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骥远    张定平

4岁时亲身经历“永安惨案”，被炸断右臂；1976年起收集相关证据， 1995年提起对日索赔诉讼，晚年定居深圳，仍在为对日索赔奔走。

2014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也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定的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硝烟，早已散尽。但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创痛，至今仍未完全愈合。数十年来，众多的战争受害者及其亲属，站出来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通过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和一些单位提起索赔诉讼。

这些诉讼，至今鲜有胜诉的记录。对日索赔的中国战争受害者，有不少已经作古。健在的索赔者，大多也走到了暮年。但是，他们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有决心与信心在有生之年向日本讨回公道。

定居深圳的“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高熊飞，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高熊飞和母亲邵铸华的右臂被同一颗炸弹弹片削去。）

致力对日索赔近40年 

高熊飞，看上去是一个十分寻常的中国老人。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经年未改的杭州口音，吐露着江南特有的儒雅。只有右边那空荡荡的袖管才会告诉你，这位老人有着怎样的经历。

高熊飞的右臂，在1943年11月4日，福建永安遭受的一次日军“无差别轰炸”中，被一块弹片削去。那年，他才4岁。

在此后的70年岁月中，他依靠一只左手完成自己的学业，照顾自己的生活；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之后，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上世纪末，他以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的身份退休。但是，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高熊飞，在对日索赔方面并没有退休，也不会退休。

之所以有这个称呼，是因为高熊飞早在1976年就开始四处走访，努力还原1943年11月4日，那个毁灭了永安城，也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在搜集了充分的人证物证之后，1995年8月7日，高熊飞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2000万日元的损失。

高熊飞，也许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者中，行动最早、坚持最久的一位。

抗战烽火中出生的孩子

“事实上，我在1951年，就下定了决心要向日本讨回公道”，高熊飞对《晶报》记者说，那年，他才12岁，却已经拖着伤残之躯生活了8年。

一个杭州孩子，为何流落到福建永安，在那里遭遇日军轰炸？“说来话长”，高熊飞说。

高熊飞的父亲高文达，浙江余杭人氏，早年在上海师从鲁迅先生学习版画技法，后因参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被国民党当局追捕，逃离上海，前往山东大学攻读法国文学。

高熊飞的母亲邵铸华，当年是湖州一家教会医院的护士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淞沪会战期间，参与救治了大量中国军队伤病员。

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占领上海，席卷长三角地区。高文达和恋人邵铸华从湖州逃亡。辗转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地。期间，二人在汉口结婚。1939年，第一个孩子高熊飞在烽火中诞生。

1940年，受时任浙江衢州公署专员刘建绪招募，高文达在衢州专员公署粮食局任职。1941年，刘建绪调任福建省主席，将手下一班人马带到当时福建省的战时省会——永安。高文达受命担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室秘书，后任永安《改进》和《现代文艺》杂志主编、永安改进出版社印刷厂厂长等职。

父亲到福建工作之初，高熊飞还和继续从事医护工作的母亲邵铸华一起留在浙江衢州。直到1943年1月，高文达才将妻子儿女接到永安。

那一年，高熊飞4岁，正是孩子刚刚开始记事的年纪。然而，他对永安的记忆，却是从血与火开始的。

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却依然在艰难的相持之中。为了毁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侵华日军频频对中国后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作为战时省会的永安，成了侵略者重要的轰炸目标。

当年11月4日，一场浩劫不期而至。“永安的生活习惯和浙江很不一样，浙江人一般11点多就吃午饭，永安人却要等到12点半左右”，事隔70年，高熊飞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父亲还在南平出差，母亲在家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吃午饭的时候，防空警报响了。

“那天的防空警报来得很急”，高熊飞回忆说，刚开始是两短声警报声，意思是即将遭到空袭，必须迅速进防空洞；于是，永安城的老百姓急忙离开家往防空洞跑。“没过一会，就变成了紧急警报”，高熊飞说，极为短促的警报声连续响起，意味着敌机已然临空，必须立即就近隐蔽。

母亲邵铸华带着4岁的高熊飞和两个妹妹（一个3岁，一个1岁），行动不便，跑到防空洞已经来不及了。“妈妈把碗筷往锅里一丢，从床上拿来一条被子，盖在桌子上”，高熊飞回忆说，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躲在桌子底下，妹妹太小，就躺在地上，他和母亲则用手拉住被角，以防炸弹冲击波。

据当年11月13日的《东南日报》记载，那一次空袭，日本轰炸机在永安投下了100多颗燃烧弹，城内三处同时燃起大火，加以秋高气爽，火势迅速蔓延，省府路、中山路、中正路、国民路等繁华地段一片火海。炸死、烧死的人多达200余人。（编者注：各种书籍和报刊对抗战期间日寇轰炸三明地区，造成的人员、财产、房屋等损失的记载的数字都不尽相同）

“很不巧，一颗重约500磅的炸弹，就落在离我家屋子4—5米的地方”，高熊飞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强大的冲击波把覆盖在他们身上的被子、桌子掀翻，他觉得右上臂一阵剧烈的疼痛。

原来，他和母亲邵铸华的右臂，都被这颗炸弹爆炸后崩裂的弹片削去。

年幼体弱的高熊飞很快昏厥过去。后来的事情，都是听母亲等人复述的。

“我们一个院子里住着8户人家，其中两家人全部被那颗炸弹炸死”，高熊飞说，多亏有一家做粽子的邻居，看到他们母子受重伤，连忙过来救护，母亲邵铸华意识还十分清醒，提醒邻居，用麻绳把他们母子的断臂包扎起来，把房门卸下来做担架，把他们送往医院。

当天下午，高熊飞母子被送到福建省立医院住院部，院长车启霖亲自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锯骨、缝合和包扎，终于将二人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但是，由于战时缺乏抗生素，母子二人都不得不接受了高位截肢手术，永远失去了右臂。

半生寻访恩人和证据

高熊飞的人生记忆，几乎就是从4岁时右臂的失去开始的。身体的残障，给高熊飞带来诸多磨难，却也磨砺了他的攻坚克难的意志。

1956年，高中毕业的他以浙江省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1962年毕业后（因病休学一年），被分配到江西冶金学院任教，以残障之躯，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学习、工作之余，高熊飞从没忘记是谁夺走了自己和母亲的右臂，是谁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1951年，父亲高文达由于解放前曾为国民党政府做事，受到不公正待遇，家中失去经济来源，母亲由于身体残疾也无法工作，只得靠借钱度日。12岁的高熊飞就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要向日本讨回公道。

1976年5月，在江西冶金学院任教的高熊飞带领学生到福建三明钢铁厂实习。闲暇时间，高熊飞回了一趟永安，这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地方。但是，事隔30多年，当年的痕迹已经难以寻觅。当年为他们母子动手术的医师，送他们去医院的邻居，也不知所踪。

高熊飞开始了苦苦寻觅，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同时搜集侵略者的罪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20年的寻找，当年抢救他们母子二人的福建省立医院院长车启霖的后人找到了；父亲在永安工作时的友人，东南日报记者、民国著名报人蔡力行找到了；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王遂今找到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为高熊飞提供了重要的人证。

蔡力行1992年提供的书面证词说：“1943年11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福建省永安县进行狂轰滥炸，……平民伤亡惨重，……朋友高文达的夫人邵铸华和幼儿高熊飞都被炸伤……切去断臂，终生残废。”

王遂今同年提供的书面证词说：“1943年11月4日，日本侵略者空袭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我的一位在永安工作的朋友高文达妻儿都被炸成重伤，这是我所亲见的……”

致信日本天皇要求赔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日索赔是一个让国人十分陌生的话题。因为在1972年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高熊飞认为，他和其他中国受害者所争取的是“受害赔偿”，与我国政府出于中日友好大局放弃“战争赔款”并不矛盾，而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两面。

令高熊飞感到欣慰的是，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20年之后，出现了一线转机。

1992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日本前夕接受日本记者关于对日民间索赔问题的采访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对于一些战争遗留的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得到合情合理妥善解决。”

此后，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的赔偿。

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正名。这让高熊飞和其他受害者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1992年，日本天皇明仁夫妇访问中国。高熊飞给明仁写了一封信，以挂号信的方式寄给日本驻华使馆，并委托其转交。“我在信中向明仁说了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事实，并附上照片和旁证材料，要求他向我个人和中国人民谢罪、赔偿”，高熊飞说。（图为高熊飞与父母合影）

在中日两国主持正义的民间人士推动下，1994年，日本以小野寺利孝律师为首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成立。在这个民间组织的推动下，1995年8月，日本方面邀请部分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前往东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纪念活动。

1995年8月15日下午，东京市民在文化广场举行主题为“终战50年，过去、现在、将来”的集会，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来到会场。“他们三人向我们鞠了躬”，高熊飞说，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日本强征中国劳工受害者刘连仁、731细菌战受害者亲属王奕兵，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图为在日本的记者招待会，高熊飞等人在讲诉当年事件。）

随后，村山富市在会上发表了演讲，表示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必须把战争的悲惨告诉年轻一代，以便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

这就是著名的“村山谈话”。这是日本国家领导人迄今对侵略战争最深刻的反省谈话。

在此之前一周左右，当年8月7日，高熊飞与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被强征的中国籍慰安妇、731细菌战受害者等一道，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高熊飞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条约附录《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规则》，对侵华日军对不设防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2000万日元的损失。（图为日本首相向他鞠躬致歉）

官司终究还是没打赢 

高熊飞和其他中国受害者虽然获得了日本首相的鞠躬致歉，但是并没有赢得索赔官司。

经过前后18次的法庭辩论，1998年8月12日，高熊飞首次和日本政府代表对簿东京地方法院民事103庭，法庭审理了125分钟。1999年9月2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法官伊藤刚对索赔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各项诉讼请求”。

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又败诉；最终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高熊飞等受害者仍然败诉。前者判决的理由是：“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5项，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遭放弃，在审判层面上，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求”。

高熊飞认为，虽然官司没有打赢，但他们的诉讼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由于他们向法庭提交了270多份证据，使得法官在判决书中承认日本国对中国的各种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731部队”的人体细菌实验是不容置疑的，也承认了“永安浩劫”的事实。

针对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2007年4月，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发表谈话：“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作出的政治决断。我们对日本最高法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表示强烈反对。”

生命不息，索赔不止

从1976年开始收集永安轰炸的证据，到1995年在日本提起索赔诉讼，再到2007年终审败诉，高熊飞已从满头乌发变得两鬓斑白。与他同期提出诉讼的刘连仁、李秀英等人，已经先后离世。

“很多人不理解我，说你已经是副教授了，有闲工夫为什么不多写几篇论文，评上正教授职称，争取好一点的退休待遇，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高熊飞对晶报记者说。

“我认为，中国受害公民向日本政府所要‘受害赔偿’，是伸张正义的需要，是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需要”，高熊飞说，“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遭遇，是中华民族的浩劫、苦难的缩影，因此民间对日索赔，绝不是我们受害者个人的私事，而是中华民族敢于向侵略者讨回公道的大事”。

2014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原中国二战劳工及家属诉日本企业索赔案。这是国内法院首次受理相关案件。

高熊飞和其他中国受害者正密切关注着这一案件以及相关案例。既然在日本法院起诉的案件都败诉了，那么为什么不在中国的法院起诉呢？

“国际法规定，战争罪行是没有追诉期限的”，高熊飞说，在他的有生之年，索赔的行动不会终止。

“我认为，中国受害公民向日本政府所要‘受害赔偿’，是伸张正义的需要，是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需要。”——高熊飞　

（来源：深圳《晶报》2014年9月3日“非常新闻”A6-A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