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新 华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50周年了。1934年10月，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是因当时的形势所迫。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以王明为代表的苏区中央领导，在政治上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在军事上犯了保守主义的路线错误。蒋介石集中了百分之八十的主力部队，向我中央苏区进攻，在这种情形之下，而我军却实行步步防御，步步撤退，使苏区一天天缩小，造成了极大损失。
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当时上级决定转移，首先撤退到浙鄂豫苏区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选择了中央苏区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作为突破点，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实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路上，既有大江大河、草地雪山的天险阻挡，更有地面敌军的围追堵截，空中敌机的猛烈轰炸，真可谓万里长征万里险。
夜渡于都河
1934年8月，我在瑞金红军学校毕业了（该学校于1931年开办,负责人先是周坤，后是刘伯承）。我是1932年调到红军学校特科营学习的，当时特科营只有工兵和炮兵两个连。1934年春天，红三军团在福建缴获了敌人一部分炮，有小炮和迫击炮。于是，炮兵连又分成山炮连和迫击炮连，我在迫击炮连二排五班担任副班长。后来二排排长是王寿之（福建人）调走了，由五班班长张国成代理排长，我代理五班班长。后来前方缺干部，又把张国成等一部分干部调走了，我留下来当排长。8月中旬，补充了一批新兵，成立了迫击炮连，当时没有指挥员，上级就指定我当连长，全连装备了四门迫击炮，并就地进行了1个多月的突击训练。
10月18日，我们红一方面军奉命从江西瑞金出发。出发的前三四天，部队就接到命令，要我们作好一切准备，带足3天口粮，补充了弹药、铁锹、洋镐和拉炮用的绳子等，还发了些伙食费，部队整装待发。
出发那天，因我连人少炮弹多，上级给我们40个“犯人”（即是犯了错误的人）挑运炮弹，1个人挑两只箱子，每只箱子里装2发炮弹。我们部队从瑞金向于都方向前进，工兵部队在于都河面上共架起了3座浮桥，我们是在于都东十来里的地方渡河。我们的部队共分两个纵队，即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其它是一、三、五、八、九军团，一军团司令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我们是军委直属的红星炮兵营，共3个连，一、二连是山炮连，三连是迫击炮连，我在这个连担任连长。
从瑞金出发时，最前面是一军团——开路先锋，两边是彭德怀的部队，即红三军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走在中间，最后是红五军团（即宁都暴动的部队，装备比较差，北方人多，走路比较慢，所以放在最后，罗炳辉的部队都是南方人，走路比较快，就放在两侧）。
渡于都河那天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河面不算大，工兵部队预先用一条条船只架起了浮桥，船头打了椿子，船上面铺了木板，两边用粗大的绳索拉着。我们夜间行军没有灯，就用火把在渡河时照着。上面交待，渡河时不能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当时我们下级干部只知道情况紧张，并不知道要开始长征了。
渡过于都河，通过四道封锁线又走了3天，一天下午，军委纵队命令我连拨归一军团炮兵营，为第三连，营领导赵年成，第二天就参加了战斗，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与广东之间，这里地形复杂，到处沟沟岔岔，敌人设置了许多工事，配备了很强的火力，有重炮、机枪等等，到处都布满了铁丝网、芦苇等障碍物。头一天下午，上级给我们下达了战斗任务，第二天天不亮我们的部队就开始行动了。战斗打响后，我们的炮刚开始打敌人的正面，为突击部队开路，但敌人火力很强，部队冲不上去。后来我们改变突击方向，打敌侧翼，把敌人压下去了，粉碎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来又接着粉碎了敌人第二、三、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三大主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三大纵队，共12个师，由陈诚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除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外，还有云、贵、浙三省的地方军阀，共几十万人马，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我军，企图置我军于死地。当时我们炮兵营正在掩护军委纵队通过封锁线，敌人闻讯后盯上来了，来势相当凶猛，列成方块队形向我冲杀过来。当时我的炮兵只知道拼命打击敌人后面的密集队伍，没发现前面进攻的敌人，我连处于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境地。营部发现后，立即命令我连撤退，我带领一排阻击敌人，掩护二排撤出阵地，这时一班长似乎负伤了，我自己亲自打炮；全神贯注地打击敌人的密集部队，前面的敌人冲到跟前了还未发现，直到敌人只差数十步远时我才发现，此时转移阵地已来不及了，于是，我抡起炮筒往下一翻身，滚到下面水田里去了，一步一步地爬回了自己的阵地，营长批评我说：“为什么不早撤？我以为你牺牲了。”我回答说：“我没有接到命令。”后来上级知道了，还特地表扬了我们连，上级首长们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炮弹给敌人的重大的杀伤，保障了我军夺取这次战斗的胜利。为了长征的胜利，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和精简，安置了老弱病残和伤员以及女同志，丢掉了不少坛坛罐罐，减轻了部队的负担，大大地增强了部队行动的机动能力。后来，领导上总结经验说：“坛坛罐罐被打掉了，这样也好，使我们的队伍更精干了。”
四渡赤水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是研究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算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建立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彻底地结束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使我军开始了以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新形势。这次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神机妙算的调遣敌军，继而达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保存和发展了红军部队，保证了长征的胜利进行。
1935年1月底，红军从土城附近第一次渡过了赤水河，2月中旬在二郎滩进行了第二次强渡，3月16日在贵州茅台第三次渡河，3月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3处同时渡河。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四渡赤水，在河的南北两岸来回周旋，敌人到南边来了，我军就到北岸去，就这样来回几次，把蒋介石的主力薛、周、吴3个纵队，以及云、贵、川、浙数省的地方军阀部队拖垮了、甩掉了，从而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我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困难处境。由于是不停的山地运动战，使敌人的精良装备和重型武器不能发挥作用，这样便使我军的劣势装备发挥了最大的效能，使我军越战越强，越战越勇。同时，再加上我军特有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感情，便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开始扭转了战局。
强渡大渡河
遵义会议以后，我在教导营学习了3个星期，就被调到杨得志团（一师一团）一营一连当连长。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马上把枪支交了，带上行李到营部报到，任命我当二连连长。当天傍晚我就去连里，刚赶上吃晚饭，吃饭时一个老战士冲着我说怪话：“我们连里的替死鬼来了，可是你还不能当替死鬼呐。”原来在几天前，原一连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意思是说我还不能当连长。于是我也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参加了革命，什么时候死都行。”
渡河前两天，团政委李陵作了报告。渡河时我们团走在最前面，中间是步兵连，团部的便衣侦察部队在两侧摸索前进，担负扫除沿途的民团、土匪，扫除部队前进中的障碍的任务。在渡河前一天，团长杨得志派我带领一个排长和一个班长带几个战士到安顺场渡口侦察情况，我们回来换了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天不亮我们吃饱饭出发，到达安顺场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那天正碰上赶集的日子，一个个草棚子在卖东西，时过午后，太阳已偏西了，集市上的人稀稀朗朗的，快要散集的样子。于是，我们便赶到河边，发现河边有一只小木船，经了解这只小木船是国民党一个副官和一个传令兵交通用的。那个副官和传令兵已去市场上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抓他们。由我先向那个副官靠拢，出其不意地对他下巴猛击一拳，班长便迅速地缴了他的枪，那个传令兵也早被战士们绑了起来。抓住他们后，我派了两名战士押运俘虏回团部，另留2名战士看守小木船，我带排长等几个人再到河边继续侦察，发现河对岸约有一个连的敌人，在渡口对岸有一个棚子，架有机枪，约有一个排敌人；还有一个徒石坡能靠船，有一个几十公尺的空场地，搭有一个临时的岗哨棚子，棚子很小，只能藏个把人。那天天气很热，上午下了毛毛雨，路很滑，下午又出太阳。天黑以后，我们全团进入了安顺城，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
大渡河的对岸全是石头峭壁，山上石缝稀稀朗朗的长了一些小树。那时正是春天（约3、4月间），天气不冷不热，河水流速很急，为每秒3公尺，只见河中冒出一股一股像小山头大小的浪花。在这样的急流险滩里架着小船过河，没有经验的人是不敢走险的，为了能顺利地渡过河，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本地的老艄公，他架着小船能随波驱浪前进。经过教育感化，老艄公知道了我们就是红军，乐意地接受了渡河的任务，并坚决地表示说：“我就是拼掉这条老命也要把你们送过河去。”第二天，三连的17名勇士首先渡河。在渡河中，老艄公腿上给敌人打中了一枪负了伤，我们给他包扎好，他仍顽强地坚持驾船，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是我们渡河的唯一依靠，我们部队渡河的成败与他息息相关啊！他肩负着如此重任，他怎能倒下呀！
三连连长姓熊，是个江西老俵，他个子矮小，但打仗很勇敢，一眼看去，给人以机灵能干的感觉。连队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个个英勇顽强，作风勇猛，斗志高昂。在渡河的战斗中，我们军团的神炮手赵来成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原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的炮手，被我们俘虏过来的，他打炮准，命中率高，所以被誉为神炮手，渡河前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教育他说：“这次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要好好地打。”抢渡大渡河，开始时我们是偷渡，后来被敌人发觉了，我们只好改变原计划，摆开架势进行强渡。于是，各种重火器、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都用上，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掩护部队渡河。在强烈的火力掩护下，首批渡河的部队成功了，勇士们缴到了敌人的船只，增加了渡河的运输工具。于是，我们的部队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夺取了强渡大渡河的重大胜利。
大渡河是个天然的天险，历史上石达开曾在这里遭到了覆没，因此，当时国民党蒋介石说要我们做第二个石达开，并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大肆宣传这个消息。有幅宣传画：前有高山急流，后有枪炮刺刀，中间是红军，意思是红军已走上了断桥绝路，只有向国民党投降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可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当时是大渡河的总指挥）、在杨得志同志的具体指挥下，胜利地强渡了大渡河，以铁的事实驳倒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和梦想。
通过少数民族地区
过了大渡河，部队就进入了云、贵、川地区，这些地方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再往前走，便进入到青、藏边境，少数民族也越来越多，有苗、畲、壮、白、侗、傣等民族。我们为了搞好民族关系，预先准备了一些少数民族喜爱的商品，如花布、白银、银饰品等等。苗族姑娘爱穿花花绿绿的裙子，不穿裤子，而且很喜欢年轻的汉人。有一天营部的通讯员给我连通讯，因他长得漂亮，在送饭的路上被一个苗族姑娘抓去了，关在她的家里，直到晚上还没有放出来，天黑了我们打电话问营部，为什么今天的口令还未送来？这时才发觉这个小伙子失踪了，第二天早上派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子，叫通司（翻译向导）喊话后，这个小伙子才被放了出来。
部队再往前走，便进入了生苗区了。生苗人的品性犟而野蛮，他们人人佩带有枪支、匕首。由于他们较长期地受汉人的压迫和欺凌，所以十分厌恶仇恨汉族，我们的同志常常遭中他们的冷枪而牺牲。但生苗区是我们的队伍前进的必经之路，想避也避不开，结果还是刘伯承同志想了个办法，他知道苗族的一些暗语，于是找来苗族土司，与他结拜兄弟，喝鸡血酒与他结盟，互赠礼品。这样，部队才顺利安全地通过了这个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是雪山，气候寒冷。我们走过的第一个大雪山是夹金山，略低于峨嵋山。峨嵋山海拔3092公尺，是四川西北最高的大雪山。
过夹金山前，作了一些政治动员，宣布了三点注意事项。第一，山上氧气少氮气多，离夹金山400公尺时，先要休息一下，然后跑步通过山顶；第二，遇到旋风时要马上卧倒避风；第三，在山上如跌倒，要马上把人拉走，不要停留在山顶上，否则会缺氧窒息。通过了夹金山，就到达懋功县，碰到了四方面军的宣传部队。
少数民族与国民党是死对头，过去国民党经常欺压他们，误认为我们红军是国民党的军队，恨得不得了，见到我们就打枪。我们进了村粮食都买不到，群众把粮食都藏起来了，有时我们通过通司到山上去买牦牛吃，往往也是只见牛不见人，我们只得写张字条，把钱留下。
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确实十分艰苦，因长期搞不到粮食，部队只好吃野菜、树皮、皮带等充饥，我也吃过牛皮。一天傍晚，我的文书和通讯员出去找粮食，什么也未找到，跑进一个拉喇庙，看到有一面很大的牛皮鼓，他们就割了一块鼓皮回来，用水泡软后把毛刮干净，用水煮了吃，我睡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时，他们把我叫醒了，说：“连长，快起来，我们给你好东西吃。”我吃着觉得还很可口。3天后，我们陷入了绝境——断炊了，那时正处6、7月间，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青稞还不成熟，豌豆也还是苗苗，没办法了，我们只得搞些豌豆苗来充饥，把钱放在地里，但吃了不消化，还闹肚子痛。后来又搞青稞麦子吃，更不消化，吃什么拉什么，很多同志把身体搞垮了、人疲了，树皮、茅草芯和根都能吃。在那里吃水也十分困难，那里的水是红色的硫磺水，吃了就肚子痛，拉肚子。
部队到了毛儿盖后，出现了张国焘对抗中央闹分裂，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劝阻张国焘说：历史上哪有革命者自己打自己的呀？刘伯承同志也极力劝阻，最后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说：你不想北上，要南下，行呀，那就各走各的路罢。这样，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路线斗争，我们才转危为安。
过 草 地
7月间的天气，在我们东南沿海地区早已是烈日骄阳。可是在草地上的气候却是一日多变，早晨浓雾笼罩大地，伸手不见五指，9、10点钟才见太阳，有时一阵大风平地起，乌云滚滚倾盆大雨，有时又下起了碗大的冰雹。总之，草原上多半是沉闷的天气。这样恶劣的气候，给我们部队带来了不少困难。万里无边的草地，没有人烟，没有高山，也没有丘林，地上长满了水草，没有一块干燥的立足之地，遍地水网烂泥，一不小心人就会陷进烂泥坑而不可自拔。所以，在过草地之前，就层层进行了过草地知识的教育，行进中不能往草垛烂泥里走，不慎陷入烂泥坑时应紧紧地抓住草不要挣扎，要呼喊别人来救，否则就会越陷越深而不能得救。过草地前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根棍子，在草地上一步一步地探着走。沼泽草地确实难走，人也实在疲劳，如若走偏了路标，便会连人带枪埋入地下。草地上没有村庄，没有房子，只看见一堆堆的牛马粪及干牛粪筑成的矮墙，这是牧民们搭帐篷时垒起来的，牧民是游动生活，帐篷一拆，就剩下牛粪矮墙了。我们走了六天半才走出了草地，没有看到一户人家，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啊！
突破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是一个极其险要的山口，悬崖峭壁，石柱林立，地势险要，是红军长征的必经之地。山口早已被甘肃军阀鲁大昌派了约一个营的兵力把守着，堵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敌人依托天险，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们的部队被堵在山下，无法通过。为了拔除这个“拦路虎”，师团领导亲自察看了地形，并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我们团部机枪连一位排长发现石头山上伸出了一块山嘴，嘴子上有一块小石坪。于是，他连夜用绳子爬上去，占领这个有利地形，然后用机枪火力压制敌人，强攻夺取天险。师团领导经过慎重研究，采纳了这个建议，选派了3名机智勇敢的机枪手攀上了山嘴，用机枪火力掩护部队冲锋，敌人在我山上山下强烈的火力夹击下，经近1天的激烈战斗，终于被打垮了，他们丢盔弃甲溃散逃跑，我们顺利地夺取了腊子口。
六盘山大捷
夺取了腊子口后，我们的队伍继续前进，又行军了两天，进入了甘肃边境，来到了一个回汉族杂居的小镇——哈达铺。为了胜利地完成长征任务，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
六盘山是甘肃省的一座大山，是我们长征途中的又一个天然障碍，并有敌人的重兵阻截，马鸿逵、何桂国的骑兵约4个团的兵力尾随我们，一直跟到距离吴起镇还有一天的路程时，我们利用一道峡谷，诱敌深入，当敌人进入了峡谷时，我先头部队突然掉过头来向敌骑兵扫射，后续部队堵击敌人的退路，敌人只好向两边山上跑，我左右两翼的部队早已形成了包围圈，把敌人团团围住，经一阵激战，全歼了敌4个团，缴获了许多马匹、枪支和其它战利品。
在打敌骑兵前，毛主席亲自向全体指战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的长征就要胜利结束了，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的红军会合。在长征途中敌人的围、追、堵、截没有把我们消灭，敌人失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经过这样的长征，虽然受到一定的损失，但这个损失是有价值的。现在我们所有指战员，包括伙夫、马夫，都是革命的种子。长征一结束，国际国内都会出现一派大好形势。我们即将开赴敌人的后方去抗战，去做群众工作，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创立抗日根据地。经过长征的每个红军战士，是夺取革命胜利的种子，我们这些种子要撒向全中国去，撒到那里就要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要发展壮大那里的革命力量。”
毛主席的讲话给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给广大军民夺取全国胜利坚定了信心。毛主席的讲话之后，我们又歼灭了敌人的骑兵部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与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会师。
1936年，红二方面军从湖北的洪湖地区出发长征，经过雪山草地，也胜利到达陕北。这时，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大会合，宣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结束了。
长征胜利结束后，毛主席曾经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万里长征只不过整个革命征途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的话，那是很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以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巨，以后的路程还更长”。现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要继续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系宁化籍开国少将,刘根发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