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瑾，民国十二年二月（1923）生于南京，满族镶红旗人。” 《大田县志·人物传记》如是记载。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30余万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南京市三分之一房屋被烧毁，几乎所有的商店被抢劫一空。

当时，罗瑾一家躲进“难民区”，逃过了这场劫难。1938年1月，他回到家中，并到一家新开的“华东照相馆”做事。

“1938年元月（1月上旬）的一天，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来到华东照相馆，要我们为他冲印照片，当时我们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来取。”罗瑾在《历史的诉说》里写道。

第二天下午，罗瑾将照片冲印出来，发现有日本鬼子砍杀中国人的照片，他赶紧告诉账房“舅爷”。舅爷看了照片后神色骤变，一再吩咐他不要作声，不然会引来灾祸。

“我深切知道，照片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一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几张鲜血淋淋的照片想办法保存下来。”罗瑾趁其他人不注意，匆忙将底片拿到暗室复印，夜里用毛巾揩干，晾在案板角落上。天亮后，他用纸袋装好照片，并将纸袋贴在角落案板下面，用胶布横竖交叉固定好。此后，只要有鬼子来冲印照片，他就仔细看，如有鬼子烧杀奸淫的照片设法印下来，总共积集了30多张。

为防止大屠杀的真相败露，日军随后搜查南京市内照相馆。

罗瑾做了一本小相册，挑选出其中16张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贴起来。他在相册封面的左上角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右下角画了一把日本军刀，刀已刺进心脏，心下有五滴血；右上角写了一个方形“耻”字，下面打了一个“？”号。

“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我将画面上的心、刀、耻都勾上了黑边，‘耻’字是颤抖形的黑边，以表达我沉痛的哀悼。”罗瑾写道。

罗瑾自制的保存日军屠城暴行照片相册 （网络截图）

照片多次转移和藏匿。1941年，罗瑾被招募到汪伪政府交通通讯集训队，住在昆卢寺。为防照片被他人发现，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相册藏在昆卢寺厕所的墙缝里，用泥糊封。数日后，相册突然不翼而飞，他立即脱队逃离，先后在南京、苏州、上海、青海等地辗转。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日军第6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等日本战犯，在审讯中对南京大屠杀矢口抵赖、拒不认罪。国民政府号召市民指证日军屠城暴行。

1946年8月5日，罗瑾的通讯队同学吴旋，将相册上交给南京临时参议会。原来，罗瑾丢失的相册被吴旋发现，尔后转藏于大佛座下。这16张照片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有新闻报道，谷寿夫看到相册“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在铁证前俯首认罪，最终在南京伏法枪决。

日寇在南京屠杀我无辜同胞。 （图片由罗瑾、吴旋保存，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对这个经历，迫于生活和生命安全，罗瑾自从离开南京后就讳莫如深，辗转各地都未对人说起。”大田县教育局副局长颜良重介绍。

颜良重印象深刻。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大田县城读高中，街上有罗瑾开的“上海照相馆”。

“照相馆早年在老电影院的对面，后来搬到了凤山西路靠公园的教育局楼下，再后来又搬至电力公司边上，经营到2002年，招牌始终不变。”为此，颜良重写了一篇《罗瑾与上海照相馆》的文章。

1990年夏天，罗瑾旧友的儿子来大田探望老人，说起《文汇报》刊登的文章，有位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许多日寇残杀无辜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现在照片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这让罗瑾回想起尘封50多年的往事。

1993年，罗瑾第一次回到南京。此后，他先后多次应邀回南京确认密藏屠杀照片的遗址。1994年12月，南京大屠杀47周年祭日前夕，三明日报记者张盛生与大田县委报道组林春忠对罗谨作了独家专访，并于1994年12月9日《三明日报》“大周末”上刊登了长篇通讯《血证》。

1994年12月9日《三明日报》刊登《血证》报道罗瑾的故事。

“1995年，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南京《金陵晚报》等各家报纸、电视台记者来大田采访罗瑾。”当时颜良重在大田县委宣传部工作，认识了罗瑾。那时罗瑾是县政协委员，时年72岁，个子高大粗壮，四方脸，精神矍铄，常穿深色格子衬衫，骑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一口北方腔的普通话。

“罗瑾随儿子罗祖英来到大田，罗祖英在县石凤水泥集团公司任职。”大田一中退休教师范立洋回忆，因为“上海照相馆”能够冲洗彩色照片，学校的许多活动照片都找罗瑾冲洗，所以接触较多、常有交流。

“1994年的一天，我到上海照相馆取照片，罗老漫不经心地把照片甩在柜台上，嘴里念念叨叨。”范立洋不知何故，开玩笑说这样的服务态度可不好。罗瑾告诉他，自己刚看了报道，对当年的侵华日军兽行感到愤恨。

得知罗瑾的经历，范立洋建议他到学校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且写回忆录。在范立洋牵线搭桥下，大田职专、大田一中、大田五中、石牌中学、柯坑中学等中小学校，先后邀请罗瑾到校给师生作报告。

“罗老是个热心人，当地学校教育需要，他从不推辞，远至福州一中，都去讲课。电视台采访取镜，他不厌其烦。有一次到石牌中学拍片，从迷雾茫茫的清早，到顶着烈日的晌午，年轻人都顶不住，他却没意见，很爽快地配合。”颜良重撰文回忆。

罗瑾生前在大田县（上京矿务局）柯坑中学给学生讲述南京大屠杀见闻。（林志健 摄）

罗瑾当年的义举被拍成纪实电影《屠城血证》。1995年，他的事迹被国内外媒体广为披露，由此拍成《血证》《历史的见证》等电视纪实片，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地播映。

“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和亚洲各受害国都在举证、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许多受害幸存者、目击见证人纷纷站出来加以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已是铁证如山。现在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又兴风作浪，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为他们的侵略暴行百般开脱，我们决不答应。”2002年8月9日，《福建老年报》刊发了大田县委报道组记者张知松、林春忠采写的《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罗瑾》一文，他们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由右翼团体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一事，采访了79岁高龄的罗瑾，老人神情激动地说。

罗瑾的自传《历史的诉说》共有文章77篇，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开篇《我的童年》至末篇《抗战胜利》，记录了罗瑾的亲身经历。

“罗瑾接受了我的提议写回忆录，但是他认为自己文化不高，怕写不好。”范立洋回忆，当年他鼓励罗瑾，只要把真实的过程写出来就可以了，文章可以帮忙改。

罗瑾生前在写自传《历史的诉说》。 （林起煌 供图）

2002年，罗瑾离开了大田，原因是他的儿子先于他去世了。

2005年2月5日，罗瑾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82岁。不久，罗瑾的骨灰被护送到南京普觉寺公墓，与亡妻张凤合葬。其间，范立洋联系上了罗瑾的女儿罗梦、孙子罗峰，并且从罗峰处借来罗瑾的手稿，组织大田一中教师黄秀凤等人录成电子文档，先后修订了4次，推荐给县政协文史学习委。

“手稿是老爷子的回忆录，手写的，现在手稿还在北京传媒公司那里。”日前，记者联系到了在南京的罗峰。他说，《南京照相馆》能够在全国公映，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的诉说”，记住保护“血证”的爷爷罗瑾，一家人倍感欣慰。