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从1943年5月至1945年7月，是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走向新的高潮的阶段。

这时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日益腐败和军事上的严重危机，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福建虽偏安一隅，但同样是政治黑暗、经济破产。各地的农民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林大藩游击队，在永安附近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基层统治。永安抗战进步文化界经过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暂时沉寂，总结积累了斗争经验，面对顽固派的高压政策，逐渐地从过去轰轰烈烈的文艺宣传，转到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开展国内外政治、军事评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宣传，把进步文化活动同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融为一体，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实现民主政治而大声疾呼。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其间，《建设导报》《民主报》、东南出版社及省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等表现特别活跃。

《建设导报》创办于1943年5月，为四开四版三日刊。该报是刘建绪主闽后为推行“地方自治”而建立的言论阵地。社长谌震是刘建绪的随从秘书，总编辑周佐严（原浙江《民族日报》记者和驻金华通讯处主任，因中共金衢特委被破坏，疏散来闽，后因病住院曾由谷斯范接编），编辑谢怀丹、林子力，经理欧化群、副经理刘作舟，校对陈伟顺、周璧，钟尚文（即骆何民）也曾协助过该社工作。同年10月，谌震又请来李达仁、王石林分别担任该报主笔和采访部主任，从而使该报基本上掌握在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手中。他们除了部分摘登刘建绪的言论和有关“地方自治”的报道文章外，主要的是以多种形式刊登宣传抗日、民主和评述国内外重要政治、时事等进步文章。1943年夏秋，顽固派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办的《认识》半月刊，连续发表《第三国际的解散》《解决中共问题的根本办法》等反共文章。省党部还唆使各地三青团组织向延安发电，狂叫要“中国共产党立即解散”。《建设导报》发表了王石林的《国际一年》评论文章，该文借评述国际时局，巧妙引述斯大林答路透社记者的复函内容和英、美等国的积极反应，正确阐述了共产国际自动解散的背景和目的，驳斥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消除了人们一时的误解和担心。该报还常登载郭沫若、茅盾、邵力子等知名人士的文章。尤其茅盾的《论所谓“生活三度”》在该报转载后，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该报当时按照刘建绪的指示，发行至全省基层的“各保各校”，印数达3万份左右，影响甚广。后因进步倾向明显，各地县长拒绝代收报费而于1944年2月停刊。

这时，国民党人办的一份民营日报——《民主报》，已有较大影响。该报原名《闽北日报》，1936年创办于建瓯，1942年元旦改名《民主报》；同年10月至1944年3月底，曾与《大成日报》合并，出《大成日报民主报》联合版；1944年4月1日恢复单独发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随省会迁到福州，1947年春被特务唆使暴徒捣毁而停刊。

《民主报》社长朱宛粼，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委。总编辑颜学回（后为副社长兼总编辑），是国民党内坚持抗日进步的爱国人士。颜办报态度比较开明，先后刊登过不少抗日进步文章。尤其1943年9月迁到永安后，该报副刊《新语》聘请左翼作家董秋芳担任主编，进步倾向逐渐明显。

董秋芳是鲁迅和郁达夫的学生，抗战前夕由郁推荐来闽。这时担任福建省政府编译兼省府图书馆馆长。他随省会迁到永安后，看到这里“知识荒”超过了“粮食荒”，就积极建议购买大量进步报章杂志，并向社会开放，使许多青年读者从这里得到了革命民主思想的启蒙。董秋芳主编《新语》副刊后，就明确宣布“要求民主”和“培育青年”两条宗旨，后来还发起组织“新语读者会”，团结了一批青年作者。《新语》除发表许钦文、吴秋山等老作家的文章外，更多的是发表青年的文学作品。当时有一批热血青年，如念非，柳虞慧，灿抒、迢滔、于帆、晏石、周璧、柳无垠、戈扬、伯骥、夏侯、金来、金斗节仔等，都经常在《新语》上发表文章。董秋芳还在《新语》上组织几次关于文艺运动、社会问题、妇女解放等的讨论，引导青年正确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中央日报》（福建版）连续发表署名文章，从讥评指摘白话文运动到攻击谩骂鲁迅、高尔基，甚至公然反对民主政治，激起进步文化界的义愤。董秋芳组织进步青年在《新语》上发表大量文章加以批驳，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董秋芳觉察到《中央日报》的一些人，企图把“论战”引到政治问题上去，就及时刹车，停止论战。然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特务，在制造“永安大狱”的大逮捕中，仍然无理逮捕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其中《新语》作者就有5人。董秋芳为此发表了《沉默之美》一文，形象地指出：“自然界的最大沉默”是“代表黑暗的夜的美”，“到处阴森森，黑沉沉，似乎依稀地可以看到只有幽灵们在憧憧往来”。他希望“有生命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而要“蓬勃的生气的美”，要“阳光普照下的人间的美”。他号召人们“挣扎、战斗，争取这种人间的美。”文章发表后3天，董秋芳也被投进了监狱。

1944年8月以后，《民主报》还采纳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的建议，聘请羊枣为该报撰写社论和政治军事论文。羊枣又时常约请李达仁、郑书祥、赵家欣、叶康参等人撰写社论和其他文稿。从1944年8月中旬到1945年7月中旬前后11个月，羊枣撰写社论、评论76篇，李达仁66篇，赵家欣38篇，叶康参31篇，还有余志宏、郑书祥等，总共达210多篇。这说明《民主报》实际上已成为进步文化人士掌握的一个战斗阵地。他们利用这块阵地，抨击独裁统治，揭露黑暗现实，为民主政治呐喊，极大地推动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针对国统区基层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该报发表《豪绅与民主》（1944年6月8日）短论，痛快淋漓地抨击了由“地主、流氓、奸商、猾吏”组成的地方豪绅，如何“假借政令鱼肉民众”，又“假借民意反抗政令”的卑劣行径。文章疾呼：“豪绅不去，中国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该报还呼吁人们“要争取民主，获得民权，必须有敢于拼命的精神”。要“改革”，就“必须经过一个血腥的斗争”，不然将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假局”（1944年7月8日社论《为民主拼命》）。该报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所谓“总动员”的虚伪性，指出中国“仍然没有总动员”，“没有全面抗战”，其原因就在于“政治进步不够”（1945年2月2日社论《我们还需要进步》）。“中国之获得最后胜利，当以广大民众因振奋于政治自由而发挥其最旺盛的潜力为根本条件，因为广大民众自觉自为的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力量，因为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1945年2月27日社论《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羊枣在《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评论中指出：“敌人在整个战争中诚然必败，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抹杀我们今日的危机及其将来可能的影响”，“统一团结是实现民主的保证”，只有“实现了民主，一切当前的政治经济困难才有了解决的基础。”这些社论、文章，充分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进步人士要求当局尽早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废除一切法西斯政令，使中国真正统一团结，实现联合政府的民主愿望和强烈呼声。

▲永安出版的抗战刊物

这一时期永安的出版发行事业非常兴旺。东南出版社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它兼营的书籍出版、杂志编辑、书刊经销三项业务，都办得很出色。是抗战后期传播进步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东南出版社创办于1943年秋，谌震为社长兼发行人，江子豪（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为董事长。李达仁、李力行、王石林前后任经理。建社初期，谌震从重庆带回《天下一家》（威尔基著）、《东京归来》（格鲁著）和《联合国概观》（中外社译）三本纸型，得到刘建绪、江子豪的资助首先出版。由于纸质好，印刷和装帧水平较高而受到各方面好评。后经林乐恒介绍，郭沫若将他的译著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烦恼》及史学力作《先秦学说述林》交该社重版和出版。尤其《先秦学说述林》，是郭老十多年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永安首次出版后影响很大。该书以后经修订，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个单行本（现收在《郭沫若全集》第一、二卷）。郭老收到该书精、平装两种版本后曾大加称赞。该社经谌震、李达仁等惨淡经营，业务日益兴旺，在重庆设有分社、在桂林设代办处，与粤、湘、浙、赣、贵、川等地都有业务往来，常与《新华日报》及渝、桂进步文化团体、文化人士取得联系。该社前后共出版30多种质量较高的书籍，如夏衍的《水乡吟》，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茅盾、于潮等人在《中原》杂志发表的论文结集《方生未死之间》，张天翼、王昆仑等的《贾宝玉的出家》等，影响都很广泛。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东南与西南重庆的联系几乎切断，该社还积极配合浙、赣等地进步文化界，开展东南文化自给运动。从1945年初起，接办《联合周报》，增设门市部，并计划陆续出版五套丛书（后因发生“永安大狱”未全部实现），为繁荣东南文化作了很大努力。

《联合周报》原由《东南日报》驻永安办事处主任蔡力行主编。编辑还有蔡振扬、姚隼、马义等人。1944年2月创刊，1945年7月停刊。该刊曾举办过“永安劫后诗画展览”，展出萨一佛在1943年11月初永安被日机狂炸后的现场写生、素描等一百余幅，由留日诗人覃子豪配诗，先后在永安、建瓯、南平、沙县等地巡回展出，影响颇大。该刊移东南出版社后，实际的主编人是李达仁，主要撰稿人有羊枣、王亚南、章靳以、余志宏、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王西彦、彭世桢等。当时在重庆、桂林等地的郭沫若、巴金、茅盾、柳亚子、唐弢、艾芜、骆宾基等，也在该刊发表作品，影响甚大。

东南出版社设立的门市部，生意相当兴隆。除经销本版书刊和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外，还通过图书发行界的业务关系，从渝、桂、粤等地运回大量进步书籍在东南倾销。其中相当部分是鲁迅、高尔基、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艾思奇、华岗等名家作品；还有《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列宁传》《毛泽东传》《西行漫记》等“禁书”。这对传播进步思想，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羊枣

羊枣（即杨潮）和王亚南到永安后，把进步文化活动推到了新的高潮。

羊枣于1944年6月前后经金仲华的推荐来永安，被聘为福建省政府顾问，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组长，同时还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兼职。羊枣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他不但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而且也是一位精明干练、骁勇善战的社会活动家。金仲华说他“就像火种似的，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火朝天地出现一片进步文化的生机。”羊枣一到永安，就不知疲倦地工作，分别给《改进》《新福建》《联合周报》《民主报》《民意》及《东南日报》等多家报刊杂志撰写政治军事评论文章；同时还应聘定期给永安各界讲演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正如周扬说的：“自从他到永安，使死水般的东南文化界为之一振，出现了蓬蓬勃勃的进步活跃局面。”羊枣的文章和言论，当时在国民党中上层人物中也有很大影响。

1944年9月，羊枣得到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的支持和编译室李由农、董秋芳、叶康参、赵家欣、钱念之等人的协助，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该刊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刊物，为了避免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纠缠，特意请刘建绪题签，并以社科所和编译室的名义编发，实际上主要是羊枣主编，李达仁、谢怀丹协助编辑。该刊到1945年6月25日停刊，前后10个月，共出39期。羊枣利用这块阵地，前后发表论文54篇，40万字。他利用在美新处兼职和精通英文的条件，大量阅读来自各国的英文电讯资料，因此他所写的时事军事评论文章，比一般报刊都快捷及时，而且材料翔实，立论有据，见解独到，切中时弊。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和同盟国双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对战争全局及欧亚各个战场的战略战役态势，都有详尽的研究，深刻的剖析和精辟的论述，并以其犀利的文笔和科学的预见而令人叹服。

他对太平洋战争有过较系统的论述。1944年9月他预计盟军对西南太平洋的新攻势部署已近就绪，而且认定麦克阿瑟在攻登菲律宾的民答那峨及其他任何岛屿之前，必先攻占哈尔马里拉或帛琉岛，或更近一点的摩洛台等岛。文章发表后两天，盟军果然先后在摩洛台岛和帛琉群岛登陆（《箭在弦上的太平洋新攻势》《战镖新攻势前的敌国》）。1945年5月，他精辟地分析了希特勒德国垮台后的世界政治军事局势，准确计算了盟军为解决太平洋战争需要调动的兵力及所需的运输工具，基地和时间，科学预测了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他指出：“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空军对敌国本部的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至多三四个月，日本便可能完全崩溃”（《从柏林到东京》）。结果正如羊枣所料，文章发表不到3个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羊枣对国内抗战局势的发展始终极大关注。他对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但对国内局势发展却深感忧虑。他指出：“尽管闻盟友大胜而欣喜，我们却仍无绝对乐观的理由”。因为“敌人越是在海上失败，他必越拼命在陆上挣扎”。他呼吁当局认清今日危机的严重性，不要“轻描淡写”，“依然高喊一切绝对乐观”，“不能再谈什么诱敌深入”；而要“靠自己的努力”，“实现政治的统一团结，实施民主宪政”，“改善一切行政上、财政经济上及军事上的缺点”，集中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救命攻势（《决定意义的大海战》、《粉碎敌人的救命攻势》）。事实正如羊枣估计那样，敌人正“倾其全力”，“企图巩固大陆基地”，不但企图“打通陆上交通线，并且把西南中国与中印半岛占领区打成一片”，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豫湘桂战役（《太平洋战争新局势》）。在这个战役中，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集中最强大最精锐的力量去保卫全局的要害”，而是以“兵力不敷分配”，“战线太长”为借口，拒不调用“西北的劲旅”和“滇缅的精锐”（《环绕世界战场》）。结果日寇长驱直入，国军闻风溃逃。在这里，羊枣剔肤见骨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陈兵西北，对日采取不抵抗和逃跑政策的险恶用心。

羊枣对欧洲政争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先后发表了《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欧洲现实政治与英国》《从莫斯科看欧洲》《德意志的悲剧》《黎明的欧洲》等一系列论文。他透过欧洲错综复杂的局势，抓住支配欧洲政局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是两个社会经济制度对立，二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这些矛盾的斗争和转化，阐述了当时政争的性质、特点和趋势，指出决定欧洲和世界局势主要的不是哪一个强国的军事和外交行为，而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是必然要胜利的。历史完全证明了羊枣这些论断的正确。

羊枣的政治军事论文，当时在国内可说是一流的水平，他的不少文章被人们广为传诵，有的被美新处发往国外。他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论文，当时由赵家欣编成《太平洋战争新局势》一书，由永安“战时中国出版社”出版；有关欧洲关系的论文，由金仲华编成《欧洲纵横谈》一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印行。

与羊枣相继来到永安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被聘为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的来到，使研究所面貌大为改观，学术研究气氛迅速活跃起来，成为当时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王亚南的主持下，研究所聘用了余志宏、李达仁、谢怀丹、胡瑞梁等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由羊枣担任政治组长，章振乾担任经济组长，王自兼文史组长。

王亚南在永安虽仅一年时间，但对进步文化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孜孜不倦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并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永安完成了《中国经济原论》这部代表作，并在“经济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后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在这部巨著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质和运动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揭示了旧中国经济关系的本质。他那精辟的剖析、有力的论据和独到的见解，不仅启发了人的觉悟，而且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在国内外都有深刻的影响。王亚南针对抗战期间中国“官僚资本活动得过于猖獗”的现实，和人们对官僚资本的模糊认识，深刻剖析了官僚资本的三种形态。指出以国家，政府名义经营的企业，名义属于国有，但这只是一种外壳，实际上它是被“掌握在官僚手中，由官僚任意处置”，并使其对“所有官僚资本形态发生或明或暗的内在联系”。这对国民党四大家族企图以“国家资本”来混淆视听，掩饰其官僚买办资本的实质，无疑是个有力的揭露。

王亚南还十分注重对福建经济的研究。他在《福建省银行季刊》上发表了《福建经济总论》，并领导和组织了由章振乾教授率领的调查组，对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和经济状况进行为时3个月的调查。章在省研究院《研究汇报》上先后发表多篇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

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王亚南于1944年底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他在翌年3月问世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代发刊辞》。他认为尊重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他总结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经验后，痛切地指出：“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理解科学是关系国运的东西，丝毫大意不得；我们同时还要理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是一体的东西，丝毫歧视不得。”这个刊物先后发表了郭大力、章振乾、傅衣凌、余志宏、郑书祥、张来仪、周宪文、李达仁、谢怀丹等学术价值颇高的文章。在永安发行至第3期止，后迁福州一直办到1949年。在王亚南的积极筹备下，社会科学研究所还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王任名誉社长，余志宏、张来仪主持具体工作。该社曾先后出版“中国学术丛书”“社会科学丛书”多种。

王亚南还先后在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思想评论》。在东南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论纲》（后又经增订改名《社会科学新论》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多种著作；在《改进》《联合周报》《民意》等刊物上发表过近20篇论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永安大狱”发生后，王被迫愤然辞职，前往厦大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