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1日，在永安的少将特务俞嘉庸，接到顾祝同密电，命令立即逮捕重要“共党分子”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福建省政府参事杨潮（羊枣）。俞嘉庸召集福建省政府调查室（军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的负责人开会，制订行动计划。要逮捕的对象有些是省府要员，原想要两个调查室共同办理此案，因省府调查统计室主任易聘珍（又名易珍）不在永安，就确定由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赖文清负责。

赖文清立即电话通知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到俞嘉庸住处，部署行动。蒋海溶等建议由俞嘉庸亲自出马，向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迫使刘建绪出面逮捕羊枣和谌震，并拟定由中统永安区派一队便衣，随带武器，作俞嘉庸的随员，相机行事。另集中一批特务，次晨7时在城北门省特种会报办公处待命，待刘建绪交出两人后，再分别会同警察前往搜查羊枣和谌震的住宅以及东南出版社（永安桥尾）。

7月12日凌晨，俞嘉庸按预定计划赶到吉山的省主席公馆见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要刘建绪以商谈公事为由，通知杨潮、谌震到省政府办公厅开会，刘建绪迫于顾祝同的压力，只好照办。

7月12日早上7时许，省政府来电话，要羊枣马上去开会，羊枣赶到省政府办公厅，见俞嘉庸在座，还有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几名高级职员在耳语，谌震已先到一步，正坐在隔壁的一个不是谌震通常应该坐的房间，有人在同他谈话争论。羊枣见情况异常，知道事态不妙，立即打着“走”的主意。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没拿走进门时脱下挂在衣架上的西装，穿着白色的衬衣，装着去解手，神态自若地走出会议厅，走出省政府大门，奔向郊外山上，在榛莽中爬着向前，直到深夜11时，才到了山那边的美军航空队，找到了担任队长的美国朋友，由这位朋友护送他到了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

等在省特种会报办公处的特务，于当天9时左右接到赖文清的命令，到谌震、羊枣家里及东南出版社搜查。这群特务分三路行动，翻箱倒柜，抄查了每个角落，除找到一些苏联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日记等外，没有拿到任何他们想得到的“罪证”。羊枣夫人沈强为防备特务进一步迫害，当天下午就到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暂避。深夜羊枣到时，沈强看到羊枣的衣裤已被刮破磨碎，满身都是刺磨的伤痕。

俞嘉庸、易聘珍等特务头目，听说羊枣竟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气急败坏地派出特务到处盘查追缉，很快侦知了羊枣是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避难。他们一面派便衣特务围住美新处驻地，严密监视，一面用省政府名义向美国新闻处提出引渡羊枣的要求。兰德以羊枣是受雇于美新处的职员为由严词拒绝。特务不敢贸然闯入美国新闻处抓人，只好继续派便衣警探守在美国新闻处外面，严防羊枣再逃，并立即向重庆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羊枣避入美国新闻处后，在该处工作的进步人士彭世桢、俞励挺、萨一佛、郑公盾等曾商议，请美国人驾一辆吉普车趁黑夜送羊枣出福建。羊枣同意后，由彭世桢出面向美国人联系。美新处记者、东南分处中文部负责人爱德华·乐博和一位美国机械师同意这个办法，那位机械师还表示愿意驾车送羊枣脱险。可是兰德不敢同意，说要向重庆的上司请示。数日后，重庆美国大使馆通知东南分处，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令其不要插手。

7月15日，国民党两名特务到东南分处见兰德，谎称“要杨先生去二三天，问问清楚，就可以回来”。兰德鉴于美国大使馆已有指令，不敢再留人，便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希望能准羊枣立刻交保，随传随到；第二，如果不能交保，希望由美新处派一美籍同事与羊枣同住，直到审判告一段落；第三，审判时希望美新处有人旁听。特务口头答应。羊枣便由乐博陪同，跟特务离开了美新处。特务机关把羊枣骗到手后，立即否定了口头答应的三个条件，马上将羊枣逮捕，押送到永安吉山的省保安司令部囚禁。

羊枣被捕后，乐博非常气愤，他带着铺盖到省保安司令部，静坐、绝食了3天，表示抗议。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机械师，在1945年8月，驾车帮助上了特务黑名单的美新处工作人员彭世桢、萨一佛秘密离开永安逃往广州。乐博等美国朋友对羊枣等人的友谊，体现了正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逮捕，不断扩大，被捕者共达29人。除羊枣外，计有：周璧、彭传玺、王石林、谌震、易湘文、林子力、尤淑德、李力行、李达仁、陈耀民、姚勇来、沈嫄璋、毕平非、余敦、杨学修、贵畹兰、董秋芳、叶康参、陈学铨、潘超、曾列明、刘佐同、陈文全、李达中、赵伯衡、霍劲波、陈伟顺、钟尚文。

因羊枣事件被拘留软禁的有程星龄，被拘留的有江子豪。

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全省各地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并没有被吓倒。著名学者王亚南收拾好装着衣服书籍的小行李包，随时准备被捕。他召开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义正词严地说：“他们可以抓我们的人，但绝不能要我们做他们要做的事！”年底，王亚南愤然辞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离开了永安。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译赵家欣、《社会科学》编辑余志宏、原《建设导报》总编辑周左严等人都作了入狱的准备。

国民党顽固派的大逮捕，摧残了永安的进步文化力量。由于羊枣被捕，深受读者欢迎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出到第39期后停刊。创业不到两年就出版30余种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东南出版社也因负责人全部被捕，9月间终于被迫关闭。其他的各种进步文化活动也大都沉寂下来。然而，进步文化撒下的种子，却依旧在广阔的大地里萌芽成长，这是任何狂风暴雨也阻止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