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修桐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抗击外敌入侵为时最久、范围最广的一场民族自卫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正义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八年抗战期间，建宁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而幸免直接遭受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但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建宁人民深明大义，牢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古训，不抱“连天烽火，亦有世外桃源”之幻想，把沦落区同胞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视日本侵略者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踊跃投入全民性的抗日救亡斗争之中，为支援前方，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竭尽全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1995年，笔者和本县许多经历过这场战争的过来人，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这就是要把我们这辈人亲身体验和见闻的有关建宁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事实告诉后人，教育子孙后代以史为鉴，不忘过去，珍惜今天，牢记国耻，发愤图强！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面貌难以忆全。笔者仅就当年建宁抗日救亡斗争几个方面的片断加以记述，以飨读者。
宣传抗日 唤醒民众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唤起全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举国上下掀起了抗日宣传活动，建宁也不例外。
建宁的抗日宣传活动，经历了两个形式不同、效果也不一样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37年至1939年上半年。这段时间，由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实行联合抗日政策不久，国民党党禁松动，使得进步文化能够在建宁传播。如《松花江上》、《热血》、《救亡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放下你的鞭子》等大量抗日歌曲和戏剧纷纷传入建宁。当时的宣传形式以演讲、活报剧、表演唱、漫画为主。参加宣传活动的主要有大成小学、华美小学、龙溪师范等几所学校的师生和县机关团体的职员。活动时间多在集日，演出地点就在城关的街头和广场，并经常在农村演出。（图为建宁抗日救亡宣传节目排练旧址——建宁华美小学）
由于这个时期宣传的形式短小精悍，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感染力强，所以很受城乡群众的欢迎，确实起到了团结人民、鼓舞斗志的效果。像“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等凄婉悲壮的歌声，和那“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激越雄浑的旋律，不知震颤了多少人的心灵，激起了众多志士同仇敌忾、保国杀敌的决心。
与此同时，各学校还相继开设了抗日宣传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抗日教育。记得建宁中学的公民课、历史课都有校方自编的抗日历史教材内容，从戚继光抗倭到甲午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等等。
这期间的宣传活动深入人心，效果很好，有两个生动的事例足以证明。一是大成小学13岁的丁兰生同学在病危时，要求父亲丁菊山将他戴的银项圈、银手镯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日，表达了一个少年的拳拳爱国之心。二是1938年，有6个建宁籍青年激于报国热情，志愿报名应征入伍。这是建宁县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主动要求参军的先例。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前夕。这段时间，由于国民党已逐步从国共联合抗日的立场向后退，对进步文化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禁锢政策。所以，抗日宣传活动逐渐陷入万马齐喑的态势。偶尔一些零星的宣传活动，不过是点缀而已，且多是由一些社会团体（如警察局督察员高功钺主持的青年剧社）演出；演出地点也从街头、农村转到了城隍庙戏台上；演出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既有一些歌颂民族气节的进步剧目，如《中华民族的子孙》，也有一些宣扬曲线救国甚至荒诞不经的剧目，如《野玫瑰》、《箱中人》等。当时参加进步文艺宣传活动的人，最担心触犯国民党的禁忌而遭政治迫害。
笔者就曾因初中毕业前夕，在学校演出的讽刺汪伪政权的独幕话剧《冒牌秘书》中扮演了主角，而受到国民党县党部追查。当局诬陷我们是公开诋毁政府，并下令追究主持人和剧本来源。如果不是当时中学校长汪盈科出面斡旋，我这演主角的恐怕早就被送往三元集中营了。
应征入伍 杀敌救国
县志记载，建宁于1938年开始征集兵员，补充前线部队。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实行全民总动员，“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缓征”。同时，还指定了一些优抚条例（办法）：应征壮丁的家属称为征属，每年元旦、春节、端午、中秋，各乡都要举行征属恳谈会，每户征属可领得猪肉4斤、粉干2斤。同时以保为单位，向银行存储壮丁安家费一万元，作为救济征属家庭困难的专项基金。
出于挽救国家危亡的神圣职责。1938年首批应征青年全部开赴抗日前线。1940年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地方豪强势力各霸一方，兵役法成了一纸空文，当兵参战的责任完全落到劳苦大众身上，征兵变成抓丁。八年抗战，建宁究竟出征多少青年？又有多少人血洒疆场，为国捐躯？限于原有档案散失，具体数字无法核实。这确实是永恒的遗憾。笔者费尽心机，仅从县志办查得一份十分珍贵的载有战役地点和具体姓名的建宁阵亡将士名单，他们是：江元初、罗世劳、魏荣明、谢良飞、吴胡仔、吴现良、黄辉、聂子明、江金备、王学生、陈金生、张国良、赵长顺、谢紫金、魏得成、张火生、张坤生、熊兴祥、江荣庇、范益和、谢福良21人。显然，这个统计数字是不完全的。
据知情人回忆，1941年，县政府将城隍庙改为忠烈祠，供奉抗日阵亡的建宁籍将士灵位。因那儿是建宁唯一的戏院，京剧团、越剧团都在那里演出，凡到那里看过戏的人都还记得，后殿内神座上摆满了写有姓名的抗日烈士的灵牌。此外，县民政局所撰《建置志》记载，1936年起，建宁县行政建制为3个区，9个乡，83个保。据此最保守估计，每年每保出征1人，8年间当在600——700人之间，而生还者又属少数。所以，马革裹尸者当远远不止于21人。
节衣缩食 踊跃捐献
抗日战争中，建宁大的捐献活动有3次。第一次是发行战时公债，第二次是捐献飞机，第三次是认购同盟胜利公债。每次捐献活动，建宁人民都义无反顾，慷慨解囊。遗憾的是时隔50年，当时究竟捐献多少已不可知之。仅1941年捐机活动，县志办提供的数字为20余万元。当时建宁人口为5万左右，每人平均捐款4元。按当时物价水平，每百斤干谷为1元，等于平均每人捐4担干谷，为一个人半年多的口粮。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建宁人民节衣缩食，竭尽所能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
铁肩运粮 支援前线
抗日战争中，为保证军粮的储备，国民党当局把田赋从征钱改为征实（干谷），将田赋管理处改为田粮管理处。省政府指定建宁粮食调拨出口在邵武交割。那时，建宁交通十分闭塞，除了水路可供木帆船航行（且沿途险滩林立，更兼受季节水位影响），陆路全凭肩挑运输（因山路崎岖，连独轮车也无法运用）。为了保证军粮供应，抗战开始，建宁组织了450人的“支援抗日前线常备队”亦称“铁肩队”，按上头要求源源不断运送军粮去邵武。建宁到邵武旧里程为240华里，其间横亘着上7里下8里的挽舟岭。徒步跋涉就很辛苦，何况负重百斤驰驱3日，其艰苦可想而知。八年披星戴月、栉风沐雨、铁肩运粮、艰苦卓绝，这不能不说是建宁人对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血浓于水 收容难民
建宁远离战区，又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相对较为安全。当福建沿海和浙赣两省部分城市相继陷落后，大量难民就涌入建宁。
据资料表明，抗战时期，建宁县大规模收容和安置难民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37年，接收古田、永春、金华、杭州沦陷区移民183户，732人。县里采取屯垦办法安置，共划分18个垦区，平均每人配给土地约5亩，共划出土地3627亩。整个移民费用由国家负担，每户5人以上的，另贷款158元作为生产资金。
第二次是在1943年5月，据参与此次难民行列的殷金宗回忆，难民辗转流离，于农历五月二十六到达建宁。在建宁“非常时期赈济会”和“难民收容所”的帮助和安排下，他们暂时住在江西会馆（原址在建宁一中内），该会馆一共收容了100多人。赈济会除每月发给每人大米28斤外，还发动社会捐款、捐粮、捐衣救济难民。
这两批难民绝大部分后来都在建宁扎根，成为建宁大家庭的一部分。
捷报传来 全城欢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建宁最早传播这一胜利喜讯的是从浙赣前线下来，驻扎在南门徐家屋（原酒厂后面）的国民党军战地服务团东南分团第三大队（由江浙两省流亡学生组成）。当他们从无线电波收到这一消息后，全队涌上街头，引吭高歌、欢呼雀跃。一边高呼“胜利万岁”的口号，一边燃放鞭炮。城内商人和居民，不断加入这欢庆的行列。口号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此起彼伏，终宵不绝。据目击者回忆，当时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特别是战地服务团那群年轻人简直是如醉如痴、似癫似狂。他们边歌边舞、边吹口哨，还不时把帽子抛向天空，情绪激动万分。
第二天，全县举行了庆祝胜利大游行。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商店都派人参加。不少居民也自发加入游行队伍。随后举行文艺活动。那几天，建宁最出名的扎纸艺人杨远隆成了大忙人，上门来找他订购彩灯的人络绎不绝。客户以商店居多，机关次之。彩灯各式各样，有宫灯、花钵灯、骨牌灯等。特别新奇的是战地服务团订作的V形灯（V是英文胜利的第一个字母）。这是建宁历史上第一个这种样式的灯。游行那晚，人山人海，有灯的举灯，没有灯的就高擎着竹火炬。民众组织的锣鼓队、唢呐队，吹吹打打，热闹非凡。建宁中学还组织学生和战地服务团的人在南门广场同台演出文艺节目。演出过程中，社会上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如谢自强等人都情不自禁地登台献艺，不时博得满堂喝彩。庆祝胜利的活动，持续了好几天。中正小学（原大成小学）也积极组织师生参加游行宣传活动，在墟日向进城农民传播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李雪娥老师在十字街公和生药店门口，兴奋地站在凳子上向群众宣传。（图为南门广场）
的确，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彻底的胜利后，人们倍感欢欣鼓舞，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在庆祝胜利之余，也留给人们很多的思考。
记得1946年夏季，在中正小学里，笔者曾和姜雄、廖鸿等人在闲谈中提出过几个问题：蕞尔小国日本为什么能给偌大中国如此严重的创伤？中国积弱屡为列强欺凌掠夺，其原因究竟何在？尤其是胜利后的中国，北平竟发生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甚至罪犯还可不接受中国审判。这意味着什么？还有抗日胜利不到一年，国民党很快就恢复抓壮丁打内战，使广大人民修生养息的愿望彻底幻灭。这确实使人难以接受和无法理解。
总之，欢腾过去后，留在人们心头上的，却是无数难解的疑团和沉重的思索。
（来源：建宁县政协文史学习和民族宗教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