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口——大山深处“森工情”

当年的拔口伐木场

当年的森林铁路 (1965年 许本璋 摄）

1978年综合车间工人合影

●采录：张  华

“铁路千万条，等这儿的枕木铺钢轨。”著名诗人郭小川《祝酒歌》的诗句生动描绘了当年全国林区生产的火热场景。清流县龙津镇有一个村庄叫拔里，这里山高林密，村里两条溪流交汇口被称为拔口。1958年8月，省、地、县决定在拔口建场，开展木材采伐工作。当时正值鹰厦铁路建设需要大量枕木，拔口伐木场应运而生，拔口木材从此运往全国各地，支援祖国建设。这里，留下了一代代森工人的青春和记忆，留下了大山深处的“森工情”。

江庆生老人，年逾八旬，身材挺拔，步履稳健，黝黑的脸庞上布满了岁月的褶皱与沧桑，也写满了劳动者独有的开朗与坚毅。这位老人自建场之初就来到拔口，在这里工作了43年，直至退休。如今，他退休已20年，仍然长住拔口，舍不得离开。拔口伐木场还有许许多多如江庆生这样的工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拔里，写下了一生一世的“森工情怀”。

艰辛岁月

“我是长校江坊人，18岁就来到了这里。”在拔里村部，江庆生老人开始了遥远的回忆。江庆生出生于1940年，是清流县长校镇江坊村人，在老家他当过木工，做过家具。拔口建场后向各地招工，年仅18岁的江庆生凭着自己的木工本事，于1958年9月被招进场当工人，直到2001年在拔口场退休。1958年刚进场时，场里工人有一千二三百人，有相当部分是从安徽、江苏、广东、闽南等地来的工人，也有部分像江庆生这样来自本县其他乡镇的工人。

当时场区大、工人多，为便于管理，拔口工区分为一工区、二工区、官田、荷林、左拔等五六个工区。后来因粮食紧缺及其他原因，许多工人返乡，离开了拔口场，工人逐步减少到200多人，原来五六个工区就合并成了一个拔口工区。

建场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工人们住的是自己搭建的茅草棚，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墙是用黄土糊的，屋顶用茅草、毛竹片铺就的。南方雨水多，搭建的屋棚倾斜度都比较高，雨水流得快，不容易漏雨。这样的茅草棚简陋，安全隐患也多，容易发生火灾。有一次，一位江苏籍工人，因对松油材的易燃性不十分了解，煮饭时，抓起一把松油材点火，起得快，火苗“轰”一下就蹿开了。还有一次，大礼堂旁边一座茅草棚起火，火势蔓延很快，连着烧，把场区礼堂的墙壁都烧黑了。

工人们不仅住得简陋，工作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最初，场区工人没有劳保，工人没有统一配发鞋子、服装，有的工人就穿着草鞋或者木头鞋上山。拔口场区山高林密，道路泥泞湿滑，工人们身着这样简易的服装在大山里穿行、工作，很容易受伤，山上滚滚爬爬的，衣服破了缝缝补补，一年到头也没穿过一件像样的好衣裳。后来，场区条件逐步改善，才给工人们统一配发了解放鞋和服装。

苦中有乐

从1958年起，江庆生就在木工队干，一干就是20年，其间有一年上山砍木头，后来因工伤又调回木工队做火车架。回忆20年的工人生涯，江庆生有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有大难不死的后怕，也有集体生活中以苦为乐的小幸福。

安全生产是伐木生产的重要环节，但刚建场时，许多从全国各地来的工人，对场区工作不太熟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如有的螺丝没调准，一开机，木头锯片四处乱飞。南方林区锯木头，用的是弯头锯，单手操作，有的工人操作不规范，一只手锯木头，另一只手托举树木，结果树倒下来，压到自己。

江庆生也受过两次工伤，至今仍心有余悸。一次是他参加清山班组劳动，几个小孩被分配去上山砍毛竹用来搭工棚。到了午饭时间，那几位小孩还没下山，他便上山找人，到了山上，一根毛竹突然从山上滑下来，直接插入他的胸部，造成他胸部肋骨断了2根，至今仍时常“咯咯”作响。幸运的是，没有伤到要害，江庆生住院一段时间后便出院了。另一次，江庆生和其他工人一起上山砍木头，他负责开锯口、劈安全路。这时，一位工人砍木头时突然气喘不过来，江庆生主动顶替他砍木头，让这位工人去旁边休息，不料一根枯死的木头突然砸下来，江庆生躲避不及，被砸到耳朵，再次住院，缝了三针。

伐木工作有着大家想象不到的艰辛，但工人们把大山当成第二家乡，把场区当成自己的家，也从中体会到集体生活的幸福与乐趣。

1978年，江庆生调任司务长，负责管食堂。场区食堂办得红红火火，工人们的伙食得到了一定改善，许多县、地区都前来参观取经。当时，场区养了两头猪、十几只鸭子，还挖池塘养鱼。逢年过节时，场区就杀猪、宰鸭、烹鱼，搞会餐，改善伙食。工人们聚在一起，享受节庆和丰收的喜悦，十分热闹。

为丰富工人们的业余生活，拔口伐木场还组建了篮球队，有队员十二三人，江庆生也是篮球队队员之一。县林业系统每年开展一次运动会，拔口场篮球队也积极组队参加比赛，还拿过二等奖。劳动之余，工人们还常常聚在一起下象棋，给寂静单调的拔口场区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开发好了“自留地”，拔口场又积极拓宽思路，去翁地开荒，种稻子，种柑桔，当时稻谷产量达到2000多公斤/年，柑桔种了140多亩，大大丰富和改善了拔口工人的生活。

革新发展

江庆生在老家做过木工，一进拔口伐木场，就被分进了木工队，后来还当上木工队的队长。木工队有二三十号人，主要负责做装木头的火车架、车厢等。当时木工队实行计件工资，凭技术吃饭，手艺好、效率高，收入就高。有的工人技术好，一天可以做好一个装木头的车架，有的工人技术弱，两三天才能做完一个车架。收入有差距，也激发大家争先恐后学技术。1964年，有的工人工资达到1.8元/天。后来，木工队还做床铺、办公桌，给本场职工使用，实现自给自足、自产自销。

为提高生产效率，拔口场积极实施技术改革，推进机械化操作。江庆生印象最深刻的技术革新有两次。一次是在1972年，当时他前往永安大坑伐木场学习“车架上山”的新技术，回来后就积极实施。在一些较陡的山道上安装好轨道，山顶上安装八字形的绞盘机，将装好木头的重车架从山顶沿着轨道放下山，利用动力原理，同时把山下没有装木头的空车架拉上山。还有一项改革，是建立空中索道。在山顶上装好绞盘机，将山上砍好的木头通过绞盘机拉到空中索道，刹把一刹就拉住木头，刹把一松，木头就顺着索道向下滑，一直滑到堆头。通过这些改革，大大减少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技术革新的同时，拔口场也不断推进各项改革。比如建场之初，场区成立了砍伐、溜山、清山等五六个班组，分工虽细，但不科学，有的木材砍伐后因搬运不及时，堆在山上，运不下来，时间久了就会腐坏，严重影响效益，后来进行班组改革，包片经营，实行从砍伐到搬运“一条龙”生产，提高了经营效益。20世纪70年代，原木销售因运途远，不好外销，场里便成立制裁车间，把原木裁成2至2.5米左右的枕木，加工成“小料材”外销，拓宽了市场，经营情况逐步好转。

一生情怀

“未生于斯，却安于斯。”拔口留下了许多伐木工人的一生情怀，江庆生1958年进场当木工后，便把户口迁到拔口，1960年娶妻生子，就此在拔口扎根安家。

当了20年的木工、6年的司务长，1984年江庆生调任工区主任，直至2001年退休。43年的拔口职工生涯，他从一名木工，成长为工区主任，从管理二三十号人的木工队，到后来管理200多号全场职工（含外包工），木材生产、林区规划一手抓，一年产值曾达100多万元。这期间，他本人多次获得先进个人的荣誉，拔口场的制裁车间（综合车间）还获得先进班组的荣誉。20世纪80年代末，拔口伐木场变更为采育场，生产方向由砍伐为主向采伐与育苗结合转变。

现在，江庆生的孩子分赴各地，但他多数时间仍生活在拔口。

“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舍不得离开！”我随江庆生老人走进他在拔口场一套三室的小平房里，只见屋内干净整洁，除了几件简单的电器，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家具，四方桌的桌面刷洗得看得清木头的纹理。

江庆生从卧室里拿出他珍藏的影集，有一张1966年他和木工队工人们的合影，还有一张1978年综合车间全体职工的合影。工友们穿着中山服，手里举着当年综合车间获得先进集体的奖旗，女工们还抱着小孩，画面虽然已经泛黄，甚至看不清奖旗上的文字，但集体荣誉的光芒却喜气洋洋地写在每一张脸庞上。

采访结束，临行前，江庆生又急急匆匆地从他的家里跑来，拿来几张当年拔口伐木场食堂的饭票、菜票，饭票有二两、三两、半斤的三种，菜票有伍分、一角的两种。在老综合车间旁的操场上，我们把饭菜票一张张摆开。一瞬间，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热气腾腾的食堂里，刚刚下山的工友们，拿着饭盒打饭打菜，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饭，一幅熟悉又久远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时光很近，仿佛又很远。许许多多像江庆生这样的森工人，把青春、芳华留在了大山，书写着一生一世的“拔口情”。而今天，清流县正着力打造拔口“森工文化”，小火车开进了拔口，当汽笛声鸣起，曾经的大山岁月重新再现……

(本文插图除署名外，均由江庆生提供)

来源：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