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一  仪

 初到五七农场

文化大革命后，原永安农业职业学校农场由政府接管，改名为永安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农场。我原为永安师范教员，文革初期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黑线人物而遭受批判。1969年我同永师一批“有问题”的教师被安排到五七农场劳动改造。

农场位于洛溪乡吉山甲村，这里有教室改成的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原有的大片农田和养猪场。被撤销的水电学校的部分领导和教师，城里的党政机关及农村公社中被审查的干部也被集中到这里劳动。在职机关干部也经常来这里劳动锻炼。

农场负责人张主惠毕业于集美某专科学校，在公社和县的党政机关任职，具有丰富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他为人谦和，作风踏实，发挥劳动人员中的技术干部的作用，开展农业科学实验，生产成绩斐然，曾经被邀请到县里大会介绍经验。我和其他老师一样，这时虽然心事重重，但坚持“相信群众，相信党”，老老实实劳动锻炼，以求脱胎换骨的改造，没有怨恨和怠工。那么多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那里劳动，大都保持这种心态。和我同住一间教室的有县委副书记卢元轩，他年纪较大，负责放牛，每天早出晚归，把牛喂得肚子圆圆的，傍晚回来时还带一捆茅草给牛晚上吃。有一次，老卢放牛时没看清草丛，不小心踩中了农民抓野猪的“山猪炮”，脚受了伤，没治几天又上山了。小陶公社王树声书记负责养猪，更是尽心尽意。有一天，母猪临产，他整夜守在猪栏。猪崽刚落下，不会呼吸，他就用自己的嘴给猪崽人工呼吸，救了小猪。公安局副局长吴金炳浓眉大眼，络腮胡子，膀粗腰圆，很威严，却是很和蔼的人。他和我同在蔬菜组，干起农活样样在行。他了解民情，给了我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他们都是好干部，受那么多委屈，尚且积极劳动，我辈算什么呢。

艰苦的体力劳动

我被分配在种菜组，大忙时则参加春耕和夏收夏种，连续四年参加过犁耙、插秧、耘田、施肥、灭虫、收割、打谷、挑粮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还参加种植白菜、芥菜、包菜、花菜、芋头、西红柿、茭白笋、马铃薯、葱、韭菜、花生等作物。此外还参加砍树、扛木头、运粪、挑土、割茅草、放牛等。农业体力劳动是极其艰苦的。印象中比较艰苦的是以下几种；

一是挑谷子。一百多斤的湿谷压在肩膀上走田埂小路，不但要有体力而且要有技术，肩膀要耐磨，腰腿要挺住，双脚走在一个多脚板宽的松软的田埂上，呼吸和脚步要有一定的节奏，只要其中一点不行，就会摔在水田里，效果不堪设想。并没有规定要挑多少，但劳动锻炼的信念，同事之间的比较，促使我们尽量多挑。开头挑90斤、100斤，慢慢增加。我的办法是既靠体力，也靠意志，重担在肩，硬挺也得挺过去。对此，张主惠场长曾经表示赞同。经过这样的艰苦锻炼，我终于达到农村“全劳力”的一个主要标准——挑120斤不觉太吃力，最多时能挑140斤谷子在田埂小跑，这在以前和现在都是不可想象的。人们称我为“全劳力”，在当时这是最好的表彰了。

二是扛木头。那时谈不上生态环境概念，乱砍乱伐很普遍。我也学会砍树。先按照树冠的疏密选好树倒的方向，然后在将倒的这边砍或锯，约超过年轮的一半时，往树的另一边较高的地方砍几下，定好人躲的安全地带，用手一推，树就“噼里啪啦”倒了。但更艰巨的是把树扛下山、扛回来。湿的树很重，看去不大的一棵树重可达100斤。树在肩上，越走越重，一般人多带一根有叉的棍子，既可横在另一肩上托住木头，减轻扛着木头那肩膀的压力，还可以在途中用叉撑住木头，休息片刻。山上是没有路的，荆棘丛生，石硬苔滑，真个行路难。有时要走独木桥，下面是深谷，草木交叉，不知其深浅，这时不但要考验体力而且考验心脏了，只能屏住气息，旁若无人，向前挪动，犹如杂技中的空中走钢索。说起扛木头，有一事可记。某次随大家上山扛木头，途遇一老年干部，约六十来岁，头发斑白，满脸皱纹，肩扛木头，步履轻盈。在路边上坡休息时，我们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是上杭人，当年参加红军，曾经担任区少年儿童团团长，陈丕显是团员。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已经被停职批判。上海革委会曾经两次派人找他要陈的“叛徒”材料，皆加以拒绝。原来那时陈曾经被土匪抓去，土匪头见他能说会道，活泼机灵，就收为养子，不久陈带了一把枪逃了出来。老人说，这算什么叛徒？不管上海来人怎么逼问，我都说实情。他曾经是毛主席的卫队成员，左倾机会主义领导排斥毛主席，警卫员也挨整，最后还是毛主席救了他。后来我向机关干部打听，原来这位老人是县委农村工作部刘部长。红军长征时，因为生病，没有跟上队伍，就跑到永安西洋，以做木匠为生。解放初，土匪围攻西洋区公所，老人跑步到城里报告，县里派兵赶去，消灭了土匪。老人立了功，这才被发现是老革命，于是恢复党籍，提为干部。

三是运粪。农业生产中担肥料是经常性的劳动，肩挑百斤过了关，无论挑水挑粪浇菜，给水稻田施基肥，都不在话下。这里所说的运粪是长途运送大量粪肥。那时虽有化肥，但仍以农家肥为主。农田边都挖有沤肥的坑，将大量肥料运送积存在这里待用。农场组织一批“全劳力”到城里运粪。在板车轮上架起三角形木架，架上装一纵向木棍，形如大炮，俗称大炮车。木棍上前后各可吊装四个粪桶，等于四担，由两人控制，一人在后面推，一人在前面拉。一二十人，其中有原来的书记、局长、技术员、教师等，身穿干部服装，戴着斗笠，驾着这样的大炮车队，沿着公路，浩浩荡荡行走于农场和城里厕所之间，引来沿途百姓的注目，成了永安县未曾有的景观。控制这前后八大桶粪水平衡前进，颇不容易，稍有松懈，粪水就会溢出，溅在地上身上。特别是走上坡时要用力推拉，往往满头大汗，走下坡时要减缓速度，则精神紧张，一旦控制不好，飞速滑了下去，粪桶打粪桶，那就糟了。有时急用肥料，无论刮风下雨都得去，那就更艰难了。

皮肤油黑，“改造好了”

经过三年的艰苦劳动磨炼，我基本上练就了一副当农民的身子骨，学会了一整套农业技能，掌握了大量农业知识。我的手脚晒黑，脱皮，最后发亮，人们开玩笑地说：改造好了！回想起来，那时似乎没有多大抵触情绪，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经受这种脱胎换骨的锻炼，才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时期，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今后还能当教师吗？如果当农民能养活自己吗？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只觉前途渺茫，过一天算一天吧。

1972年县里筹办一所新的中学——永安四中（后改为永安职专）。年底，我接到通知，去参加四中筹办工作，于是离开了五七农场。

（本文作者系永安一中退休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