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  雁  泽

我的爷爷罗小华1932年出生于福建永安槐南乡一个小康之家，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父母都很勤快能干，除了耕作大片的田地，还经营着一个染布作坊。爷爷小时候就聪明强记，但是身材瘦小，参与染布作坊劳动时常手部过敏，所以他与好学的大哥一样，被父母定义为通过读书谋生的儿子。后来由于战乱生意失败，家里财产全部变卖用于还债，仅靠租种土地度日，此时的父母仍然坚持让这个四儿子上学。乐观的父母面对失败毫不气馁，发扬客家人艰苦奋斗的传统，带着全家劳力披星戴月精耕细作，生活很快就又有起色。到土改评议家庭成分时，工作人员犯难了，按生活光景来看，可以评上中农了，但又是租地种的佃农，因此就给评了个“佃中农”这个小众的成分。(图为爷爷和奶奶的结婚照)

到大田县中学读书后，爷爷对当时的军阀倾轧、民生凋敝的现状很失望，也愤懑权钱交易、行政不公的乱象，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这时一名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同学注意到了这位学弟，经常向他传输民主革命的道理。一帮进步学生抨击时弊的言行引来了当局的打压，毕业后爷爷和几位同学索性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闽浙赣边区游击队，为了不连累家人，爷爷舍弃了原名“上豪”不用，改名为“小华”。当时爷爷在游击队里属于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教战友们识文写字，协助队领导宣传革命理论、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鼓舞同志们的战斗意志，得到大家的赞誉。不断发展壮大的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了闽浙赣边区锦绣江山。

闽浙赣三省基本解放后，游击队将缩编转为正规部队。这时地方党政机关需要大量有文化、懂政策的干部，征得队领导同意后，爷爷到大田县委报到。经过考核和短期培训后，下派到分区工作队进行土改和剿匪工作。爷爷深入群众了解实情，严格按政策办事又讲究人文关怀，由他经手的土改工作进展顺畅，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对于剿匪工作，爷爷的策略是攻心为上。出于对新政权的恐惧心理，相当数量的普通群众被旧势力残余欺骗或裹挟，上山当了土匪。如果联系大部队清剿，胜利指日可待，但是当地的乡村将留下许多孤儿寡母，不仅恢复生产困难，有敌意的人多了新政权也不好巩固。于是爷爷利用晚上时间冒着危险走家串户，做细致的政策宣传、思想交流工作，通过家属把许多被胁从为匪的人劝下山来，投诚后重新过上正常人生活。留在山上的土匪越来越少，遭受剿匪小分队进攻后一触即溃，匪患很快就得到了控制。对于爷爷的做法大部分同志都是认同的，但是也招致有极左思想的个别人反对。在一个赶圩的日子，当过土匪被爷爷感化投诚的一位农民小伙子，在集市上被另一工作队抓走了。爷爷知道后很着急，怕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剿匪成效。他一边叫副手去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跑去阻止这不理智的行为。爷爷到达现场后，该队队长根本听不进爷爷的劝说，他认为一日为匪就可能终生难改，不如彻底消灭以绝后患。爷爷不愿放弃努力，继续劝其从大局考虑严格执行政策。这队长见爷爷还在阻拦，就叫部下把爷爷也绑起来。爷爷说：“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只是希望你要请示上级后，再处理这位农民小伙。”上级领导了解情况后肯定了爷爷的做法，在大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个队长，表扬了爷爷并要大家向他学习。

匪患减轻后，分区工作队开始集中精力抓恢复生产。此时按照规范人员外出工作仍须带武器防身，每人配置是一长一短，长枪对付远处的敌人；短枪藏在怀里，是为了应付突然冒出的土匪，可以把长枪交给他们，然后乘其不备掏出短枪迎战。形势好转后，爷爷外出工作有时就把长枪藏在被子里，只带短枪出去。一位战友为了纠正爷爷这个坏习惯，有一天就把爷爷藏在被子里的长枪拿走吓他。爷爷回来后看到被掀开的被子，很是紧张，要知道丢失武器是要被处分的，对于一直受表彰的他是难以接受的。正当他准备找领导承认错误之时，战友拦住他告诉了实况。经过这场虚惊，爷爷再也不敢把武器独自留下了，同时也对互帮互助的战友、同事之情有了新的感悟。

政权稳固后，文教事业发展摆上了重要议程。1953年，爷爷被选调到省立永安中学任团总支书记、人事秘书兼政治教员。此前大田县委原副书记刘乃武已到任校长，他任县委副书记时兼任宣传部长，爷爷曾在宣传部工作，给他留下聪明能干的好印象，于是他极力推荐爷爷过来共事。为了动员爷爷从大田到永安，他还帮爷爷调换了一支精致的手枪，让爱枪的爷爷很感动。团书记和秘书的工作难不住爷爷，但是对于政治教员的工作有些发怵。自己毕业的大田县中学是初级中学，省立永安中学是高级中学，虽然此前有给战友、群众宣讲的经验，但给高中生上课还是感觉没底气。知道爷爷的顾虑后，参加革命前就当过教师的刘校长说：“我给你写教案吧，你只要按我写的教案讲就行。”很快刘校长亲自写的第一课教案送过来了，爷爷根据这个教案给学生上第一堂政治课，获得学生的一致好评。下课时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爷爷突然发现刘校长坐在最后一排位置上，也在微笑着鼓掌，原来校长不知何时悄悄进来听课了。刘校长对迎上来的爷爷说：“讲得很好，你已经是合格的政治教员了。”

刘校长除了对爷爷工作上指导，在为人操守方面也是爷爷学习的榜样。刘校长住在校内，他家从不上锁，无论教职工还是学生，不用预约，随时可以找他沟通交流，他本人不在时也可以自由进出喝水、休息。由于他情况熟悉、工作细致，大家齐心协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师生关系融洽，教与学两个积极性都发挥得很好。老校友著名半导体专家、中科院院士郑有炓回忆：当时师生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感觉大家都有使不完的劲，这所学校是我攀登科学高峰的起点。刘校长的高风亮节还体现在一件事上，就是一位青年教师要结婚，没有合适的婚房，刘校长就把自己的住房让出来，他说自己单身可随便凑合。平日里教职工、学生家庭出现困难，刘校长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扶助。刘校长的风范引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的爱慕，可是就当他们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刘校长的前妻带着孩子突然出现了。原来是刘校长参加革命后飘忽不定，无暇照顾家庭，为了生活妻子改嫁他人；由于这个男人不上进，把祖业消耗完后，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了，无奈之下女人带着孩子前来投奔前夫。面对两位女人，刘校长选择了前妻。之前他同女教师有个长谈，主要意思是：你年轻漂亮，又有大学文化，要再找一个男人结婚很容易；我前妻年过四十了，又带着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她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对象。深知刘校长为人的女教师不忍心让他为难，很快答应退出了。有人称赞刘校长品德高尚，他本人谦逊地说道：“我这不算什么，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如果连最亲近的人有困难都不帮，何谈为人民服务呢。”直到九十岁了，爷爷还常念叨刘校长的感人事迹，可见受他影响之深远。

在刘校长的正确领导下，爷爷也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绩。组织上为了更好地培养爷爷，调派他去省文教培训班（福建教育学院前身）学习，时间为一年半。培训结束回来，他被任命为县文教局副局长，一年后升任局长。那时文教局管理的文化、教育、体育事务百废待兴，资金不足却要干成许多事。爷爷废寝忘食不分日夜工作，使得二十几岁的他就同胃病结缘了，可是他即使在病中也坚持工作。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获得县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后来他担任的“四面向”办公室主任、知青办主任都是属于事务多、管理难的部门，知青办撤销后，他又到教育局这个管理知识分子最多的部门，被公认为能打硬仗的干部。

管理的事多，意味着来找的人也多，大家都知道爷爷工作不分日夜，因此晚上到家里找爷爷的人很多，经常家里客厅都坐不下。有的汇报工作，有的要求调动，有的甚至是来发泄不满情绪的，爷爷对每一个人都很有耐心，有可能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想尽办法解决；不能解决的，细心解释安抚情绪。有人劝爷爷说：你这样工作太累人了，对部下和群众没必要那么有耐心。爷爷回答：“我是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当初就是看不惯权贵欺压百姓，才投身革命希望天下大同，如果我们为官也贪图享乐，甚至作威作福，那么多战友的血就白流了。”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谢华安院士曾在永安农业中学任教，那时他就热衷于搞农业科学研究，因为他的学历只是中专毕业，大家不相信他能够研究出成果，没有人支持他。爷爷经过认真调研后，坚定地认可并支持他的研究，因为爷爷看到了他的艰苦努力，了解到他清晰可行的方案。后来谢华安在农业科研道路上越走越好，主持育成了中国稻作史上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汕优63”，到2010年累计推广9.46亿亩，增产粮食700多亿公斤，新增社会经济效益700多亿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后，又光荣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谢院士到省城工作后，每次有到永安，都会去看望我爷爷，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有爷爷助推的作用。

长期在实权部门担任“一把手”，能够始终廉洁自律不容易。想要安排个好工作，想要下乡的知青子女早日回城，这在各自家庭里都属于大事，于是为此来送贵重的家用电器的有之，来送当年紧俏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的有之，把家里养的鸡鸭全部拿过来送的有之；当面送不进来，就有人选择快下班的时间，把东西放在家门口，打电话或留字条告诉。这么做爷爷断然不收，于是退回礼品也成了加班内容。爷爷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子女都很小，只能靠奶奶来做这事了。奶奶当时从机关下派到居委会当主任，领着居民办工厂、开农场、搞作坊店面，后来还盖全县最大的居委会大楼，也是一位忙碌人，夜晚才有空去退礼品。直到八十多岁了，奶奶还能回忆起夜晚冒着被误认为偷鸡贼的危险，挑着两大竹笼鸡鸭去退还的情景。还有人把两三百元钱夹在信封里，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当然不可能收，由奶奶通过邮局汇款寄回。邮局汇款手续费要1%，每月这事多几次的话，家里的伙食就要明显变差。爷爷对送礼品、礼金的事很反感，在许多场合严肃表态。后来大家都知道了爷爷是真正的清官，没人敢来送大礼了，但是带水果来的人还是不少，爷爷一般也不收，对于熟识的人收一个小苹果意思一下，关系很好的就收了回赠价值相当的东西。爷爷的清正廉洁获得一致公认，全省各地从始至终担任知青办主任的，只有爷爷一人。爷爷的睡眠一直很好，同他不贪不占、问心无愧的做事风格有关。爷爷两次让工资也是值得一提的事，十年“文革”动乱结束后，我国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机关干部工资级别多年未晋升的情况改变了，但是前两次增资只有40%的名额，爷爷是单位“一把手”，工作又做得好，40%的名额怎能少了他，可是他两次都把自己的名额让出来。第一次成功让出了；第二次由于两个干部为争这个名额动起手来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收回自己让出的名额。

一贯公道正派的爷爷做过一件容易让人误会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里决定在槐南乡兴办初级中学。西华片区人口占了全乡的一半多，居住也比较集中，如果按惯例建校地址选在乡政府所在地槐南，这样西华片的学子都要选择住校，改革开放之初的西华还是以种植业为主，人多地少的情况使得那里当时较贫困，许多家庭承担不了住校费用，孩子就要失学。爷爷通过调查统计得出结论：如果校址选在槐南，寄宿生将增加一倍以上，政府财政投入建校舍的资金也将大大增加；如果校址选在西华，既方便了多数学生，又能节约有限的政府教育经费。他的调查报告送三明市和永安县有关领导后，校址选定西华获得批准。建在西华的槐南中学开办后，西华的学子入学率很高；乡政府本点及周边的农家，由于人均土地占有率较高，收入相对较高，承担住校费用没问题，孩子们也纷纷踊跃入学。西华的罗姓子孙继承祖宗理学大师罗从彦勤奋好学的基因，带动了全校良好学风的形成；几年以后槐南中学成为永安县（市）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好的农村初级中学。由于基础打得好，从这里走出来的学子大都有所成就，永安县（市）各类人才统计中槐南乡（镇）占比很高，在外地发展的也普遍获得成功。虽然有人反映因为爷爷老家在西华，校址选择存在私心问题，但是爷爷出具的详实调查报告足以反驳问题，他顺利地过关。

爷爷退休后，本可以马上安享晚年，但他接受了新任务，担任永安市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这个担子可不好挑，因为当时老年大学专职人员极少，专任教师更是没有；受聘的老同志包括他自己没有工资，只有很少的电话费、交通费补贴；客座教师没有基本工资，授课补贴又很低。爷爷靠着人格魅力和三顾茅庐的精神，招徕一大批乐于奉献的各类人才，学校开办的培训班种类和班数越来越多，在校学员达两千多人，办成了全省闻名的老年大学示范校。这时的爷爷又开始担心自己年纪大精力不够，影响学校的继续发展，于是从65岁开始，他每年都打报告要求组织选派人员来接替自己，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过了好几年都没人来，爷爷有些着急，他说动了刚退休的原副手，组织同意后先担任副校长，熟悉情况后再接任常务副校长。可计划跟不上变化，没过多久，这位副校长感觉工作量比在职时还多，不愿意干了。爷爷只好继续超期服役，一直干到72岁，这时他盯上了已退居二线但还未到退休年纪的原部门负责人，终于把这副重担给移交出去了。鉴于爷爷丰富的管理经验，组织安排他担任了顾问一职。（图为往年的爷爷走访农家）

移交完老年大学的工作以后，如释重负的爷爷就想好好休息一阵，把身体调理好，那段时间他很少出门，就在家里看看书报和电视，但是事与愿违，由于久坐不动对腰椎不利，身体状况反而变差；在家人的劝说下，爷爷开始走出家门，开朗健谈的他受到各种群体的欢迎，心情舒畅、动静结合使得身体很快好起来。恢复健康后，爷爷又闲不住了，认真了解曾经工作过的各个单位情况，提出建议意见；积极参加老同志学习讨论会，经常代表离退休干部建言献策。关心弱势群体，自掏腰包扶危济困；一些困难亲友来向他借钱，他总是倾囊给予，也不要借条。这时的爷爷最喜欢同青少年一代交流，勉励他们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听说谁取得好成绩或有进步，就给一个红包奖励。每月一万多元的离休金不少，但乐善好施的爷爷却是“月光族”，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家人也不想说他，毕竟有钱难买乐意。

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爷爷为了应付繁多的工作，每天需要抽两三包香烟提神，过量抽烟且是档次不高的烟，使得他的支气管重度炎症，不得已戒了烟改喝浓茶提神。十年后虽然复抽了，但控制在少量中也无大碍。就是上了九十岁以后，由于记忆力减退，经常记不得自己抽过几根，因此过量抽烟损害了支气管和肺部，今年一月染上新冠病毒后，加剧了肺部症状，不爱上医院的他只好入院治疗，短暂好转后病情急转直下，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图为谢华安院士前来看望爷爷）

因为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爷爷的丧事只能简办快办，没有通知多少人，但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时候，还是有许多人闻讯自发前来送行,在福州的谢华安院士以及三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冠华等赠送了花圈。爷爷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感人事迹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