫诱引无知之民以渔其财,是在百姓为之,理应当禁,而官吏为之,上下不以为怪,不知为政之过也。”他表示只要自己在这里当知县事,就决不允许此风在浏阳存在。他征得潭州府和湖南提刑司的同意,依法惩处经营风月场所的官吏,派人封闭风月馆,遣散妓女,浏阳百姓拍手称快。
杨时逝后,浏阳百姓建“名宦祠”(遗址在现浏阳文庙左侧)祭祀他。杨时在浏阳建归鸿阁、作《归鸿阁记》。杨时所建归鸿阁被列为浏阳旧八景。杨时位列浏阳有史记载名宦第一人。明嘉靖版《浏阳县志》载:“杨时知浏阳,有惠政,民思之。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
余杭护湖。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当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葬母余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杨时到实地察看,了解到修筑浚湖引水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使南湖灌溉农田面积减少五百余顷。杨时气愤地说:“蔡京为壮其母墓色,竟不顾百姓死活,欲耗国家巨资为己用。此事万万不可为。”因“先生格之”,蔡京放弃了为母亲首选的墓址,另择墓地。
杨时逝世后,余杭县父老为怀念他的爱民之德,建龟山书院。明朝成化年间,当地父老建“三贤祠”, 祭祀主持建南湖的余杭县令陈浑、整修南湖的另一任余杭县令归晀和护南湖有功的杨时等三人,以昭告其功德。
萧山筑湖。 宋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杨时赴越州府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任知县事。杨时根据当地父老意见,组织修建多任县令想办而未办成之事——筑湘湖。明万历《萧山县志·人物传》记载:“政和二年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其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今,至今民赖其利。祀名宦祠。”
萧山湘湖占地3万亩,灌溉九乡13万多亩农田,今已成杭州旅游名胜,是杭州的后花园。 湖长约19里,宽1—6里不等,西南宽,东北窄,形似葫芦。杨时见湖景宛若潇湘,便取名“湘湖”。
宋政和四年夏,萧山又遇干旱。9乡农田由于得到湘湖的灌溉,萧山首年实现大旱大丰收。老百姓个个对杨时感恩戴德。杨时逝世后,县里的一些老者牵头,建祠祭供杨时。百姓户户厅堂挂起杨时画像,每逢初一、十五供奉他。
民谣唱:“民有天,湖不田,脱未信,视此年。”“西湖日出一只金元宝,湘湖日进一只金元宝。”
如今萧山区有“杨时路”。湘湖已成国家4A级旅游度假区。在6.1平方公里的湘湖水面上,“杨堤”、“德惠桥”、“道南桥”、“立雪桥”横跨湖面连接南北。在立雪桥附近湘湖北岸,屹立杨时昂首捋须目凝视湖区的大型石雕像。
今人有诗赞道:“石砌塘堤百里长,田畴滋润稻花香。
今成名胜游人赞,浩淼湘湖惠九乡。”
谏止花石纲。杨时力谏废止花石纲腐败之风。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朱勔被任命为专为皇室提供珍奇玩物的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的主管。他借皇帝喜欢花石大做文章,在苏杭等地豪夺渔取百姓的奇花异石,然后用船从运河运往汴京,每10船为一组,称为一纲,这就是北宋“花石纲”的由来。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在金兵攻打汴京的危难关头,杨时上奏折,指出“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甚。……”。徽宗皇帝览此奏折,即准奏,下诏罪已,并撤销应奉局、造作局等机构。在杨时、李纲等一批忠义之臣的一再谏言下,行害二十多年的花石纲腐败之风终于被废止。
造福桑梓。杨时在他乡则魂牵家园,处平凡则求敦亲睦邻,只要力所能及,都愿意造福桑梓。晚年致仕在家,闽北曾连续爆发农民起义,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他对百姓的痛苦深表同情。为民请命,要求执政“蠲免常赋”“查访民隐”“使一方之民更生” 。杨时晚年多次恳请辞职。建炎四年(1130年),杨时上章告老,高宗皇帝准奏。皇上有旨:“杨某学行醇固,谏诤有声,请闭除职,累月恳辞,宜从其志,以励廉退。”
还乡时,皇帝按惯例赐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养天年。但杨时却推辞说:“乞恩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两袖清风而回。
今人有诗赞道:“常年游宦愧家乡,告老江东请免粮。 八闽山山无税赋, 仁心博大在沧浪。”
从杨时造福于民故事看杨时的民本思想
《宋史·杨时传》:“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 杨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减轻人民负担。杨时实施“仁政”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他提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宽者得众”。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
杨时曾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记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 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
宋代理学家中能做到理学、经济(“经邦济世”)、气节(指道德)、文章(指诗文)四长的不多,杨时却能把“四者合而为一”,超过了在他以前的濂、洛、关三派的大师。后人多只知杨时是理学家之一,而不知他的其他三长。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均为杨时作“画像赞”。李纲称赞:“儒林仪表,国家栋梁, 风云翰墨,锦秀文章”。
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 先生之德,百世所师”。
杨时造福于民故事给予的启迪
杨时恤民爱民、关心民疾的“民本”思想,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多办顺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时刻牢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要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了解实情、体察疾苦,获取智慧,获得力量。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人民高度负责。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将乐县作家协会会长、将乐县杨时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