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临时借谷证”

是苏区时期非常特殊的历史票证，

小小票证背后深藏着许多

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

作为乡镇文化站的一名工作人员，罗文森长期奔走在里田乡各个村收集和记载史料。“1985年，我在洋庄村桥头自然村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正好碰到村民罗敬火捧着一个木抽屉往村外走。出于好奇，我问他去做什么，他告诉我说在清理家中橱柜里没用的东西。”罗文森回忆，当时自己瞄了一眼他手中的木抽屉，看到里面全是一些旧字纸，出于多年收集资料的职业敏感性，便喊住罗敬火，并翻看了一阵。

就是这个举动，让罗文森在一堆废纸堆里看到了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临时借谷证”，罗文森当即询问了这张纸的来历。

据罗敬火回忆，这是其婶婶在1960年饿得只剩一口气时拿给他，并叫他到村大队去问问能不能用这张条子借一些粮食，并说这是红军在杨坊活动时，向他们家借谷留下的条子，然而没等到罗敬火拿回谷子，婶婶便去世了。

之后罗敬火没有再去理会这张条子，直到1985年整理东西时，觉得没用，准备丢弃。

“为了不让这张借谷证丢失损毁，我便用20元钱向他‘买’下并收藏至今。”罗文森说，1979年，在搜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资料的时候，也曾经在李坊和廖坊各收集到一张同样的借谷证，后来上交到有关部门。

清流是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1930年1月朱德率红四军经行里田时，打了三明境内第一场胜战——“锅蒙山战斗”。不久，里田李坊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起清流县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引燃当地的革命烈火。

罗敬火的家族里，当时也有好几个人参加李坊农民暴动，罗敬火的叔叔罗光毅后来参加了农民暴动成员之一罗春苟组织的李坊乡贫农团组织。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第五次“围剿”，革命形势随之严峻，苏区域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苏区粮食及各类物资越来越紧缺，征兵筹粮越来越紧迫。

据《红色票证》一书介绍，1933年9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第13号通令，其中第五条规定：红军流动部队，因时间关系，所过地方，仓库存谷不够供给，因临时不及向支库领取发谷凭单时，得用临时借谷票的方法。

根据这一规定，红军向群众或粮食消费合作社（当时清流县长校江坊村柳恕娄谦堂就设立了粮食消费合作社）借谷，需出具借谷证。红军临时借谷证便是专门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使用，面额有五十斤、壹佰斤、伍佰斤和壹千斤四种，具有使用对象的特定性和使用性质的临时性及使用地点的不确定性，所以其借谷对象很多是个体群众。

作为中央苏区“东方堡垒”和前哨阵地的清流，由此成为第五次反“围剿”重要的粮食征集储备基地。

“红军临时借谷证”，长16.5厘米，宽10.5厘米，采用红褐色油墨印制，加盖红色印章。票面上端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票面中间注明了红军借谷、还谷或还款等有关要求及事项，并盖有主席毛泽东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的印签。

票面中间的说明有三条：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凡借出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仓库或分支库领还谷子或打价还款，但证上注明在甲县借者，不得持向乙县领取。

细细品读这张小小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可以充分了解到当时红军征粮工作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借谷证票面下端加盖的印章分析出当年借谷红军队伍的一丝线索。该票证下端一棕色方框内，写有“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向××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印为证”，并加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司令部印”方形印章，说明这张借谷证应该是在1934年5、6月后，红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经行清流里田时向群众借谷留下的收据。

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钢铁军队。1934年4月，为迟滞国民党粤军向北推进的进程，保卫红都瑞金的安全，红二十二师在中央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与国民党粤军三个师进行激战。此战，红二十二师损失过半，筠门岭失守。随后，红二十二师退向站塘，并经行清流转战闽西其他战场。

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充分证明了红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在清流里田等地活动期间，曾向当地群众借干谷若干这一不争的事实。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将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下辖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3团。六十四团团长帅荣是湖北省黄梅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文森介绍说，当年里田一带兵荒马乱，很多田地无人耕种，加之粮食产量极低，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但他们却毫不犹豫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借给了亲人红军。

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残酷报复曾将谷子借给红军的群众，在清流里田现身的这张借谷证，其最早的主人罗光毅就曾遭到国民党的迫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落实当年红军的承诺，兑现了群众手中持有的大量借谷证，有的得到了超出借谷证上借谷数量甚至是翻倍的兑换，也有的折领现金。

清流里田现身的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未加盖“兑讫”“注销”“附件”等印章，显然是一直在群众手里保存或藏匿起来的，是收藏界所说未兑换之票，更显珍贵。

“红军临时借谷证”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和游击战争初期红军部队向群众出具的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对群众言出必行、有诺必践的至诚品质，也代表着苏区人民与红军始终鱼水同心、同甘共苦的革命真情。虽历经八十余载，如今这张票证上的红色印章依然鲜红如初，正如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